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逐漸崛起，并形成了獨特的階層文化。

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在這漫長的發展歷程里，士階層始終存在，并不斷壯大。

他們作為與貴族階層對立的群體，無比關心國家大事，擁有參政議政的積極性，熱衷于“學而優則仕”。

士階層發展的頂峰時期，或許就是宋朝。

古代士階層有著十分明顯的階層特征，他們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富，基本延續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的特征，具有多元性和多樣性。

而且他們觀念自由，不受束縛，思想活躍。

另外，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擁有體面的形象，也能受到他人的尊重。

士階層這些顯著的特征，分別有著怎樣的具體體現呢？這些特征，又會對整個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思想多元，不受限制

士階層崛起于春秋戰國時期，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

在混亂的政治局勢當中，各大學術流派為了獲得統治階層的認可而大顯神通，奇招百出。

儒家學說強調德治，希望統治階層能夠以德服人。

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教化之后的美德。道德是維系社會平穩發展的最高標準，也是儒家思想所強調的準繩。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唐朝的詩句，用來描述儒家思想也極為恰當。

他們希望全社會能夠恢復傳統價值體系所強調的禮樂宗法，恢復原始的社會秩序。

那些彰顯仁義道德的諸侯國君主，必然會將儒家思想視作自己的統治工具。

他們會利用儒家思想，在全社會建立一種潛移默化的價值體系和社會規范，逐漸引導民眾自發遵從。

這樣一來，統治階級便達到了思想控制的目的，與之相似的是墨家思想，這也是一種極為溫婉的思想體系。

墨家強調兼愛、非攻和非樂，希望能夠在全社會建立一種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的大同式理想狀態。

不過與儒家思想最大的一點不同就是，墨家思想強調沒有階級觀念的大愛。

我愛百姓，我愛君王，這兩種愛并沒有任何差別。

而儒家思想強調的是有階級的德治，自下而上地服從和自上而下的管控，統治者實行仁政的前提，是整個社會形成等級分明的階級體系。

由此可見，這兩個學派擁有共同之處，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

鮮為人知的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這兩個看似完全對立的思想體系，其實也有共通之處。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他就出自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荀子的門下，是荀子的得意弟子。

在自己的教育經歷中，韓非子受到過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也學會了辯證地看待學術研究體系。

或許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在后來的法家學說體系當中，才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偏向于法術勢當中的任意一個流派，而是選擇各取所長，成為了那個彪炳史冊的集大成者。

在當時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不同體系之間的界線并沒有那么森嚴。

道家創始人的弟子可以成為儒家的開山鼻祖，儒家代表人物的弟子也能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

崛起的士階層，他們的思想是自由的，可以往任意一個方向發展。他們也能在辯論和交流中，獲得源源不斷地進步的能量。

除了思想特征不同之外，他們發揮價值的領域也十分多元。

像孔子一樣的先圣學者，他們熱衷于周游列國，盡可能廣泛地傳播自己的學說體系。

他們開辦私學，降低教育的門檻，讓更多的豪門子弟能夠接受系統的學術思想的熏陶。

比如孔子著名的弟子之一子路，他就出身于貧苦之家。子路性情較為沖動，極易感情用事，有時會因為魯莽而做出錯誤的行為。

不管他的身份背景和性格特征是怎樣，孔子都沒有放棄對他的教育。正所謂有教無類，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也有人像孫武那樣，選擇在軍事領域深耕。

別看蘇武是一個兵法大家，仿佛跟舞文弄墨的士階層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士”。

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他展現出了兵法謀略方面的驚人的天賦。在明確自己的優點和長處之后，他當然會選擇將之發揚光大。

因此，孫武成為了一位流芳千古的軍事家。

在士階層當中，還有人選擇發動經濟改革，還有人選擇直接輔佐君王。總而言之，士階層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閃閃發光。

他們是自由的，從思想上到實際身份上，都是自由的。

他們不受與生俱來的國家身份的制約，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效忠的君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比如前文提到的孫武，他出身于齊國，但他的理論和方法卻沒能得到齊國國君的欣賞。

作為一個靈活自由的人，他自然不可能就在齊國這一棵樹上吊死。既然在齊國無法得到重用，那他便選擇出走。

正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得不說，這一群人的生活態度還真是瀟灑。

在吳王闔閭的手下，孫武受到了前所未有地重視。

對方能夠傾聽他的一切軍事意見，能夠尊重他作為一個專業人士的看法，也能在實際的戰場上采用他的兵法謀略作戰。

他在這里發揮了巨大的價值，因此也把吳王闔閭視為自己的伯樂。

他作出過承諾，這一生一定會全部奉獻給吳國，雖九死其猶未悔。

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吳王闔閭是孫武心中的知己，他自然不懼為對方犧牲。

以一己之力推動秦國改革創新的商鞅，他也不是個土生土長的秦國人。

商鞅出生在衛國，還去過魏國，最后才來到秦國。當他發現自己在秦國有著用武之地時，他便把秦國視作自己的第二個家國。

哪怕最后被處以車裂之刑，在人生的終點，他都不曾產生過后悔的情緒。

議政權利，身份體面

作為接受過系統教育的群體，士階層在知識層面上高于普通老百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儲備。他們在國家大事上往往會持有個人的觀點，也會有相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士階層的普遍性共識。

除了一部分道家子弟之外，大多數士階層群體接受教育，都是為了入世，進入政治體系之中。

即使最終沒能如愿，他們也并不會就此放棄這份責任感。不能參政，那就退而求其次，積極議政。

沒有直接參與到政治體系之中的士，比如墨子，他在議政方面就有著很大的熱情。

或許是因為墨子所提倡的思想過分弱化了階級觀念，不符合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的需求，他并沒有受到任何一位諸侯國統治階層的重用。

但是在講學的過程中，他仍然不遺余力地向弟子們，以及對他的學術思想感興趣的人們講述他的政治理念。

后來在漢朝時期，墨家還因為議政一事而受到了朝廷的追捕。部分墨家子弟東躲西藏，隱姓埋名，始終不改其志。

正是因為有著一定的文化基礎和政治基礎，士階層才有了議政的條件。

在天下混亂之時，庶人議政，也成為了大勢所趨。

他們身上的才華，也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士階層的身份始終是體面的，不管處于社會頂層還是社會底層，他們都能夠得到尊重。

一些出將入相的士階層，身份地位已經發生了跨越式的改變，受到尊重和崇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商鞅，他從一個平平無奇的法家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了秦國變法的最大推動者。

他受到了秦國國主的重視，一力承擔起了變法的重任。在整個商鞅變法的推動過程當中，商鞅本人說一不二，擁有極大的話語權。

也正因如此，他才得罪了太多的社會既得利益者。

并不是所有士階層群體都能像商鞅一樣，得到統治者的重用。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畢竟還是寥寥無幾，留在底部的人才是大多數。

這群人沒有官職傍身，也沒有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甚至連最簡單的出人頭地都做不到。可他們的形象還是體面的，他們還是能夠得到尊重。

一部分人繼承了他們老師的衣缽，選擇成為老師。

中國人一向尊師重道，對那些有學問的人更是抱有崇拜之情。能夠當上老師，也意味著他們找到了一條有價值的道路。

不管在世俗社會中到底處于什么樣的階級，士階層都能夠憑借自己的真才實學獲得尊重。

有時候，人生的價值就在這些地方體現了出來。

正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踽踽獨行，忙忙碌碌，活得不就是一個體面嗎？

讀書人，士階層，體面對于他們來說格外重要。能夠活得體面，這就是人生的意義所在了。

文人雅士，影響社會

士階層追求自由的思想態度和生活方式，不被家國身份所限制。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絕對自由的，事實上，士階層的默認價值體系，始終都在約束著他們的生活。

在士階層中間最為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士為知己者死”。

荊軻刺秦王，并不是為了他自己而行動，是在為了燕太子丹而行動。

燕太子丹曾經在秦國做過一段時間的質子，雖然名為一國太子，但畢竟寄人籬下，因此生活并不是特別如意。

把本國的太子送去他國為質，此事對于燕國人來說是極大的恥辱。要想洗雪這一恥辱，為燕太子丹報仇，有且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刺殺秦王。

因此荊軻冒著生命危險刺殺秦王，實則是在踐行“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他出發之前，燕太子丹還特意前來送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如此悲壯的語句，寫盡了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風骨。

這一文化持續地影響著整個社會，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東山再起的謝安、慷慨出山的劉伯溫，其實都是這一文化的踐行者。

結語：

士階層或許是春秋戰國時期最為瀟灑肆意的階層，他們尋求思想的碰撞和靈魂的共鳴，他們不被家國所限，求索真正的知己。

他們有著被人尊崇的社會地位，活出了體面和尊嚴。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特殊群體，士階層代表著一種風骨和氣魄。

參考資料：

《百家爭鳴》

《呂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