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儒學代數學”的《大學》

在儒家經典系統中，《大學》稱得上是經典中的經典，在儒學傳統上發揮著結構性奠基的重要影響，歷久而彌新。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它提綱挈領地回答了作為儒家核心義理的兩個切要問題——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人如何成為這種人？簡單地說，前一個問題，《大學》通過明確具體的人生“規模”整體設計做了回答；后一個問題，《大學》則提供了人生修為的具體工夫節目及其次第。

在人生“規模”上，《大學》以“大”為期的指向是明白無疑的，“大學”首先應理解為“大人之學”。中國傳統的“大人”觀念，既可以“位”言，也可以“德”言。《大學》之旨趣，可將兩面均涵蓋進來。以位言，大人必經學，方能知職分之所當為，與其治世之目標；以德言，大人經此學，則有以垂教萬民、志在天下之規模。使有位之大人，知其所當為之分；使有德之大人，明其所當期之的。一方面，學的觀念得到肯定和倡揚，將大人之“大”納之于學方得，不過，如孔穎達所釋，能夠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方能稱為“學之大者”。另一方面，為人的應然狀態指明方向，王船山訓釋《大學章句》道：“謂夫大學者，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業者也”，就說明了這個道理。更重要的是，“大人之學”為達致價值理想和德業境界提供了工夫論的進路。也就是說，“大人之學”之“大”不僅具名詞義，而且具動詞義。“大”為光大、成就、教育養長的意思。何以為“大”？為有工夫節目、為學次第爾。《大學》工夫節目詳備、為學次第分明，從條目上講，有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內外涵括，包羅全面；從次第上講，包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一承進，功效明著；而且，《大學》工夫，首尾為一，有本有末、有先有后、有始有終，次序有節，相承謹嚴。宋儒王柏形容為：“博而不露，約而不晦”、“血脈不斷，而節拍從容”。《大學》工夫兼具入手性、全面性、次序性、延展性的特點，由此工夫教法以建立大本、挺立身心、安定立身處世之極則，大中至正之道可得而入。所以說，《大學》“指學道之正路”（胡宏語），是“學者入圣域衢路”（張九成語），“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伊川語）、“需從此學則不差”（明道語）。

《大學》在工夫節目、次第和進路上的整體規劃，為儒家文化滋養下的人們“代入”人生修為提供了基礎性路徑。這一“代入”并非人生的某種簡單籌劃，而是同時預示著人生效驗的應然獲致。因為《大學》的工夫規劃有著“在止于至善”的提點，即在一種極致的工夫推進中，獲得人生的貞定（“知止而后有定”）。相應地，“近利”“小成”的人生取向，則會在此進程中被予以規避和拒斥。這一“代入”還為塑造儒家價值傳統夯實了理念根基，作為其規模設計和工夫路徑的思想內核，《大學》承續孔子“修己安人”之價值指引，并將之理論化、層次化、系統化地框架展開，內圣外王的價值理念由此顯豁。即使漢唐間論及《大學》較少，亦不能出此矩鑊，鄭玄解“大學”為“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韓愈引用《大學》意在強調“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都表明了這一點。這一“內圣外王”價值理念經程朱理學闡揚之后，更進一步在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理論與實踐中，深深灌注到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義理結構中。被稱為元代“立國規模”的許衡，傳播理學過程中最重視的經典就是《大學》，強調“必如古者《大學》之道”；被稱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弘揚教化過程中唯一系統評述的儒家經典就是《大學》，力申“《大學》一書之所為作，凡為此而已”。《大學》以其獨特的“文本-理念”的雙重優勢成為儒學發展過程中（儒門淡泊之際尤顯）不可或缺的經典依傍。

《大學》三綱八目之架構嚴密規整，理論脈絡之展開條暢順適，概念范疇明晰且頗具涵蓋性，導致《大學》亦呈現出鮮明的“形式”性。如朱子對《大學》分經別傳，以之為立規模之典，稱之為“綱目”“間架”“腔子”“地盤”“坯模”“食次冊”“行程歷”等；牟宗三先生稱《大學》“列出一個綜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觀實踐之綱領”。但若由此徑謂《大學》只是一個空殼子，“只說一個當然，而未說出其所以然，在內圣之學之義理方向上為不確定者，究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決定”，則有待商榷。所謂讀《大學》以立其規模，亦是此意，“規模”即規矩、模范，模范言其形式有型可范，規矩言其內容有法可依。以形式上看，《大學》為一腔子、間架，節目清晰，此所謂形式義；從思想取向言之，《大學》歸宗儒學，且以明德內蘊心性本體之義，此所謂頭腦義。八目非僅條目形式，而是皆內具頭腦，如平天下與治其國者，異端雜學亦可有言，但《大學》定之孝悌慈之義與絜矩之道，則儒學之體立焉。各條目之頭腦，又無不本于“明德”，本末一體，終始一貫，故可曰“明明德于天下”也。頭腦義和形式義結合起來，《大學》實從本體和工夫兩個層面奠定儒學之為儒學的基本規模，提供儒學基本的理論架構和思想范式。至此，在前述人生方向、工夫規模、思想理念的基礎上，《大學》的“儒學代數學”特質具有了新一層義涵：《大學》在后世儒學發展脈絡中備受期重，與《周易》作為“宇宙代數學”（馮友蘭語）而“皆可援易以為說”（《四庫提要》）相類，或援之為說，或代入己義，成為儒家傳道闡教之圣典。

這層義涵顯示出從《大學》走向“《大學》學”的內在必然性，此尤以宋明理學視域下的《大學》學最為代表。《大學》實乃宋明理學的重要經典資源，豐富了其理論話語體系，成為其為學宗旨的重要來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宋明六百年理學家發論依據之中心”（錢穆語），《大學》型塑著宋明理學理論范式變遷之大勢——從收攝的格物（朱子），轉進到統攝的良知（王陽明），轉出為歸密的誠意（劉蕺山），直至歸結于持定的正心（王船山），理學范式的結構轉換體現為依循于《大學》工夫脈絡的螺旋式展開。理學格、致、誠、正的理論范式發展背后的思想推動力，透顯出經典在思想發展過程中的范導和軌約效應。當然，在經學與哲學的互動下，經典本身也獲得了極大的生命張力，歷代儒者在《大學》詮釋中植入自己的思想已然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理論趨勢。僅以《大學》作為帝王之學的譜系為例，朱熹在《經筵講義》就將《大學》視為“帝王之學問”、“人主之心法”，真德秀《大學衍義》進一步闡發稱“《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邱浚《大學衍義補》以之為“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湛若水《圣學格物通》認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全部代入“格物”以通之，等等此類均是《大學》作為“儒學代數學”的理論結果，也極大拓展了《大學》自身的理論空間。

總體觀之，方向上，《大學》倡大人之學、學以成人；工夫上，《大學》明條目次第、節節有序；理念上，《大學》主內圣外王、止于至善；學術上，《大學》含理論框架、范式演進。從工夫理路到思想脈絡，《大學》統貫儒學之全體；從《大學》到《大學》學，可以成為儒學思想及其發展演進的一個具有學術解釋力、思想穿透力的透視點。唐君毅先生曾言朱子列《大學》為四書之首，即已預定了其后“八百年來中國思想之發展，實循《大學》八條目之次序”，“雖曰偶合，亦足為奇”。這一觀察亦很好地印證了作為“儒學代數學”的《大學》的歷史效應及其理論價值。我們今天的《大學》詮釋與研究對此有充分的理論自覺和歷史省思，或將更有助于把握儒學思想發展的應然方向。

作者：程旺，北京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