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再輝煌一時的人，總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被沖刷的淡然，凡人世界縱然不是英雄馳騁沙場，也恰如《三國演義》的開篇詩所述，都付諸于東流水罷了。如果不翻看《日本電影演員全集·女演員編》（Kinema旬報社，1980年12月），再讀它描繪出的“帶著異國風情又妖艷無比的容貌，令人印象強烈地迅速躋身明星行列”，真的不會意識到志賀曉子這個曾經在日本昭和時代掀起狂潮的女演員，也已經慢慢消失在世人的視野里。

我一下子想起來，2019年7月，《文藝春秋》的記者寫了一篇名為“殺死女演員無需用刀”的文章來回顧志賀曉子和纏繞她命運的“墮胎事件”。題目十分具有沖擊性。在我看來，卻又是那么地“一針見血”。胎兒被墮，同時志賀曉子也被社會的狂潮所吞沒。腹中胎兒的去留，不再只是一個女性和母親的自我決斷，而是整個社會討論法律、倫理甚至是審視一個從藝女子的評判標準問題。在日本，從明治時代起，有關條文就被寫進刑法，即便是現在也關聯著相關處罰條例。志賀曉子和墮胎，之所以成為日本昭和年代的“大事件”，是因為留給人們更多的文化和人性沉思。

日本電影評論家岸松雄曾用“壯烈的半生”來形容深陷墮胎事件的志賀曉子。他甚至浮想聯翩，用曾經在某個電影中出現的深夜男女在街上接吻卻被周邊人圍觀和歡呼的場景來比喻，演員特別是女演員就像那魚缸里的金魚一樣，從未逃脫過世人犀利的目光。如此說來，“殺”死志賀曉子的，是眼光和口水。

志賀曉子原名竹下悅子，生在古色古香的京都，父親是高級官僚，母親是牧師。家庭條件的相對優越，也使志賀曉子自幼是一個充滿音樂憧憬的文學少女。但父親再婚后，反對她進入音樂學校。為了自己攢學費，志賀曉子到舞廳做了舞者。從這里開始，她的命運齒輪開始轉動。知名演員中野英治是舞廳的常客，后來也成為了志賀曉子的情人。在他推薦下，志賀曉子成為簽約演員并共同出演。作為“小三”，志賀曉子曾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中野英治同樣是知名演員的妻子英百合子毆打，卻并未還手。這樣的心路歷程，不知是心酸，還是倔強。與中野英治分手后，志賀曉子在銀座經營過酒吧，后來就成了另一家演藝公司的專屬演員。

墮胎的人生糾葛就始于經營酒吧期間，還是“兩進宮”。一次是和企業家，一次是和電影導演。關于這樣的選擇是否帶有強烈的明確的主觀性，志賀曉子曾在墮胎東窗事發后在報紙上說，作為女演員要立身立足，物質之資和導演之愛必須兼而有之。否則，再有一副漂亮的外表也無濟于事。換句話說，在志賀曉子看來，和有財及有權的男人同時確保必要的關系，墮胎是沒辦法的事。當然，輿論也并非一邊倒。在質疑志賀曉子的貞操觀念和母性本能缺失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另一種挺她的聲音，認為不應該只盯著女性的責任不放，有失公允。

前所未有的是，在法庭上，檢察官破天荒地以作家山本有三的小說《女人的一生》為例，列舉主人公為撫養私生子而與命運和人生抗爭的故事，帶著文學的味道要求對“殺死”胎兒的志賀曉子實質判刑2年，認為她缺失母性，不具備當母親的資格。不過，山本有三對此卻十分反對，曾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聲援“不認為被告缺失母性之愛”，同為作家的菊池寬也表達了同情之意。由此，志賀曉子和墮胎事件也掀起了一股文壇的激烈爭論。

從結果上看，雖然志賀曉子也因緩期執行在獲刑上也多少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情和人性的潤澤，但也算是一種“善終”。然而，創傷留下的心靈裂痕難以修復，昭和的“女人的一生”帶著某種悲涼的色彩，成為時代的一面鏡子。（2025年3月27日寫于中國安徽合肥亞朵酒店672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