新一輪技術創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加快塑造大國軍事體系和軍事競爭。工業革命以來的大國軍事競爭歷史經驗、當前的大規模國際沖突都體現出技術對軍事體系和軍事競爭的影響，尤其是軍事體系對技術的適應、不同技術和體系之間的對抗和抵消，需要從長時段的視角來把握。當前的軍事技術競爭首先是大國技術創新和應用體系的競爭，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戰略感知與運籌、作戰體系和支援保障體系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適應和把握新一輪軍事技術競爭，需要提升軍事體系效率、避免對單一技術過度依賴、增加軍事體系韌性、重視新技術風險和挑戰。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院長李晨，文章來源于《國家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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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近年的烏克蘭危機和中東沖突中，人工智能、無人平臺、高超音速導彈等新軍事技術得到廣泛運用。在新一輪技術創新推動下，大國軍事體系加速變革，進而影響全球層面和重點地區的大國博弈。新興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亦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解現當代軍事技術創新與應用的影響，需要注意幾個方面。一是大國博弈的戰略背景。相比后冷戰時代，美國與非西方大國之間的軍事技術差距明顯縮小，軍事技術領域的競爭加劇。二是軍事體系的升級與對抗是技術創新與應用的焦點。軍事體系變革不僅是多種技術變革的合力，也是技術、戰略與組織結合的合力，單一技術的發展無法實現體系變革。同時，軍事體系和技術之間的對抗也體現出非對稱性。三是要用長期視角評估軍事技術的影響，包括戰爭與和平不同狀態下技術的影響，以及長期競爭中針對軍事技術的反制和抵消。

把握當前大國博弈背景下軍事技術創新和應用的影響，要超越基于后冷戰時代經驗的思維定勢和觀念。后冷戰時代，美國在技術和總體軍事實力上都處于壓倒性優勢，其體系和技術效能在常規沖突中易于最大化發揮。當下的大國博弈則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具備壓倒性優勢，技術雖是大國軍事體系的剛需，但難以成為主導。工業革命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為軍事技術競爭及軍事技術在戰爭中的運用提供了豐富案例。梳理歷史經驗，有助于在百年變局背景下，思考軍事技術對今后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

評估當代軍事技術的創新、應用和影響，首先是實踐而非理論問題。一是俄烏和中東兩場沖突已展現出當代新興技術和軍事體系在高烈度沖突中的作用和局限。二是大國之間圍繞軍事技術的體系競爭態勢已經形成。三是各方均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聚焦大國博弈的戰略需求，并在戰略規劃與決策、作戰體系、后勤支援等各方面加快技術的創新和應用。由此，本文分為五個部分來梳理近現代長時段軍事技術對軍備競賽、高烈度沖突影響的歷史經驗教訓，評估新技術在當今國際沖突中的應用與啟示，分析大國軍事技術體系競爭態勢的形成，進而評估新技術對戰略層面的影響以及對于作戰體系的影響。

一、軍事技術創新影響的長期歷史經驗回顧

后冷戰時代軍事技術創新和運用的經驗對當代戰略思維影響較大，但這與大國軍事博弈中的經驗存在差別。回溯1990年代到2010年代，美國在軍事實力尤其是科技創新和應用上具有壓倒性優勢。分析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常規作戰階段）和2011年利比亞戰爭，中小國家缺乏反制高技術裝備的手段而無法與美軍作戰體系，尤其是其海空精確打擊力量抗衡。美軍的高技術裝備和作戰體系效能因此得到最大化展現。然而，后冷戰時代美國軍事技術壓倒性優勢產生的影響并非戰略博弈的常態，尤其不是大國博弈的常態。

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來，技術創新加速推動多輪軍事變革，影響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和戰爭沖突。從18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近一個半世紀中，主要大國之間不僅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冷戰時期進行了多輪長期軍備競賽，還爆發多場直接軍事沖突，包括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等局部戰爭和達到總體戰規模的兩次世界大戰，這為研究技術變革與大國軍事競爭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分析這些案例可從多個方面總結經驗教訓。

一是現代軍事體系不僅是技術變革的結果，也成為新技術應用和發揮效能的依托。不同的技術、裝備和平臺在軍事體系中相互依托和協作，性能越先進的技術和裝備對軍事體系內其他要素和環節的依賴就越大。具有較強火力打擊和機動能力的作戰體系對于態勢感知體系和支援保障體系都有較高依賴。在作戰體系內部，不同要素之間同樣相互依賴。例如，在高烈度對抗環境中，部署空中力量的基地以及航母都需要地面和水面防空反導力量的保護。此外，具有相似功能的技術和平臺也需為決策者和指揮員應對和處置各種情況提供多樣化的靈活選項。

單一技術能夠推動軍事體系的部分發展，但軍事體系的整體變革不是短期現象，需要多種技術應用的發展和成熟。單一技術和平臺的發展會受到體系其他部分的制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海軍引領以“無畏”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為核心的海軍技術革命，大幅提升了主力艦的火力、防護和航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新型主力艦組成的英德兩國艦隊在日德蘭海戰中，卻因為海上作戰指揮控制體系尚無法適應艦炮射程更遠、艦隊規模更大的海戰而沒有取得艦隊決戰的理想戰果。同樣，一戰西線陸戰也出現相似情況：大國地面部隊依靠速射炮和機槍等裝備提升了火力，但在機動力和防護能力沒有同步顯著提升的情況下，難以突破敵方縱深防御，從而陷入長期消耗戰。首次投入一戰戰場的坦克也不能例外，由于技術和運用方式不成熟而并未主導戰場，其卓越作戰效能被既有作戰體系抵消。可見，重大技術創新為軍事體系各要素賦能，但不會輕易導致軍事體系組成部分的消亡。以地面作戰力量為例，工業革命一個半世紀以來，退出歷史舞臺的主要兵種只有騎兵。冷戰初期，美蘇等國戰略界關于核武器主導軍事力量和未來戰爭的設想也未能成為現實。導彈時代來臨后，大中型水面艦船、裝甲部隊的生存能力不斷受到質疑，但這些平臺通過運用新技術以及與其他平臺協同適應新變化，迄今仍是海上和地面作戰的中堅力量。此外，運用新技術的軍事裝備雖然具有較高作戰效能，但高成本使之無法大規模生產和裝備，難以完全在戰爭中取代低廉成本裝備的作用。因此，海空精確打擊力量和陸基導彈都無法取代傳統炮兵。

二是軍事體系的復雜性導致軍事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成本不斷增加，國家的作用愈發凸顯。19世紀中期，克虜伯、阿姆斯特朗等軍工企業足以完成當時軍事體系中最重要的火炮的技術創新、裝備研發和批量生產，各國政府可直接購買成熟產品。20世紀中期，軍事體系機械化時代到來，伴隨航空、航天、原子能和電子等新技術的發展和成熟，軍事技術的創新和應用不僅無法由個別軍工企業壟斷，而且除了軍工行業，還需政界、軍界和學界大力參與。軍工企業不僅難以獨立承擔研發成本，更難通過基礎研究推動技術創新。而政府和軍方既要為軍工企業的研發提供支持，還要動員學界和新興技術行業參與軍事創新和研發，構建軍事技術創新應用的產學研體系。例如，美國二戰時期為研制原子彈創設“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冷戰時期為推動前沿技術軍事應用設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等等。二戰結束后，英國國力衰弱使之無法繼續支持新一代軍事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對美國的依賴不斷增加。與此同時，面對美蘇軍備競賽帶來的巨大開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任期結束時警告軍工復合體“將要為此付出代價”。

三是新技術塑造戰場，但和平時期對先進技術的期待與其戰時實際效能之間存在差距。部隊人員素質、作戰理論和條令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新技術效能的發揮。例如，德軍1940年向西歐發起進攻時，其坦克性能與數量都不如英法聯軍。但英法聯軍作戰理論過時，將坦克分散使用支援步兵，導致無法發揮坦克優勢而負于德軍。同樣，國防工業產能戰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技術裝備發揮作用。如果產能不足導致先進裝備無法快速成規模投入實戰，就無法對戰局產生較大影響。二戰后期，德國部分坦克性能優于美國和蘇聯坦克，但軍工產量無法滿足前線需求，因此質量優勢沒有抵消對手的數量優勢。此外，對手的對稱和非對稱反制也影響著技術裝備發揮效能。例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運動戰和陣地戰階段，先后依靠近戰夜戰和坑道攻防抵消美軍技術和火力優勢。在1980年代中東沖突中，以色列使用電子干擾和反輻射導彈降低了阿拉伯國家大量裝備的蘇制地空導彈對以色列戰機的威脅。

二、新技術在當代沖突中的應用與啟示

2022年以來，俄烏和巴以兩場大規模國際沖突先后在歐洲和中東爆發。兩場沖突昭示著國際格局走出后冷戰時代、大國協調缺失、任何一方都缺乏控局能力，同時也體現了新大國博弈背景下傳統作戰力量發展與新興技術應用對不同作戰形態的影響：戰場內外出現新的紐帶和聯動，單一技術和作戰力量都無力主導戰場，新興技術不斷填補作戰域和場景的空白并且賦能傳統力量。這展現出冷戰結束后技術發展對戰爭的影響。

一是軍事革命在冷戰后期和后冷戰初期已經進入體系對抗的成熟階段。冷戰結束時，美國依仗綜合國力和科技與軍事單極霸權，壟斷軍事革命成果。30年后，更多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已經掌握或者能夠快速掌握遠程精確打擊、網電作戰能力等上一輪軍事革命主要成果及其反制手段。在當下兩場沖突中，雖然美國和俄羅斯等大國軍事體系都不同程度直接參與，但戰場上并未出現后冷戰時代向技術優勢一邊倒的態勢，而是呈現多個層次的體系對抗。例如，烏克蘭危機中的信息網絡作戰和電子對抗未導致任何一方作戰體系癱瘓乃至國內輿論混亂。在俄烏戰場上，面對俄軍的反制措施，烏軍即便使用美國軍援裝備也無法長期憑借技術優勢而產生較高作戰效能。在中東沖突中，地區大國伊朗和胡塞武裝等擁有的對陸、對海遠程打擊能力，使得美國、英國和以色列的大規模防空反導作戰成為常態，扭轉了后冷戰時代西方壟斷遠程打擊作戰的格局。

二是體系對抗帶來不同要素之間的重新分工，關鍵在于保持作戰體系在高烈度沖突中的韌性。梳理后冷戰時代的常規沖突戰例可以發現，大國高度依賴海空遠程精確打擊力量，但海空遠程打擊需要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烏克蘭危機中，交戰雙方空中、海上和地面防空反艦力量體系對抗形成了空中和海上相互拒止態勢。在雙方都不能主要依賴海空力量進行遠程打擊和對地火力支援情況下，陸基導彈、地面炮兵和新興的無人機在火力打擊中發揮出更重要作用。在中東沖突中，胡塞武裝雖因缺乏傳統海空打擊力量而受到美英多次海空打擊，但依靠陸基導彈和無人機對紅海等關鍵海域目標的持續打擊，仍表現出較強生存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

三是低成本無人平臺、高超音速導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軍事技術開始塑造戰場態勢，進而改變作戰樣式。其一，在后冷戰時代武裝沖突中，大中型察打無人機作為低烈度沖突中的高端裝備，在己方完全掌控制空權且對手缺乏防空能力的情況下，主要用于態勢感知和打擊重要時段的敏感目標。烏克蘭危機初期，雙方大中型察打無人機頗為活躍，但在空中相互拒止態勢形成后，其生存能力和作戰效能下降。與此同時，基于民用技術且方便大規模制造和改裝的低成本中小型無人機在戰場中發揮了更大影響。一方面，這些低空活動的無人機受中高空的空中拒止態勢影響較小，加之成本低、可消耗且能依靠大規模使用而產生作戰效能。低成本無人機在基層部隊廣泛使用，不僅極大提升了地面部隊對敵方一線行動的態勢感知能力，而且提高了傳統火力打擊的準確度。相較于傳統空中偵察力量規模有限、不能隨時涵蓋整條戰線而只能優先保障重點方向和重點部隊，其戰場優勢明顯。另一方面，低成本無人機增加了地面部隊對敵方戰術目標的打擊手段。在戰場上，俄烏交戰雙方裝甲部隊為防護無人機攻擊，近年來在車輛上加裝多種裝置，甚至不惜犧牲裝備性能和傳統優勢改變外形，體現出低成本無人機對地面作戰的巨大影響。它依托優越的態勢感知和打擊能力，極大削弱了敵對雙方快速和大規模運用地面部隊進行機動作戰的能力，是拖曳戰場陷入僵持階段的重要因素。2024年12月20日，烏克蘭國民警衛隊“哈爾蒂亞”旅（Khartia）發言人宣布，該旅在哈爾科夫方向遂行一次完全運用無人裝備的陣地攻堅戰；在監控無人機支援下，數十臺裝備機槍的陸戰機器人和自殺式無人機協同作戰，攻擊柳奇村的俄軍陣地。這是烏克蘭危機中第一次完全依靠無人裝備遂行的進攻戰斗。同樣，無人平臺也在重塑海上戰場。例如，烏軍在黑海持續使用低成本無人艇襲擊俄軍中小型水面艦，不斷取得擊沉和擊傷的戰果；胡塞武裝使用低成本無人機攻擊海上目標，在水面作戰中構建新殺傷鏈。其二，高超音速導彈和反艦彈道導彈在兩場沖突中首次大規模投入實戰運用。這兩類導彈雖然相比傳統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具有更強打擊能力且能給防御方帶來更大壓力，但對戰場態勢的影響不及后冷戰時代遠程精確制導武器。其局限主要有二：首先，在大規模和高烈度沖突中，高價值彈藥數量與需要有效毀傷的高價值目標數量之間不匹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軍打擊一個缺乏防空反導能力的空軍基地需耗費數十枚巡航導彈，也只能達到癱瘓數天而非摧毀基地的效果。其次，新型導彈一旦投入使用就會受到體系對抗的制衡。根據美國海軍水面部隊司令布蘭登·麥克萊恩（Brendan McLane）中將2025年1月在水面部隊年會上的介紹，2023年中東沖突爆發15個月來，美國海軍水面艦船在該戰區共發射彈藥400余枚，美國海軍水面艦艇部隊和航空兵協同處置胡塞武裝巡航導彈、彈道導彈和無人機目標400余個。這些實戰戰例表明，得到作戰體系有效態勢感知和指揮控制的支持保障，大國防空反導系統能夠攔截部分新一代遠程打擊兵器。其三，人工智能在兩場沖突中發揮的作用備受關注。人工智能主要應用在情報收集與分析、防空與特種作戰中的目標識別與選擇等領域。2025年1月，美國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布拉德·庫珀（Brad Cooper）在美國海軍學會舉辦的論壇上介紹，美國海軍驅逐艦在進入紅海交戰區6到9小時前，就能收到海上作戰指揮中心發送的戰區威脅態勢評估，可據此及時調整戰備部署并在戰術上搶占先機。威脅態勢評估的快速生成離不開人工智能的運用。與俄烏戰場雙方聚焦正規軍事力量之間的對抗不同，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以打擊哈馬斯武裝為主要目標。以軍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在巴勒斯坦平民中篩選和確定打擊目標實施打擊的做法引發較大爭議。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報道，該模型被稱為“福音”（Gospel），由以軍情報部門代號8200部隊開發。它能夠依據多種信源，在10天—12天內識別出200個目標，效率是普通情報人員的50倍。然而，其信源整合與算法一旦誤判，將導致平民傷亡。在和平時期，關于人工智能軍事風險的討論集中在核武器指揮控制和自主武器等領域，但武裝沖突中人工智能接近殺傷鏈也隱藏著巨大風險。

四是新技術深度影響戰略決策和社會動員。與后冷戰時代主要依托大國軍事資源的常規沖突相比，近年來兩場沖突交戰中，各方依托新技術的發展廣泛利用多種民間資源，將民間開源信息納入情報收集和分析以輔助決策和任務規劃。例如，烏克蘭開發手機應用，鼓勵普通民眾即時上傳拍攝到的圖片、視頻等開源信息，輔助軍方掌握俄軍態勢。烏軍還獲得民用航天企業的支持，包括“星鏈”系統為野戰部隊提供網絡以及從商業衛星公司購買高清衛星圖像等。哈馬斯則在策劃行動時借助網絡地圖軟件等開源信息，還從商用渠道采購低成本民用無人機并根據戰場需要進行改裝。同時，借助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各國國內輿論和國際輿論都成為交戰和相關各方認知戰和輿論戰的戰場。

三、新技術刺激大國軍事技術體系 競爭態勢形成

當前的軍事技術競爭不再是后冷戰時代美國與西方國家主導、其他國家模仿和追趕的模式。面對新時代的大國博弈和技術革命，各方都需要升級甚至重構現有技術創新和應用體系，包括創新研發、軍工生產、規劃與采辦以及國際合作模式等。

面對國際格局的巨變，美國戰略思維更加依賴軍事技術主導，但當前美國維持軍事技術主導地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美國傳統國防技術產學研體系無法囊括新一輪軍事技術創新和應用。信息技術部分源于冷戰時代美蘇軍備競賽中美國的國防科技創新，如互聯網源于DARPA項目。但信息與網絡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在后冷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大發展具有兩大特征。第一，這一時期推動大發展的主要需求來自民用領域。硅谷作為美國信息技術創新和應用中心在組織文化上與國防部差異較大，與其聯系紐帶相較傳統軍工行業有限。第二，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硅谷與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都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和分工合作。奧巴馬政府時期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在回憶錄中坦言，美國國防部對自身困境感到擔憂：無法通過與硅谷建立和保持密切聯系，進而掌控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甚至硅谷先進技術可能通過國際交流合作被外國軍隊率先獲取。

二是主戰裝備平臺仍為多數先進軍事技術應用的載體，需要制造業規模支撐。過去半個世紀中，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經濟變革的背景下，美國出現“去工業化”趨勢，制造業規模不斷縮小。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在自身局部動員和為烏克蘭提供軍援時更加深刻認識到，產能受限影響軍隊現代化及其全球戰略推進。例如，美國造船業由于缺乏民船需求只造軍艦，導致規模大幅縮減，因而新型艦船研制、現有裝備維護和現代化改裝都受制于造船工業規模有限而不斷拖延，影響了美國海軍戰備和裝備更新換代。

三是主要盟友在軍事和科技上已經形成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日本、韓國和歐洲國家受人口老齡化和福利國家發展模式等社會經濟因素制約，難以在軍事技術創新及應用上長期大力投入。例如，歐洲國家產業結構近年來發生巨變，服務業不斷發展、制造業萎縮，嚴重制約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由此，美國盟友中的主要發達國家雖然在軍事技術創新、裝備研發和制造各環節能夠與美國同行展開合作、參與研發和生產，但無法獨當一面。

21世紀以來，非西方國家的軍事技術創新和發展逐步打破后冷戰時代美國的軍事技術壟斷。首先，美國在后冷戰時代即便尚未將非西方大國視為主要對手，但為了維持自身霸權，其地區安全政策和軍事威懾仍然對很多國家的核心利益構成挑戰，迫使這些國家加快軍事現代化應對美國的戰略壓力。這些國家首先以非對稱的方式縮小在存量技術上與美國的差距，即依托本土，重視防空和反艦能力提升以及陸基戰術導彈技術發展，在本土和周邊能夠反制美軍海空力量投送和精確打擊。這被美國戰略界定義為“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2000年以來，有條件的國家在信息和航空等領域持續投入，加快技術研發和應用，逐步形成與美軍相對稱的作戰體系，消除了后冷戰時代形成的美國與發展中國家機械化和信息化軍隊之間的“時代差”。

面對上一輪軍事革命技術紅利的消失，美國決策者期待借助技術優勢發起和引領新一輪軍事技術革命，以與主要對手再度拉開差距。2010年代中期，奧巴馬政府“將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視為主要軍事挑戰”，同時實施“第三次抵消戰略”。該戰略具體舉措就是效仿冷戰經驗，通過圍繞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新一輪技術創新，抵消對手軍事現代化成果，鞏固美國軍事霸權。然而，在新一輪技術創新和應用中，美國難以維系主導地位。美國推行的大國競爭戰略，在科技領域加大封鎖打壓，反而迫使對手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在軟件和硬件上都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在高超音速武器和第六代戰斗機領域，美國取得的進展甚至遜于中國和俄羅斯等國。上一輪軍事技術革命成果的擴散、新一輪軍事技術創新的加速，推動各方更加重視軍事技術競爭以增加大國博弈主動權。面對技術優勢縮小但戰略上又必須依賴軍事技術的情況，美國主動發起全方位的技術競爭。其一，加大投入，重組和升級技術創新體系，尤其是將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研發與應用研究機構和科技企業納入美國國防軍工體系。在聯邦政府不斷動員和脫鉤壓力下，美國新興科技公司已經改變與軍方保持距離的觀念，開始圍繞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與國防部展開軍事應用合作。其二，將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安全化，尤其是動用嚴格出口管制、打壓正常學術交流、限制科技投資等多種手段阻止對手以任何方式獲取美國先進技術應用于軍事領域，進而遲滯對手軍事技術發展。其三，與盟友共同研發和應用新興軍事技術，增大美國同盟體系的總體軍事優勢。被美國視為對手、受到打壓的大國也意識到，在新興技術上與美國拉開差距將導致重大軍事安全危機甚至國家安全風險，因而動員國內各方力量，以自主創新方式加快軍事技術研發和應用。俄羅斯對于戰場上層出不窮的西方高技術裝備的應對與反制、伊朗和朝鮮在精確打擊和無人裝備等領域取得的進展，都體現出當代軍事技術體系競爭加劇、技術創新與應用的受益者增加。

四、新技術影響軍事戰略感知與運籌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信息和空間技術的發展先后推動情報革命和軍事技術革命，給大國軍隊的態勢感知、戰略評估與決策帶來變革。隨著技術革命成果逐步搭建起涵蓋陸、海、空、天以及網絡空間、電磁空間的態勢感知、信息傳輸和指揮控制體系，新一輪技術創新持續提升主要大國軍隊的戰略感知和運籌能力。上述作戰體系在后冷戰時代由美軍壟斷，助其在軍事力量運用尤其是常規局部沖突中掌握先機和主動。然而，20世紀末期軍事革命的局限在于，可以處理的數據和信息總量不足、來源有限、分析和處理方式匱乏而導致體系容易過載，尚需人力主導情報分析和利用環節。當前的技術革命首先聚焦全面提升大國的態勢感知能力

第一，人工智能能夠有效利用大數據。太空、信息網絡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更強的情報收集能力，能夠為戰略層面和操作層面的分析和決策提供更強有力大數據和多源情報分析的情報保障。2025年1月，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人工智能應用讓情報分析人員能夠分析海量開源和秘密情報，作出質量更高的研判，輔助美國高層決策。美國海軍負責信息戰和情報事務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卡爾·托馬斯（Karl Thomas）中將也強調，在多源情報處理、利用和分發中，使用人工智能可以避免信息過載。

第二，人工智能可在評估、研判和決策環節發揮更大作用。美國空軍2024年12月提交國會的《2050年的美國空軍部》（The Department of the AirForce in 2050）報告提出，運用人工智能進行快速決策，或者作為決策輔助工具，將成為很多軍事能力的核心要素。未來，需要快速反應的作戰域，如電磁和網絡空間，可能將完全由人工智能決策主導。美軍視“印太”戰區為大國競爭的首要戰區，高度重視將人工智能運用于戰略謀劃與實施。2024年3月，“印太”司令部參謀長約書亞·魯德（Joshua M.Rudd）少將在國防工業協會（NDIA）舉辦的太平洋作戰科學技術研討會上介紹，“印太”司令部正實施“風暴破壞者”（Stormbreaker）計劃，即使用人工智能加速戰區作戰計劃制定。2025年1月，美國國防部數據與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主任達·普拉姆（Radha Plumb）接受美國“防務一號”（Defense One）網站采訪時透露，未來3個月，美國國防部將和“印太”戰區共同測試類似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檢驗其在與大國對手的高端戰爭場景中輔助美軍戰時決策的效果。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在戰略感知和運籌方面的軍事應用也給決策者和軍事體系帶來挑戰。一是戰略評估和決策涉及復雜因素之間的互動，對數據質量和算法都提出嚴苛的要求。托馬斯中將曾提醒稱，人工智能在分析評估運用中的首要挑戰是數據的可靠性和梳理。二是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預測國家行為體的戰略意圖和行動存在誤判風險。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正在展開“心靈理論”（Theory of Mind）計劃，運用人工智能分析對手戰略意圖。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沖突時期，誤判均易引發危機甚至是升級沖突的風險。三是人工智能的運用最終需要對接決策者和軍事體系。決策者如果依賴人工智能生成建議和行動方案將不得不面臨過載問題和無法從中識別出風險和缺陷的挑戰。四是人工智能與新一輪信息革命可能加劇高層對一線決策和行動的干涉，不利于操作層面發揮主動性。此外，過度依賴人工智能也會給戰略人才的成長和培養帶來挑戰。

五、新技術強化作戰體系韌性

在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受新一輪技術革命加持而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各方作戰體系建設發展之間的競爭也日益加劇，聚焦于實現平時塑造態勢、保持威懾和戰時戰勝對手的目標。與后冷戰時代相比，新一輪博弈中的作戰體系面對的作戰環境更加復雜，體系對抗帶來的挑戰更趨嚴峻。作戰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在體系對抗中持續適應、保持韌性，而新技術可為高烈度對抗環境中作戰體系保持韌性提供更多選項。

（一）后勤保障是作戰體系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后冷戰時代，美軍在各戰區擁有絕對制海權和制空權，在參與地區沖突的準備和實施階段可以從容不迫動員、投送和展開兵力，為作戰部隊提供有力后勤保障。然而，在當前新一輪體系對抗中，傳統后勤保障方式，尤其是補給線容易成為作戰體系的脆弱環節。為此，美軍提出“對抗性后勤”（Contested Logistics），強調美軍面臨著補給線威脅、機動能力和資源受限等問題。2024年1月，美國國防部高官阿蘭·夏弗（Alan R. Shaffer）在《國防》雜志撰文，闡述美軍用技術創新來破解“對抗性后勤”挑戰的思路。一是加強數據管理和共享，縮短決策周期以加速物流。二是應用增材制造和自主系統等技術解決后勤保障問題。三是應用商用技術解決末端輸送問題。

在后勤保障中，人工智能的廣泛運用不僅能夠通過大數據加速物流，還能優化主戰裝備維護保養，解決近年來制約美國海空軍戰備裝備優化的問題。2025年1月末，美國海軍學會在圣迭戈舉辦WEST2025研討會，軍工企業在會上介紹稱，“菲茲杰拉德”號導彈驅逐艦成為美軍首艘部署人工智能系統的戰艦。該系統能夠通過集成分布在全艦的上萬個傳感器的實時數據通過算法及時發現問題，提出維護保養建議，防止問題積少成多或從小到大而影響戰備。

無人系統在后勤補給線末端具有較大優勢。傳統運輸和補給裝備，如運輸機、運輸船、運輸車輛和加油機等，與主戰裝備相比，在惡劣戰場環境中生能力偏弱，容易成為敵方優先攻擊目標。無人運輸平臺不僅擁有更高機動能力和生存能力，還可減少后勤保障對兵員的需求，從而優化武裝力量人力資源。美軍針對新一輪大國競爭，各軍種都在規劃和驗證基于分散部署的作戰概念，這給傳統的補給方式帶來挑戰，尤其是在對手火力較為集中區域的分散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理論分析員諾蘭·維倫（Nolan Vihlen）2025年在《美國海軍學會學報》撰文稱，美國海軍陸戰隊需要大型遠程無人運輸機才能支撐遠征前進基地作戰行動。同樣，美國海軍現役航母艦載機航程和作戰半徑也難以適應當前大國競爭，尤其是西太平洋的作戰環境。而傳統空中加油機在第一島鏈周邊也難以生存，美國海軍為此研制的MQ-25A型隱身無人加油機將于2025年展開航母試驗。

（二）作戰體系的核心作戰力量不斷加速新技術應用、提升體系效能和強化主要方向的威懾與戰備

近年來，為讓新技術快速生成戰斗力，各方都重視新技術應用與現有體系和傳統平臺之間的融合。一是基于現有遠程打擊力量和平臺加緊部署高超音速導彈。鑒于美軍在該領域未能領先，各軍兵種都在加速追趕。美國海軍已經開始改裝火力無法適應當前和未來作戰環境的“朱姆沃爾特”級隱身驅逐艦，使之能夠裝載高超音速導彈，并且計劃在“弗吉尼亞”級核攻擊潛艇上裝載高超音速導彈。美國空軍和美軍地面作戰力量，如陸軍多域特遣部隊和海軍陸戰隊瀕海作戰團，均在編制上為部署高超音速導彈作好準備。二是各方不斷調整對高端無人平臺的期待：從早期設想無人平臺大幅甚至完全取代有人平臺，到重視有人和無人平臺的協作與融合。例如，在空中作戰體系創新中，有人和無人作戰飛機協同的“忠誠僚機”（Loyal Wingman）概念引發各方重視。在地面作戰體系中，包括仿生機器人在內的無人平臺可以納入作戰體系與傳統作戰力量配合，在復雜戰場環境中避免人員傷亡和更加高效地完成偵察、掃雷、破襲等作戰任務。在高烈度對抗中，大型高端武器平臺的脆弱性增加，其數量受成本限制難以支撐長期消耗。新技術賦能的低成本、可消耗的武器裝備不僅成為作戰體系韌性的重要支撐，也成為攻防焦點。基于對烏克蘭危機一年多的觀察和分析評估，美國國防部2023年啟動“復制者”（Replicator）計劃。該計劃第一期重點是短期內大量研制低成本無人裝備，在第一島鏈周邊抵消中國軍事力量的規模優勢。“復制者”計劃第一期開始實施后，美軍“印太”司令塞繆爾·帕帕羅（Samuel Paparo）叫囂在臺海潛在沖突中營造“地獄場景”打敗中國。然而，美軍也意識到，自身無法壟斷低成本無人裝備，在日常行動、危機應對和武裝沖突中均將面臨大規模低成本無人裝備的威脅。雖然目前很多低成本無人裝備的殺傷力尚不能與傳統高科技武器相提并論，但其大規模使用仍然會造成對方高科技武器的大量消耗，進而砸出對方作戰體系的漏洞。2024年4月，伊朗采用無人機和導彈反擊以色列，美國空軍第494戰斗機聯隊參與攔截作戰。美軍在這場對戰中擊落無人機80余架，但美軍戰機在攔截中不僅打光了所攜帶的空空導彈而不得不使用機炮作戰，甚至發射空對地導彈打擊低空目標。因此，“復制者”計劃第二期將反無人機技術作為重點，美國國防部甚至還制定和實施反無人機戰略。

（三）人工智能技術在作戰中發揮的作用與日俱增

人工智能首先賦能傳統作戰平臺。例如，在大規模防空反導作戰中，人工智能可參與目標識別、跟蹤和快速生成火力打擊方案。美國空軍基于F-16戰斗機進行的人工智能空戰試驗體現出，其操縱主戰裝備執行作戰任務的優勢和潛力。其次，人工智能技術對最大限度發揮低成本無人裝備作戰效能不可或缺。低成本裝備在大規模使用時才能發揮讓對手應接不暇的優勢。無人平臺大規模的編成、機動和打擊，尤其是對不斷變化的戰場環境進行快速反應，都要依賴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實現。最后，人工智能在日常戰備中也能助推實戰化訓練。美國海軍信息戰中心（NIWC）2025年1月展示了其人工智能模型，該模型可快速導入實時數據、生成虛擬作戰場景并支撐訓練和規劃。由于軍事體系對人工智能的戰略需求不斷增加，以及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體現出巨大潛力，美軍謹慎對待自主武器的態度開始變化。拜登政府末期，美國海軍和空軍先后發布的“33號計劃”（Project 33）和《2050年的美國空軍部》等軍種戰略規劃中，都將自主武器視為未來作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工智能在軍事上更加深入廣泛的應用還需克服至少兩方面困難。一是武裝力量編制體制和作業流程需要不斷調整，才能發揮人工智能優勢。以美軍為例，當前主流的規劃和決策流程以及指揮機關的編制，均是便于梳理和應用靜態數據。要發揮人工智能作用，就必須不斷匯總和梳理高質量的實時動態數據，需要在各級指揮機關設置相關崗位和部門。二是當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主流開發和應用路徑高度依賴大規模算力和能耗，但很多軍事應用場景尤其是一線部隊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依靠有限硬件支撐的“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后，引發美國國防科技界的關注。部分美國人工智能企業高管和專家認為，DeepSeek可能為人工智能的軍事應用開辟更廣闊天地。 結論：對大國博弈的影響

新一輪軍事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推動大國軍事體系變革，人工智能在諸多新技術中的影響最廣。各方根據不同戰略需求和環境變化在體系變革上采取不同路徑，已成為大國長期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軍事技術競爭不是大國關系中的規則改變者，但也帶來了新挑戰。

大國軍事體系的變革涵蓋戰略感知與運籌、后勤支援體系和作戰體系的變革。在態勢感知與戰略運籌上，新一輪變革包含基于大數據和多源情報分析的態勢感知，以及人工智能助推的戰略評估、規劃與決策。在作戰體系變革中，傳統的高成本主戰裝備平臺雖仍可應用新技術進行更新和升級以適應新作戰環境，但不再主導新的作戰體系。經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賦能，低成本平臺尤其是無人平臺在作戰體系中發揮了更重要作用，推動在跨域聯合作戰中新一輪的高低搭配、人機協同，為遂行不同任務提供了更多選項。新技術賦能后勤保障也提升了保障力量對于復雜戰場的適應程度，增強了作戰體系的韌性。

軍事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成為當代大國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多技術領域，后冷戰時代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導和引領、其他國家效仿和追趕的格局已經被打破。因此，軍事技術競爭成為大國之間創新和應用體系競爭的組成部分。隨著各方差距縮小，需要應用技術實現戰略目標，這使體系對抗成為大國軍事技術競爭的主要特點。而技術應用在體系中相互協作，以及技術之間、體系之間相互抵消，又制約了技術轉化為壓倒性優勢。

如火如荼的軍事技術競爭也帶來一系列新老挑戰。一是長期來看，對于新技術影響的期待和其在復雜環境中的實際效能之間將存在差距。各方在軍事現代化進程中對技術，尤其是單一技術的過度依賴可能成為軍事體系的短板。二是人工智能和其他信息技術的發展難以在戰略、戰役和戰術各層面達到完全透明，“戰爭迷霧”無法消除。因此，評估、分析和決策不能過度依賴技術工具。三是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產生的影響超出軍事領域。為謀求軍事優勢而將技術創新和應用“泛安全化”，以軍備競賽和軍備控制的思維定勢應對技術競爭，將忽視技術在更大范圍產生的機遇、風險和挑戰。

在大國博弈背景下，應對新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創新和應用，首先需要加強軍事技術創新體系建設，不僅需在研發、生產和應用各環節加大投入，還要消除各部門內部、各環節之間的障礙和堵點，為相關部門和行業建立更加常態化的溝通交流、信息共享和及時反饋機制，推動更加高效的協作。其次，軍事體系既要強化戰略評估與決策、創新軍事思想和作戰理論、變革編制體制和適應新技術的發展，同時也要重視體系對抗的影響，避免技術決定論和路徑依賴。在戰略和實操層面，則需發揮人和軍事組織的主動性，駕馭技術，以戰備為導向，不斷提高軍事體系的績效和韌性。最后，大國需要認識到，技術是戰略的剛需，但不是戰略的主導。各方既要不斷圍繞新技術帶來的風險挑戰進行交流對話，也要不斷推動新技術改善民生和解決全球問題的合作。■

文章來源于《國家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