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從“蘿卜快跑”到Deepseek，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新應用頻頻登上新聞頭條。對于飛速發展的技術，人們憧憬與焦慮并存。在學者熊培云看來，今天的技術正在帶來人類內在的意義危機。在新作《人的消逝》中，他如此寫道：“人變得更自由了，也變得更無依無靠了……人正在毫無懸念地變成時間海灘上一塊光滑的鵝卵石。在人對人是鵝卵石的時代，就剩下孤零零的堅硬與自求多福了”。

技術正在重塑社會的結構，成為反思時代問題的重要切面。當機器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做得比人類更好，人類又該如何找到生活的意義？技術爆炸時代，人文學者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近日，新京報書評周刊聯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信書店·三里屯店，邀請《人的消逝》作者熊培云，與媒體人朱學東、陳白、高明勇，共同探討這些話題?；顒佑伞缎戮﹫髸u周刊》記者劉亞光擔任主持，以下為現場對談精錄。

《人的消逝》，熊培云 著，2024年12月，之江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整理 | 劉亞光

人文學科的精英，應該更多地介入
科技發展的進程

劉亞光：這些年技術成為公共寫作的一個焦點話題?！度说南拧肥切芾蠋煹谝淮伪容^集中地論述技術相關的話題。為什么最近會關注到這方面的話題？

熊培云：我在高校教書，之前學校有一個課題跟微博有關，我對這個具體的課題興趣寥寥，但對技術是一直有反思的。我1996年就開始上網，當時我在報社，會拿出差不多一個月的工資去買“貓”和交網費。那時候我記得很多朋友都是從網友開始認識的，不同的網友從不同的城市聚集到一起，互相喊著各自的網名，那是一個很美妙的時刻。

當時提到互聯網，我們都會提起一個詞叫“庶民的勝利”，因為信息獲取自由了，人們在具體的交往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很多人也會在網絡上進行公共寫作，做知識和觀念的普及。但近年來，我發現互聯網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簡而言之，如果說當年最早美國阿帕網的興起是源于一種“去中心化”的設想。如今的互聯網則成為了一個中心。我們的日常生活都被綁定到互聯網上，如果互聯網被摧毀了，我們的生活幾乎難以為繼。

我們真實的人際關系也變得更加的稀薄?，F在我們的朋友圈可能有上千個朋友，但這些朋友是具體的人還是符號呢？當然還有非常多的問題，我的書里面還特別談到了“暴民文化”。我們期待當今的互聯網上，人們之間是“自由人的聯合”，但如今人們其實是“無責任人的聯合”。無數的人在網上說話，但是他們不負擔任何責任。關于互聯網的這一切是我們期許的嗎？帶著這一系列的疑問，我決定從互聯網開始展開對技術的總體性思考。

自從有了互聯網，許多人的生活同時走向了反面。他們面對的不是時空的擴大，而是時空的坍縮。既然從前需要用腳去丈量地方，按一下鼠標就可以，那么他就寧可足不出戶。與此同時，數字世界的24小時開放，不是讓人擁有更多時間，而是使得時間被各種無用的信息填滿。 每個人安安靜靜地躺在互聯網鋪好的信息搖籃里。在那里，空間四通八達，時間終日明亮，不僅晨昏一起消失了，遙遠的地方和附近的人群也消失了，人與世界的關系縮略為人與手機的關系。 ——引自《人的消逝》，熊培云

劉亞光：感謝熊老師開場的介紹，我相信各位都很有感觸，技術正在消弭很多界限：公與私的界限、倫理的界限、人跟機器的界限。

我自己比較好奇的一點：熊老師說的這個轉變怎么發生的？各位嘉賓老師應該都是中國第一批網民，也都曾在媒體從業過，對于信息科技有一個天然的親近。但如今，好像我們都開始從技術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反思和批評者。想請各位老師分別結合這本書的內容談談自己的體會。

朱學東：2009年，我給一家報紙寫過一篇頭版的評論，題目就叫《一個新的啟蒙時代》，其實就是表達我們對互聯網技術進步前景的樂觀期待。當然，我很快收回了自己的期待。我們現在對技術的批判和質疑，其實和人內心的焦慮息息相關。這種焦慮其實古人也有，培云這本書里把它稱之為“人與人之間像鵝卵石一樣不接觸、不來往”。

我可能沒有培云那么悲觀。我覺得自己是個“社恐”，但我的線下交往其實非常頻繁。現在我們生活的很多精力都在線上，對抗技術帶給我們的焦慮，線下的交往非常重要。今天我們看到現場來了如此多的讀者，大家都對技術帶來的憂慮很關切，這種關切恰恰說明，人不會真正“消逝”。放在歷史的尺度上，如果和兩次世界大戰時期比較，如今的技術給我們帶來的焦慮其實并不可怕。兩次大戰對人類的文明打擊如此之大，人類社會還是出現了新的繁榮。我相信，如今的技術焦慮，人類也能度過。

電影《她》（2013年）劇照。講述了在未來世界，一個人愛上了人工智能系統的故事。

陳白：熊老師是我的導師，今天也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談談我的感受。這本書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科技與人文各執半輪明月”。我一直在做科技記者，在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長期觀察中，有一個比較深的感受是，我覺得當下非常缺乏一個懂人文也懂科技的人去書寫科技正面臨的困境。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很推薦大家來讀一讀熊老師這本書。

為什么我們如今感受到了一種“技術精神的背叛”？為什么我們如今不再覺得互聯網像當年弗里德曼說的讓世界變成“平的”？這個問題其實和熊老師書里另外一個問題——人文學科的衰落是同源的。當下的社會中，人文學科的精英們在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是相對失語和退場的。我們現在恰恰需要更多切中現實的來自人文科學的智慧。

我自己的立場是一直相信技術能改變社會的，但是前提是，我們要懂得如何定義和使用它。此前我采訪了美國《連線》雜志主編、知名科技觀察者凱文·凱利，很多科學家或者人文學者此前都會覺得我們身處一個英劇《黑鏡》一般的社會中，但斯坦利給了我一個很意外的答案，他說我們其實生活在“白鏡”里。從互聯網到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縮寫，人工智能），技術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挫折和陣痛，但這恰恰是決定技術方向的關鍵時刻。就像去年年底武漢的無人駕駛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會認為無人駕駛會導致大面積的網約車司機失業。但事實上汽車剛剛誕生的時候，人們想的也是它影響了馬車夫的生計，不會想到它是能夠創造這么多的就業的。

科技前進的方向，不應該完全交由程序員來決定。人文學科——法律、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的精英們應該更積極地介入進去，去向公眾介紹技術的運行機制，讓我們擁有更多度過這個技術陣痛期的方案。

據說百度的文心一言用戶今年最高頻的提問是“給我答案”。我覺得“答案”這個詞本身說明了人與機器的關系是相互協助，而不是機器要控制人類。現在的很多技術還處在發展的觀望期，我想，我們不妨對技術抱有更樂觀的態度，同時更多地了解和參與到技術變革的進程中來，提出更多的建議。

電影《終結者》（1984年）拍攝花絮照。如今，這部41年前電影里的無人駕駛、機器人、無人機等想象已然照進現實，而當年那個看似遙遠的“人類可能會被AI替代的擔憂”也終于迫近，甚至已經在發生。

高明勇：我稍微補充一點，剛才陳白說，用戶們希望從AI那里獲得答案。我剛開始看培云這本書，也希望能尋找到答案，但其實讀完后你會發現，這本書并不希望給你答案，而是給你更多的問題，啟發你思考。這本書有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點，是它反對一切形式的技術極端主義，像陳白剛剛說的，我們既不能輕視技術，也不應該過度地對其感到恐慌。這都不利于我們全面地思考技術的未來道路。

人們把精神交給后現代，
身體停留在前現代

熊培云：這本書的書名在最后被定為《人的消逝》之前，有一個預備的書名，叫《巨獸》。巨獸和我們人類歷史有密切的關系。遠古時期，恐龍這樣的史前巨獸滅絕了后，人類才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上創建后來的文明。人類在最初的時候也是和很多野獸在搏斗，然后野獸都被趕走了，或者被關進籠子里了。

但是，人類的創造力是沒有關進籠子的，人類一直在創造新的巨獸。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人們對科學、知識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但是伴隨著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腥風血雨，大家發現啟蒙的觀念未必能夠給人類真正帶來意想之中的美好社會，甚至可能會走向它的反面。

時至今日，當我們看到科技幾乎壟斷我們生活中的一切時，人變得更有力了嗎？我們表面上變得更自由，其實更被動、更無依無靠了。

美劇《人生切割術》（2022年）海報。故事里，一家公司就“記憶分割術”進行內部實驗，接受了手術的員工將變得人格分離，形成公司人格和日常人格，即當進入公司，他們的日常人格就會陷入沉睡，身體由公司主導，當離開公司，日常人格會重新接管身體，而這個人格將不記得任何在公司里發生的事。

我們把精神都交給了后現代，但是我們的身體還停留在前現代——一方面，我們把自己的生活交給了各種各樣的科技擺布；另一方面，我們在精神上又處于一種不擔責任、無所謂、躺平的狀態。

朱學東：我其實不像培云這么悲觀。人類確實創造了巨獸，技術是這個巨獸的爪牙，但巨獸本身還是根植于人性的欲望。技術的進步確實是現代性的成果，但現代性也會帶來大屠殺的陰影。人類只能在不斷地吸取教訓的基礎上來馴服自己對待技術的欲望。

熊培云：這里我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批判人性，可能是我在所有的研究當中最不關心的事情，我覺得人性不可批判。從古至今，人都有欲望，有恐懼。人性其實沒有發生太多變化，變化的是科技和社會結構。就好像我們說互聯網搭建起了一個新的全景監視結構，躲在暗處的人能看到你，你卻看不到他。這個結構導致了我在書中說的“無責任人的聯合”。無數人可以在暗處對別人施加傷害，可以隨時逃逸，成為網上的游牧民族，在互聯網的結構下，人性的這一面才得以放大。

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去探討的是科技支撐起的某種結構，以及它對人的改變。我一直不感冒對所謂“國民性”的批評，同樣是人，在不同的環境和結構中就會展現出不一樣的狀態，我們要探尋和反思的，就是這個環境。

朱學東：在這一點上其實我們并沒有沖突。我并不是要批判，而是想說人性就是這樣，核心的關切都是我們這幾千年來累積的文明怎么防止人性中惡的一面，這個最重要。

技術爆炸時代與“全球文科倒閉潮”

劉亞光：剛才陳老師提到，現在從科技的角度反觀人文的思考是比較稀缺的，這個和全球范圍內文科的退行與失落同時發生。近期，多家媒體也都報道了“全球文科倒閉潮”的現象。不知道在座讀者和線上讀者有多少是人文學科的？大家可能都關心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人文思考者，我們應該如何去介入這個技術爆炸的時代？我們具體需要做什么?

朱學東：我先來拋個磚。我可以說是一個科盲，不是太愛讀科學的書，也感覺自己沒有這個能力，我當年就是因為物理學不好考的文科。即便如此，我們依舊是可以通過閱讀，更多地擴展自己的視野和對這個世界的了解的，也能通過閱讀保持對技術的反思。

具體來說，我近期閱讀特別關注的重點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對戰爭殘酷性的反思，二是魏瑪德國、蘇聯相關的，三是有關個體如何在一個科技、政治巨變的時代體面地活下去。我始終認為歷史里面蘊藏著前人的智慧，這些智慧讓我們不會成為技術的奴隸。

陳白：我覺得現在關于技術的人文批判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們只有一些盲目的批評或者是順應市場主流的贊揚。就像剛剛老師們討論的，巨獸并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背后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么，其實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語境都需要細細分析，這些都有巨大的反思和批判的空間。在這樣的語境下，我覺得我們應該呼喚更多的文科生努力地發聲。

高明勇：談起文科，我們以前經常會說文科是“無用之用，方為大用”。其實這句話有一定的掩耳盜鈴的色彩在里面，其實暗含的還有思維方式的差異。這些年出去給學生們講座，我講的比較多的是要“去文科化思維”，要盡可能擺脫比較淺層、單一、感性的思維，建立相對綜合性的思維模型。比如培云兄雖然是學人文科學出身，但在這本書里面大量引用了法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思想資源。我覺得新時代的文科生，要盡可能在各個不同的學科之間穿梭，用更全面的思維來分析問題。

熊培云：我在書里面也特別提到了人文學科的衰落。我覺得這和文科生、文科學者們的自我放逐是有關系的，它不完全是技術帶來的，文科的論文已經越來越失去價值，除了給期刊編輯看，其他人可能都不看。ChatGPT（OpenAI發布的聊天機器人模型）剛剛出來的時候，當時學院有一個討論，我也參加了，我的觀點是ChatGPT本身對目前人的思考主體性并不構成威脅，為什么？因為它更多還是一個平庸的大多數，它是根據數據庫總結出來的一些東西，并不具有真正的創造性。有人恐懼它會代替人類，可能是因為他自己正在做著ChatGPT做的事情：整合材料，綜述，卻沒有自己的觀點。這其實跟流水線上的工人沒有多大區別。所以說，文科的衰落，一方面科技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我覺得人文社科的學者也需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未來的雨都已落在未來。萬物落幕有時，開始有時。如果無法改變這一歷史進程，我們不如像泰格馬克一樣重新定義何為人類本身。既然握住機關槍的人類還是人類，那么經過人工智能改造的人類也還是人類。有朝一日當人類徹底消失在自己的創造物之中，這既是為擁有自由靈魂而驕傲于世的人類之最大悲劇，也可能是人類最后的一點希望。人類，和它曾經孕育的無數詩人一樣，是一群小小的消失了的創造神。

——摘自《人的消逝》，熊培云

本文經合作方授權刊發。分享嘉賓：熊培云、朱學東、陳白、高明勇；主持、整理：劉亞光；編輯：張瑤；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人的消逝：

從原子彈、互聯網到人工智能》

作者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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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人工智能正在打開潘多拉魔盒。事實上，每一次劃時代的技術浪潮，都粘滿了“盲目樂觀”的羽毛。原子彈雖然結束了二戰，但也形成了對人類存在的巨大威脅；互聯網雖然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生活邊界，但越來越多的人反而經歷著時空坍縮；人工智能雖然使得機器變得越來越人類友好，但人類反而像是淪為了機器的附庸……

本書中，熊培云以原子彈為思緒的起點，進而延展到互聯網構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來欣欣向榮的人工智能，系統、廣闊地分享了自己近年來的思考。試圖在科技一往無前的當下，喚醒“人何以為人”的意識。

熊培云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畢業于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傳播學與文學。曾任《南風窗》駐歐洲記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香港大學、東京大學、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理想國譯叢”創始主編委員之一。現執教于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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