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3年8月，湖北省武漢市某小區發生一起高空拋物事件。被告人姜某在四樓（約12米高）進行室內裝修時，多次將建筑垃圾從窗戶拋至樓下公共區域。8月22日上午9時，姜某將裝有碎磚、紙殼等硬質垃圾的蛇皮袋拋擲至樓下，砸中正在撿拾廢品的被害人李某，致其胸背部軟組織損傷及右側第6肋骨骨折，經鑒定為輕微傷。案發后，姜某主動投案，賠償李某1.5萬元并獲得諒解。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法院經審理認為，姜某的行為構成高空拋物罪。裁判要點如下：

主觀惡性明顯：姜某多次在人員密集的小區拋擲建筑垃圾，明知行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放任危險發生；

客觀危險性高：拋物高度達12米，拋擲物為硬質垃圾，且事發時間為早高峰，對不特定多數人安全構成威脅；

實際損害后果：雖僅致人輕微傷，但已對公共秩序和人身安全產生現實危害。

法院綜合認定其行為符合“情節嚴重”要件，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一千元。（人民法院案例庫：姜某高空拋物案—高空拋物罪中“情節嚴重”的認定，入庫編號：2025-05-1-267-001）

刑事法理分析一：高空拋物罪中“情節嚴重”的司法認定

高空拋物罪的入罪核心在于“情節嚴重”。根據《刑法》第291條之二，需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拋物場所、時間、物品性質及后果等因素綜合判斷。本案裁判邏輯體現了以下法理要點：

（一）行為危險性優先于結果危害性

高空拋物罪屬于“抽象危險犯”，即只要行為本身具有侵害公共秩序的高度危險性，即可入罪，無需實際損害后果。例如，全國首例高空拋物案中，徐某兩次拋擲菜刀雖未傷人，但因行為危險性被定罪。本案中，姜某拋擲硬質建筑垃圾的行為，即便未致人重傷，其危險性已足以威脅公共秩序，符合“情節嚴重”標準。

（二）主客觀要素的綜合性評價

主觀明知與放任：姜某明知四樓拋物的危險性，仍多次實施，反映其對公共安全漠視的主觀惡性；客觀環境危險性：拋物地點為小區公共區域，時間系早高峰，拋擲物為硬質垃圾，均顯著提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損害后果的邊界意義：輕微傷雖屬輕后果，但結合前述要素，足以證明行為對法益的實質性侵害。

刑事法理分析二：高空拋物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分

高空拋物行為可能同時觸犯多個罪名，司法實踐中需嚴格區分高空拋物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核心區別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保護法益不同

高空拋物罪：侵害的是社會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強調對公共生活安全的維護；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財產安全，屬于危害公共安全類犯罪。例如，長春周某案中，周某從32樓多次拋擲磚頭致人死亡，其行為直接危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安全，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二）行為危險性程度不同

高空拋物罪：要求“情節嚴重”，但危險性尚未達到與放火、爆炸等相當的程度；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行為的危險性與放火、爆炸等相當，且可能造成大規模傷亡或財產損失。本案中，姜某拋擲建筑垃圾雖致人輕微傷，但危險范圍有限，未達到“廣泛且緊迫”的公共安全威脅，故不構成后者。

（三）主觀故意內容不同

高空拋物罪：行為人通常對危害后果持間接故意（放任），或過失心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為人需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直接故意或明知必然發生。例如，周某明知拋磚頭極可能致人死亡仍連續實施，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而姜某雖明知危險，但未積極追求傷害結果，主觀惡性相對較低。

（四）刑罰輕重差異顯著

高空拋物罪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屬輕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致人重傷、死亡可判死刑，屬重罪。兩罪的刑罰差異體現了刑法對不同程度社會危害行為的階梯化懲治。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分析指出：姜某案的裁判邏輯清晰展現了高空拋物罪的司法適用邊界。法院通過嚴格區分“情節嚴重”與“危害公共安全”，既避免輕罪重判，又防止放縱犯罪。公眾需明確：若拋物行為僅擾亂公共秩序，則以高空拋物罪追責；若行為直接威脅不特定多數人安全，則可能構成更嚴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區分對規范司法裁判、引導公眾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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