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侯俊，侯席儒嫡孫。

　　1950年在祖宅南京門西水齋庵20號出生，自幼由祖父侯席儒撫養長大成人。14—16歲起跟隨祖父在家中藥肆授業抄方、學習。先后在江蘇省丹徒縣上黨鄉公社衛生院、南京大地建設集團職工醫院、南京君和堂中醫門診部工作，擔任放射科、中醫科醫師，及科主任、門診部主任。目前在南京君和堂中醫門診部坐診，主要從事心腦血管病、腫瘤病及雜病的中醫藥治療。從醫逾50余年，系金陵醫派、民國醫宗張簡齋大弟子侯席儒的嫡傳弟子。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張簡齋中醫溫病醫術”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在中醫藥理論研究中，大膽探索中醫藥玄學理論；臨床上，積極提倡中西醫配合的臨床實踐。

　　傳承有序，張簡齋領軍金陵醫派

　　【口述內容】

　　南京市中醫院是我們金陵醫派傳人的匯聚之地，是當下金陵醫派的旗手!創辦之初，多位金陵醫派名家云集，我的祖父也是他們其中的一位。我的祖父叫侯席儒，是時稱“當世醫宗”張簡齋的大弟子。

　　祖師爺張簡齋祖籍安徽桐城，至清代中葉，其祖輩遷移到南京已有三代，世居南京城南鞍轡坊5號。張簡齋父親張厚之一生為醫，祖上系傳承新安醫派的中醫世家。張簡齋(1880—1950)，屬龍，在家中排行第二。六歲入私塾，攻讀四書五經，學習認真，記憶超群，文筆古樸流暢。16歲參加清科舉考試，為清末貢生(拔貢)。后因時局動蕩，在父親指導下，張簡齋繼承祖業鉆研中醫。張簡齋聰穎過人，精讀《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醫學心悟》等中醫典籍。隨父侍診，善于舉一反三，短短幾年時間，深得新安醫派真傳。且脈性、悟性極強，直至出道，已兼具新安、吳門等中醫流派特色優勢，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勢。

侯席儒。

　　在我祖父侯席儒入張師門前，張師有徒名張祖同，可惜未出師門，即英年早逝。因此，張簡齋坐診行醫初期，唯我祖父在側學徒侍診。1925年春夏，南京等地疫病流行，眾醫家皆以辛涼方劑應對，幾無起色，死者甚眾。面對兇險疫病，張簡齋憑借豐厚的溫病學識與過人的膽識，應用辛溫宣發之方劑，使眾多患者立起沉疴。此時，祖父已開始在門西一帶獨立開診，在如此重大疫情下，跟隨祖師左右，救治大量疫病患者。從此，張簡齋與南京名醫張棟梁被稱為“金陵二張”，又與北方名醫施今墨并譽為“南張北施”。

　　我祖父侯席儒跟師期間，親歷并體驗了上世紀初的那場疫情，用心驗證師傅張簡齋溫病學術思想，包括：“寒伏火證”的核心理論的詮釋、張簡齋對醫圣張仲景《傷寒論》的繼承、對葉天士的衛、氣、營、血的辨證要訣的重視和繼承等。

　　由于成功地撲滅了疫病，張簡齋聲名遠播，求醫者絡繹不絕，包括不少民國要人。張簡齋一般上午休息，吃早中飯，中午開始坐診，一直到晚上。稍事休息后，常在夜色中出診。出門用黃包車，雇有專職車夫。相傳他家中也備有進口汽車，但因黃包車走街串巷，出入方便，張簡齋常坐黃包車出診。

　　民國定都南京，“廢止舊醫案”事件在中醫界引起軒然大波。為爭中醫行政權、教育權、行醫權，上海、北平、漢口、南京等地中醫藥界代表，聯合請愿，要求終止“廢止舊醫案”。張簡齋與隨翰英等積極抗爭、奔走斡旋，終使當局收回“廢止舊醫案”。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成立，張簡齋被推選為首屆常務理事。

　　1933年4月，民國政府主席林森因宿疾久治不愈，遂請張簡齋診治，張簡齋診脈后，開出方劑，林森服用兩劑病愈。感慨之余，林森手書“當世醫宗”制匾相贈，以示尊崇。自此，張簡齋聲譽日隆。

　　張簡齋積極參與中央國醫館籌建，并于1935年當選為第二屆理事。為積極開展中醫教育，培育新人，在無款、無地、無教材的條件下，張簡齋帶頭出資，在南京門東長生祠(原痘神廟原址)，創辦南京私立國醫傳習所，邀請南京多位中醫名家楊伯雅、金少陵、郭受天等，組織編寫中醫教材，總計15類、22冊。所有課程均由名家親自面授，張簡齋也積極參與教學活動，主講“時病”課程。

1955年冬，侯席儒(右)和夫人，與在六一幼兒園上學的孫子侯俊合影。

　　【歷史現場】

　　《南京衛生志》載：歷史上，南京地區多次發生瘟疫、疫癘、大疫，以致造成城鄉居民“死亡十之二、三”、“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死者相枕于道”的極其悲慘情景。

　　侯俊介紹說：當年，面對來勢兇猛的疫情，張簡齋果斷運用張仲景《傷寒論》中的經方小柴胡湯治療，效果立竿見影。于是，南京紳商各界緊急籌資，交由張簡齋指定的南京十幾家大小藥店煎制小柴胡湯湯液。“泰和生”號等十幾家中藥店，在張簡齋的指點下日夜趕制湯劑。加之全市中醫的響應，南京中醫藥界齊心奮力月余，疫情終于得到控制。

　　心懷蒼生，張簡齋國醫術以人為本

　　【口述內容】

　　1937年盧溝橋事變，南京城即將失守前幾天，面對一家老小幾十口，張簡齋無奈地選擇逃難。其中有個小插曲，早前張大千先生在離開南京的時候，曾將作畫臨摹觀察之用的四只小老虎寄養在張簡齋家中。逃難途中，經過安徽全椒，所攜帶小老虎太過招搖，被當地土匪盯上。張簡齋不僅錢財遭到洗劫，全家還被扣留。后來，當地政府聽說此事，派人救出了張簡齋一家，并護送至重慶。

　　兵荒馬亂中，我祖父侯席儒與張簡齋分頭離開南京。我祖父祖母共生11個孩子，逃離南京時已有10個小孩。我父親是老大，當時上高中。我祖父帶著一家人，雇了幾輛獨輪車，較小的小孩捆在車上，由其大弟子林鎮齋護送到中華門南門火車站，上火車向蕪湖方向逃難。我祖父最后來到武漢，但沒有在武漢停留，直接就往重慶方向走，最后也到了重慶。那時候，日軍常派飛機轟炸重慶，我祖父就帶著全家躲到重慶鄉下，一個叫西永鄉永興場的地方，很偏遠。張簡齋到重慶后，起初住在上清寺附近洋房里，掛牌行醫。因為日機常轟炸市區，被迫幾次搬家，直到1941年，才在重慶市校場口不遠的石灰市安定了下來，繼續開設國醫診所。在重慶期間，張簡齋因為看好了宋美齡的胃病而再次名聲大振。

　　張簡齋還給董必武看過病。當時，董必武患急性哮喘，情況比較嚴重。周恩來派人跟張簡齋接洽，希望他為董必武醫治。因為要渡過嘉陵江，而白天滿城有日機轟炸，只能選擇夜晚前往。周恩來與國民政府協商，派憲兵護送張簡齋趁夜色前去為董老診治，一次就治好了董必武的哮喘。

　　當時，重慶歌樂山的中央醫院是具有最高權威的西醫院，對中醫卻是藐視的。有一次，一個住院病人病危，醫院準備送其進太平間。病者的家屬無奈之下請來張簡齋，結果張簡齋用中醫醫術搶救，使患者起死回生。抗戰時，蔣經國曾講過這樣一段話：“人只怕沒有真才實學，如有了真正的本領，是不怕人家不知道的。譬如張簡齋醫生，你如果要坐黃包車去看病，只要說一句到張簡齋那里，用不著說地點，車夫就會飛快地把你拉到他的診所門口。”

　　抗戰勝利后，張簡齋與兒子張祖淼坐飛機回到南京，不久就在原鞍轡坊5號再次開業。

　　【歷史現場】

　　張簡齋診病時，坐于一書案前，書案左右坐兩位病人，書案對面坐兩名學生負責寫處方。據傳，張簡齋常常是左右兩手同時為兩位病人搭脈，再向兩名學生口述處方，甚至最快時可同時為3人診治，即左右兩手搭脈，口述前一位病人的處方，且手到病知、藥到病除，從無差錯。

　　張簡齋堅持為普通民眾施診，即使有事需外出，也叮囑助手：如遇貧苦老弱者上門，務必接診，且盡量少收甚至不收診費。侯俊介紹說：張簡齋的診費往往只有別家的一半，對家境特別貧寒者則免費診治并送藥。在為達官貴人診病時，診金就高很多，甚至付金條，還需車接車送。但如果同時有平民百姓邀請，張簡齋在路過患者住處時，必定要求停車診治。由于名聲在外，張簡齋每日接診一二百人已是“家常便飯”。而為了盡可能解決更多病人的痛苦，他常常中午開診，晚間出診，常到凌晨才能回府休息。

　　從學八年，祖父侯席儒得張簡齋真傳

　　【口述內容】

　　我們家跟張簡齋家是親戚關系，我曾外祖母陳氏是張簡齋夫人的大姐，她們姊妹7個，我曾外祖母是老大，張簡齋夫人是老五。我祖父侯席儒是張簡齋的大姨姪女婿，傅宗翰的岳母是老七，就是張簡齋的七姨姪女婿。論輩份，張簡齋既是我祖父的老師，又是姨父。所以我跟張簡齋的嫡孫們及嫡外孫，都有血緣關系。

　　我祖父16歲跟張簡齋學醫，20歲出道，去山西行醫。24歲因患病回寧，后繼續在張簡齋診所幫診行醫。我祖父出道后為什么去山西太原行醫呢?因為我曾祖父是前清的秀才，在山西省高等法院審判庭當書記官，就把自己兒子引薦去做了醫官。我祖父干了沒幾年就不干了，因為那里的工作環境太差，太辛苦。我祖父經常跟我講，法院的牢房里面關著的都是江洋大盜，戴著手銬腳鐐，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祖父跟這些犯人接觸多，4年后不幸染上瘟疫，高燒昏迷不醒，經我曾祖父(其略通醫術)的調治，才撿回一條命。之后，祖父與我曾祖父就一起辭職回到南京養病。調養半年后，祖父先到張簡齋診所學習、幫診4年時間，能夠獨立處理一些老師手上的一些醫務，因此，他跟隨張簡齋學醫前后達8年之久，更加系統地得到了張簡齋溫病醫術的真傳。幫診數年后，祖父在門西謝公祠、荷花塘一帶自行開業行醫。

1997年秋，侯俊在自家書房。

　　上世紀20年代，祖父在水齋庵20號買了三進房子，在此掛牌開業行醫。身為張簡齋的大弟子，要把祖師爺的名號亮出來，所以就掛了一個牌子，叫“張簡齋夫子授侯席儒診所”。當時是個木質牌子，后又換成一個藍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掛在在二門檔陂門上，一直到文革之前，這個牌子都在。文革時，牌子被毀壞。遺憾當年也沒有想起來拍個照片作紀念。

　　1937年逃難到重慶后，我祖父一開始住在郊縣江津，后來經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一位安徽籍名宿推薦，受聘于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任醫藥顧問兼特約醫師。1940年，我祖父帶全家搬到歌樂山下的巴縣西永鄉，借“濟生藥房”開業。許多患者找他治病，都會用四川話夸獎說：下江來了個神醫!

　　作為張簡齋的大弟子，祖父深具張派傳人特點，方子很小，用藥非常精煉，往往平淡無奇的幾味藥，就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我的大師姐黃永澄常舉例說：如“芥膠四物湯”，包括黃芩、黃連、當歸、白芍、地黃、川芎，都是非常普通的中藥，這在平常人看來是最平常不過的方子，是任何一個中醫都會開的，但在祖父手上，這張平凡的藥方卻往往發揮神奇的效果，區區幾味藥就能為月經不斷的病人止血。祖父用藥訣竅就在辨證準確、用藥精當。對中醫來講，同樣的癥狀其內里原因并不一樣，祖父對病人的癥狀掌握得極為精準，而對藥物的用量和配伍的把握又極為精到，對當歸、川芎等劑量要減，川芎甚至可以去除，這些都是很多醫生想不到的，于是常能化平凡為神奇。能將中藥用到這般境界的中醫，須對中醫有極為深刻的理解，對中藥材的特性和君臣佐使原則領悟得非常透徹。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中醫藥事業，把私人執業的中醫納入到集體醫療體系，成立聯合診所。我祖父響應國家號召，率先出資，在新橋那片區域成立了新橋聯合診所，擔任所長，新橋聯合診所是當時南京是比較規范的一個區域性診所。1956年，南京市中醫院創建，我祖父也被市衛生局調到市中醫院擔任婦科主任。我祖父的師弟濮青宇和傅宗翰也到了市中醫院，他們倆都曾擔任過市中醫院副院長、院長。這批名中醫有兩位年齡比較大的，一位是創立了“洪氏眼科”的洪立昇，一位就是我祖父侯席儒。我祖父比洪老年齡要稍微小一點。

　　人家還笑話他，說名醫張簡齋的大弟子，怎么搞個婦科?我祖父曾經跟我提過這些事。其實，我祖父一直是內、婦、兒科兼治，一般傳統中醫都是如此。過去中醫界歷來有這么一個說法：寧治十男子，不治一婦人。婦科難，為什么難?婦科除了一般內科疾病以外，還包括經、帶、胎、產，男子就沒有這些。另外，女子一般還常有多愁善感情志病，也就是現今的抑郁癥較多，所以婦科是難點。我祖父與曾敘初老先生兩個人，在門診部二樓婦科，同處一室，專看婦科。曾敘初老先生也是南京國醫傳習所出來的。

　　南京市中醫院婦科創立之初只有4位醫生，只是在內科病區設置了幾張病床。由于人手少，病人多，醫生們很忙碌。除南京本地的病人外，還有安徽、浙江等鄰近地區的病人。當時不像現在交通這么發達，外地病人來一趟很不容易，有些病人要用車子拉過來，光趕路就要趕一兩天時間。祖父對這些病人特別細心、特別關照。我祖父這個人，非常平易近人，不管對病人還是對學生，從來都不大聲講話。1982年，我祖父去世，他在市中醫院先后帶了6—7位學生，其中，我的大師姐黃永澄最為出色，祖父退休后，由其擔任婦科主任。她還與我共同撰寫了“小方治大病，侯席儒用藥精巧人稱“神醫”一文，在南京日報2013年5月10日A3版上發表，以表懷念。祖父的大弟子林鎮齋因病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去世。我當年因工作繁忙，與幾位師兄、師姐聯系較少，對他們的師承、學術思想、病案等收集、整理少，這是一個大遺憾。抗戰時日本人闖進我祖父的南京家中，強行掠走我祖父近600冊古籍醫書。祖父親傳我古籍醫書僅300余冊，就是劫后余生的珍貴古籍醫書。另外我還收集、保存了他親筆論文一件，處方數張，后悉數交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省中醫藥博物館保存、展示。

侯席儒民國時期的戶籍卡復印件。

　　【歷史現場】

　　侯俊回憶說：祖父侯席儒曾在重慶濟生藥房懸壺開業，藥房柜臺外間擺了幾張方桌，供患者候診時休閑喝茶。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駐在西永鄉三圣宮，廳長郭沫若經常陪同日本共產黨創建者野坂參三到街上來休息喝茶，常與祖父在一起談醫論道，還寫有一方題字，內容為：“醫道直接以人之生命為對象，實至關緊要。中國醫學極應革新之路，愿在采用科學方法做人體病理藥物等之徹底研究也。”后來，經過郭沫若向張治中、周恩來等人推薦，祖父曾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特約醫師。國民政府的元老于右任、馮玉祥、薛篤弼等人都為我祖父題有墨寶。我還保存郭沫若先生為祖父題寫的墨寶復印件。

　　插隊返城，始終不忘祖父囑托的中醫夢想

　　【口述內容】

　　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撫養下長大的。幼兒園是在外祖母袁耀華創辦的六一幼兒園，小學在南京門西高崗里民辦小學，既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要學生自己帶凳子，桌子是用沒收來的屏門，架在兩個竹馬上。1964年我考上南京第一中學，讀到初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課，沒有學上了。祖父就找我談心，他跟我講，只有做醫生既能救人，又能養家。話很簡單，沒什么大道理，但很實在。那時，祖父他已經在市中院被批斗了。然而，我祖父即使受到不公正對待，也不忘對自己的孫輩加以引導，多次叮嚀和囑托。這是最打動我的，也是激起我跟隨祖父學醫的初衷。

　　當年，家中藥肆房梁上掛著商衍鎏先生贈送的“春滿華堂”四字楷書金箔巨匾，祖父讓我學習的第一本醫學古籍是清代程國彭的《醫學心悟》。1968年，我到鎮江丹徒上黨公社去插隊。知青生活對我的影響特別大，我跟當地的村民關系也很密切，也經常為他們開白紙方，到鄉里藥店抓藥，從不收取報酬。1970—1971年間，還應祖父安排，去南京鼓樓醫院中醫科跟他的師弟曹渭漁跟診抄方，曹老師擅長腎病的中醫臨床，跟診期間，親授我他的腎病驗方“420合劑”。

　　1973年，記得是3—4月份的時候，公社衛生院的陳院長打電話給我們大隊書記。當時我正在田里的插秧，大隊書記喊我說：小侯趕快上來，醫院陳院長喊你去報到。陳院長是我們大隊原來的領導，對我了解，調到公社衛生院后就想到我，想把我調到公社衛生院工作。我趕了三里路到了公社衛生院。去了以后，給我兩個選擇，一個是放射科，一個是中醫科。我考慮后提出，選放射科兼中醫科。那時，當地屬于茅山老區，缺醫少藥。對于我提出的兼職要求，領導求之不得。這樣，放射科由應天樂老師帶教，他是南京醫師學校畢業的，曾在鎮江醫院工作，文革期間下放到農村。應老師精通西醫內科、放射科，在當地很有名氣。得到他的悉心指導，我的臨床放射診斷水平也迅速提高。同時，中醫是由當地名老中醫王啟順老先生帶教。他聽說我是南京名中醫的傳人，對我倍加呵護，傾心相授，我也學到了不少丹徒名醫的“絕活”。我在公社衛生院工作三年,上午學習放射診斷，下午跟王老先生上中醫門診。

　　1977年5月，知青回城潮已近尾聲，我就準備返回南京。當時的江蘇省工人醫院(現在的江蘇省人民醫院)放射科王主任親自來到丹徒，要調我去他們醫院放射科工作。我一直沒弄明白，他怎么知道我的?當時，王主任給我打電話，讓我到丹徒縣委招待所去見他。我下班坐長途車趕過去，向王主任說了自己的要求：一是我干半天放射科，半天上中醫門診，行不行?王主任跟我講，他自己都不知道省工人醫院的中醫科在哪，因為他們是綜合性的西醫院。后來我回到南京，才知道省工人醫院的中醫科只有一間診室。我第二個要求是要個房子，我說我馬上就要27歲了，到了該結婚年齡，能不能給我分個房子?王主任說：小侯啊，我現在只住了個平房。他是一級教授啊。我說：王主任，我這樣子去了，房子問題排隊拐彎也輪不到我。這樣就沒談妥，后來，我就把問題攤開了，我說我的最終目的是要做中醫。

　　招工組組長是南京第二建筑公司人勞科的龐科長，說他們公司有個醫療所(后改為職工醫院)。院長看到我的檔案，同意要我。我的兩個要求也能滿足，做中醫沒問題，房子會逐步解決。后來我去了以后的第二年，公司專門在中央路54號公司宿舍群大院里給我蓋了一間平房，，我在那里住了十年，安身立命。之后的工作期間，在我的主持下，建立和完善了中藥房，我所在的職工醫院后被南京市衛生局列為“一級甲等醫院”，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2009年退休。

侯俊(右)與南京市金陵醫派中醫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理事長張工彧(左)在相關義診現場。

　　【歷史現場】

　　侯俊回憶說：我們家是個大家庭，祖父母，連同所生的11個孩子，以及孫輩，有大十幾口人，不過大部分在外地。我是長房3孫，是祖父指定我跟隨他學習中醫。因為我父親在我6歲的時候離奇失蹤了，父親留給我的就是一個模糊的背影。我長期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從小由祖父母培養長大，從讀書識字起，我的曾祖母賈氏就是我的啟蒙老師，從三字經、千字文開始教我。那個時候有一種東西叫字塊，把紙剪成一塊一塊，祖父用毛筆在紙上面寫上字，這個字塊像撲克牌一樣，一張一個字，搞亂了擺在一起，隨便抽出一張，你要認出這個字，抽出一張認一個，我祖父在空余的時候，就拿這個字塊給我認字，祖父上班坐診的時候，就由我的祖母教我，她也識字。

　　接過衣缽，助力張簡齋國醫術文化傳承

　　【口述內容】

　　我到南京二建職工醫院工作后，半天做放射科診斷，看半天中醫門診。1993年，當時的江蘇省中醫學會會長李國光找到我，李老曾當過新四軍的軍醫，他對我說：能不能在你們醫院把省中醫學會的門診部開設起來?那時，我們職工醫院是一級甲等醫院，已有100張病床，已設有中醫科，但沒有藥房，憑我開的處方，患者在附近的楊公井胡慶余堂抓藥，月底由醫院財務結算。我就找我們陸院長談，陸院長十分支持。記得他說，這是好事啊，這么大個牌子，還有一群老專家，可以大大加強醫院中醫科的力量。

　　經調整，醫院撤銷了門診一樓的傳染病區，讓出來做中醫門診部，取名為“江蘇省中醫學會延齡專科門診部”。在承辦過程中，我因此也認識了一大批的中醫專家，如孟澍江(溫病大家)、朱秀峰(肺病大家)、貝淑英(消化、兒科大家，中國首批西學中專家)、徐荷芬(腫瘤病大家)等多位名家，都是那時南京的頂級老專家。門診部辦好了，李國光會長表揚了我。閑聊中得知我祖父是金陵名醫侯席儒，是張簡齋的大弟子。他就問我有什么心愿。我說我準備籌建一個張簡齋國醫研究中心。講這個話的時候是1994年4月13日，一個星期后，接到通知，要我到省中醫學會開會。學會還安排了劉永年、龍家俊、鄒偉俊諸位先生一起參加會議。省中醫學會還專門發了召開“張簡齋學術研討會”的正式通知。這是金陵醫派研究的一個起步。

　　當時，著名中醫、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江蘇省中醫院原院長鄒云翔老先生，也在想方設法收集、整理張簡齋的處方和醫案，這個工作量相當大。張簡齋的醫案原件，現在幾乎喪失。抗戰勝利后，鄒云翔租用了一艘船，把他的藥櫥、藥柜、藥材和他收集的張簡齋醫案這些文件放在木船上，準備由長江運往南京，其本人及家屬、伙計們另外坐火輪離開重慶。結果，運物的木船在三峽某段途中沉沒，張簡齋許多珍貴的醫學文獻就此遺失。解放后，鄒云翔先生曾擔任江蘇省中醫院副院長、院長，不畏艱難，從張簡齋學生張筱川處借抄張簡齋醫案，加以解讀和細致整理，以巨大毅力傳承了張簡齋國醫醫術。目前，我還保存鄒偉俊先生給我的其祖父鄒云翔毛筆手抄張簡齋醫案影印件。

　　我從南京建工醫院退休后，一直在“君和堂”中醫館坐診。“救人于水火，解民于倒懸”，這是我們祖師爺張簡齋常常叮囑弟子的話，也是我從醫以來始終堅守的原則。張簡齋對待病人，向來一視同仁。遇到窮人，他不僅不收診金，還免費送藥，他也經常鉆到又臟又亂的窩棚里給窮苦人看病。秉承這樣的醫訓，我在“君和堂”一直保持著最低的掛號費，經常給病人進行免費的耳穴治療，還會開一些免費的體療處方，配合病人的藥物治療。

　　“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作為一個中醫流派，金陵醫派的手法，要求和規矩，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比如說用藥輕靈，就是處方藥量少而精，用的種類也不多，一般不超過12—13味藥。張簡齋祖師處方常以“二陳湯”作“襯方”，還講究“中病即止”，就是達到藥效后，絕不拖延用藥。從醫這么多年來，我也總結出一套中醫治未病和慢性病的原則，那就是——體療第一，食療第二，醫療第三。這是我跟病人強調最多的一句話。很多慢性病的治療，不能單單依靠藥物，還要配合運動和飲食。食療就是注意飲食搭配和營養均衡，而體療，我特別推薦打八段錦。并以我創立的“心經氣流康復”自療法，做患者康復治療。

　　中醫應該怎么完整地、系統地往前走?我領悟的傳承，就是我們要從我們中醫文化的衣缽入手。中醫在全國有很多流派，我們身處南京，傳承的主體就是金陵醫派張氏溫病醫術這一支。我們已經看到，南京市中醫院在金陵醫派傳承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希望在南京市中醫院這桿大旗的引領下，金陵醫派的各個分支能夠更好地團結起來，更好地發展與傳承。

南京長生祠一號現址。

　　為此，我始終把推動金陵醫派建設和傳承作為自己的責任，自1994年4月起，在李國光老會長的支持下，推動張簡齋學術思想研討會籌備會議召開。邀請臺灣的陳立夫先生為籌備中的“張簡齋國醫研究中心”、“張簡齋紀念館”和計劃中的電視劇“一代名醫張簡齋”題寫了牌匾和片名。2005年7月，還邀請張簡齋先生嫡孫張繼凱先生與張簡齋嫡外孫濮家健先生，共同籌建“張簡齋國醫研究中心”，張繼凱為理事長，濮家健為副理事長，我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06年10月，確定以“張簡齋國醫醫術”為項目名，申報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2007年12月，“張簡齋國醫醫術”獲評為市級非遺項目，并經常開展學術活動，先后完成省級代表性傳承人2位(侯俊、汪季直(已故))、市級三位(鄒偉俊(已故)、林樸、張工彧)、區級九位(謝英彪、龍家俊、于思強、蔣志孝、汪家隆、朱博冉、吳葉鳳、趙耀池、葉亮)共十四位代表性傳承人的申報和認定。14位各級代表性傳承人，平均都有4—5位弟子學生，由此輻射形成近百人的傳承人團隊。

　　2008年12月28日，由本人提出和撰寫的“張國醫祠”稿，委托南京市文化局劉家強在南京市政協第十二屆二次會議上提交，列為該屆大會第0501號提案，并被評為當年優秀提案。秦淮區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6日正式發文，對提案做了具體答復和安排。2011年9月初，應原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柳鵬楠、原江蘇省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丁冠明等領導的邀請，協助籌建“南京君和堂中醫館”，并擔任該館門診部主任。

　　2013年1月3日—2014年1月3日，響應鄒偉俊先生提出紀念國醫節的活動，撰文并發起聯署活動。組織人員參加由南京大學中醫社團、南京君和堂中醫館、張簡齋國醫研究中心、安徽中醫藥大學2014年3月17日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國醫節85周年暨中醫多學科論壇”。從2013年暑假起，多次為來“君和堂”學習的學員主講《南京兩明(明朝、民國)文化》、《金陵醫派源流考》、《張簡齋溫病醫術傳承》等。

　　2015年3月，由我牽頭申報的“南京市金陵醫派中醫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獲秦淮區民政局批準，成為張氏非遺項目保護的法人單位。組成第二屆理事會，本人任理事長，林樸、張工彧任副理事長。經與非遺主管部門的專家及南京中醫藥大學多位資深教授研討，第二屆理事會決定將原項目名變更為“張簡齋中醫溫病醫術”，申報省級非遺項目名錄。

　　2016年1月“張簡齋中醫溫病醫術”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6年1月16日，“金陵醫派學術與傳承研討會”在南京鐘山賓館召開，會議由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市中醫院、南京君和堂中醫館與南京市金陵醫派中醫文化遺產研究中心聯合舉辦。2023年2月起，經第二屆理事會第10次會議研究，推舉張工彧為“南京市金陵醫派中醫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林樸為副理事長，葉亮為秘書長，本人為名譽理事長。

　　自張氏非遺省級項目申報成功后的十多年間，本人還陸續推動、指導并成功申報了6項非遺項目，其中有：南京市中醫院“丁氏肛腸”(國家級)、南京君和堂中醫館“金陵楊氏中藥材炮制技藝”(省級)、“金陵陶崑艾灸術”(市級)、“金陵王氏俞附醫學”(市級)、“南京同仁堂中藥炮制技藝”(市級)、“瑯琊太極拳”(區級)。由此，金陵醫派發展空間更為廣闊。

　　在大力推動金陵醫派建設的同時，面對“新冠疫情”，我采用現場演講和視頻直播等形式，積極宣講中醫預防阻斷新冠病毒口鼻傳染的辦法即“金陵侯氏鼻咽清新冠病毒預防方法”、并提供內服效方顆粒劑“藿連射干草根湯”，幫助抗疫。2022年初，疫情防控放開后，先后成功救治3例新冠肺炎“白肺”老年男性患者。

2024年6月28日，侯俊(左)與金陵醫派文化遺產調查團隊在南京長生祠一號探訪。

　　【歷史現場】

　　為宣傳體療在中醫康復醫療中的作用，2019年10月26日，侯俊等人組織2000多人在海南三亞集體練習八段錦，獲世界紀錄證書。

　　采訪中，侯俊表演起八段錦。侯俊說：八段錦是一種古老的中醫氣功療法。她的八句口訣分別對應人體的五臟六腑和氣血運行，能夠疏通經脈，達到強身健體的效果。而且一套八段錦打下來20分鐘左右，非常適合忙碌的現代生活。我現在每天抽空練習八段錦。我祖父當年他患病從太原返回南京后，曾在國術館學習過八段錦，并把她傳給我，我還要繼續把她傳下去。

　　【采集時間】2024年4月22日下午、4月26日下午、5月10日下午

　　【采集地點】南京市中山南路219號、鈔庫街秦淮區非遺館

　　【采集整理】南京市中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