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10月6日晚,從釣魚臺的家中被帶走“隔離審查”后,中央就成立專案組,對“四人幫”的罪行進行查證,以待日后的清算。江青被提審時,表現得有些許“滑稽”,或者說另類。
每次在被提審結束時,她總是會把嚴肅的面孔,快速一變,變成笑容,然后端起水杯,拿起學習材料,向提審她的專案人員,一一鞠躬、道謝,然后慢慢離開。這跟被提審時,她的表現截然不同:時常質問提審人員,動不動怒吼嚷叫。
但是有三件事,江青最怕提審人員問起;每每提起,她要么心虛低頭,要么拒絕回答。
第一件事:在“文革”中,江青負責的專案組將少奇同志,誣陷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當年,她跟康生不可一世,欲掃掉最大的障礙少奇同志,欲將其置之死地。
于是在她跟康生的指示下,讓負責少奇同志專案的人,采取逼供的手法,連續幾天時間折磨被逼供者,把他們弄得精神崩潰、神志不清,然后就會按照江青、康生等人編造的說法,做不實證詞。江青、康生等人將不實證詞整理成材料,報給毛主席,真實的材料就被他們壓下或毀掉。
因此弄出全國第一大冤案。而江青對這件事想推卸責任,無論如何也推不掉。所以每當問起江青這件事,她都是岔開話題,或是顧左右而言他。
第二件事:在“文革”中,一大批高級領導干部、著名民主黨派負責干部和愛國民主人士遭到陷害。這是江青主動想要陷害這些人的,她向康生主動索要名單。而這些人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批示,要保護的。這件事上,江青不能往上推、也不能往下卸,所以她總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第三件事:在“文革”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公然違背毛主席的明確指示,又搞出了一個“批周公”、“批走后門”的事情;并且,她還指使人向毛主席告周總理的狀,說他有問題,說黨內還存在“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毛主席后來發現了這是江青等人搞的陰謀詭計,所以在1975年5月,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江青等人。
毛主席不止一次說,他們搞“上海幫”、“四人幫”。有時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時,還會說:“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還要搞呀?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自己做黨的主席。”
此事若沒被毛主席及時發現、制止,周總理恐怕難逃一劫,成千上萬的干部、群眾將會被株連,危及他們的身家性命。
被捕后,專案人員向江青查證,她直接裝瘋賣傻,胡言亂語。而那些事情,分明就是江青一手策劃的。因此,每當提審的同志問到,她總是會故意大吵大鬧起來。
從江青最怕提到的上述三件事上,不難看出,江青自己也是知道,自己在“文革”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她試圖采取“迂回”的不答方式,來減輕或者說避免自己將要受到的懲罰。
最終在1981年1月25日,江青受到特別法庭的公開審判,嘗到了自己種下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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