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向美聯儲喊話，要求后者“做正確的事”——降息。

這已是他在三月份第三次公開施壓美聯儲，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依然將利率維持在4.25%-4.5%區間。表面看是貨幣政策分歧，實質是白宮與美聯儲在經濟治理權上的角力。

特朗普的降息訴求背后存在三重動機，他試圖對沖關稅政策的反噬效應。過去三個月，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及歐洲部分商品加征的關稅已導致進口成本上升，企業被迫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核心PCE指數同比上漲2.5%的數據印證了這種傳導機制。

需要為即將宣布的新一輪關稅政策鋪設緩沖墊。4月2日白宮計劃推出新關稅清單，降息能在短期內提振市場信心，這種“先放水后加稅”的策略在2019年曾成功實施過。這延續了其削弱央行獨立性的長期意圖，自2018年提名鮑威爾以來，特朗普已多次公開批評美聯儲決策，試圖將貨幣政策納入行政權力輻射范圍。

美聯儲的按兵不動則基于更復雜的現實考量。

核心通脹指標自2024年下半年持續高于2%目標線，1月核心商品價格環比上漲0.41%顯示通脹壓力未實質性緩解。更關鍵的是，關稅引發的物價上漲與經濟增長放緩形成對沖效應——企業投資意愿因貿易不確定性下降，消費者支出增速創三年新低，而勞動力市場卻因移民政策收緊出現結構性短缺，這種“高通脹+低增長”的組合讓人聯想到1970年代的滯脹困局。

鮑威爾在記者會上坦言：“我們正試圖在相互矛盾的經濟信號中校準政策，過早降息可能重蹈上世紀70年代政策失誤的覆轍”。

雙方僵持暴露了美國經濟治理的結構性矛盾。白宮希望通過積極財政政策（關稅）和寬松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刺激增長，但美聯儲作為法定獨立機構，必須優先維護價格穩定。

這種制度設計在常態下能形成制衡，但當行政分支推行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時，貨幣政策空間被大幅壓縮——加息可能加速衰退，降息則縱容通脹。數據顯示，美聯儲已將2025年GDP增長預期從2.1%調降至1.7%，這是自2008年以來最大的年中預期修正。

目前的市場反應驗證了這種政策困境的嚴重性。標普500指數在議息決議公布后單日下跌1.2%，美元指數觸及四個月新低，而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程度加深至0.3個百分點。

金融機構開始調整預期，摩根士丹利在最新報告中刪除了年內降息預測，高盛則警告“滯脹風險溢價正在資產定價中加速體現”。這場白宮與美聯儲的博弈，最終可能以經濟數據的惡化迫使某一方讓步，但無論結果如何，美國企業都將為政策拉鋸付出更高成本——要么承受更貴的融資環境，要么消化持續攀升的進口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