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師必闕，窮寇必迫。

這是先秦時期，中國兵圣孫臏在其軍事著作《孫子兵法》中實踐得來樸素戰爭智慧。

其大義在于：圍城務必要留下一個缺口，不然逼上絕路的敵人會爆發出頑強的生的意志，并不惜一切代價同仇敵駭放手一搏，這樣是得不償失的。

這是中華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對人性深刻的洞見。早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我黨在毛主席的堅強領導下，就貫徹實施了對俘虜的優待政策。

古語有云：攻城為下，攻心為上。

那時，我黨正值艱難的革命創業階段，面對來勢洶洶的軍閥地主和反動派的聯合剿殺，土地、資源、人口和裝備均不占優勢的我軍，在輿論宣傳陣線提倡優待俘虜、天下無產階級是一家的統治政策。

冥冥之中，就在無形間瓦解了剝削階級通過非法手段強征而來的、以窮苦百姓為主體的主要兵源，這些可憐人本就談不上堅定的戰斗意志。

這些可憐人被我軍俘虜以后，大部分曾經的敵軍在我黨寬容、厚撫的善待政策和思想教育下，選擇了棄暗投明，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有效的補充人民軍隊的有生革命力量。

原本敵強我弱的不利態勢，此消彼長之間，勝負逐漸易手。

看著我黨人民軍隊越打越多，反動派越打越少，革命形勢的發展對我們越來越好。全黨上下對毛主席的遠見卓識從最開始的不理解變成了現在的心服口服。

“優待俘虜”作為黨的基本政策，是對毛主席那句樸素的政治箴言“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的貫徹實踐，成為證明毛澤東思想偉大正確的眾多不可勝數的成功案例之一。

放之四海而皆準，俯仰古今無不出其中。

可抗日戰爭時期，就有這么一個作戰勇敢悍不畏死八路軍戰士，帶頭屢次違反黨優待俘虜的基本政策，但凡俘虜了日本鬼子一律用刺刀挑死，不留活口。

白區的反動派武裝，說到底還是自己同胞，都是窮苦大眾無產階級出身。

只是受到了反動集團的蠱惑和強制手段的征召，不得已誤入歧途，故大部分良善百姓受到我黨優待很容易棄暗投明。

可自1937年7月以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對中國大肆蹂躪，抗日事業變成了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

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帶著先進的制式武器、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被軍國主義洗腦的成千上萬難以計數的日本士兵，水陸并進侵略中國。

面對人心不齊、一盤散沙、裝備和人員素質低下、戰法戰術老舊的中國部隊，日軍在裝備、資源、戰士戰法方面對比我軍都有著巨大的優勢。

這所謂的優勢，是建立在一個落后的半殖民地農業社會和后發帝國主義壟斷工業社會在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吃得飽、穿的暖、武器先進、彈藥充足、人員接受訓練的程度也比我軍高的多。

戰爭初期，面對著我國抗日武裝的同仇敵愾氣震山河的頑強抵抗，雖有效地阻擊日本侵略者所謂“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叫囂，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沿海地區盡喪敵手，只能依靠我國巨大的戰略縱深與敵人進行戰略周旋。

當時，日本就已經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強大工業國，可這樣的一支善戰之師卻是被滅絕人性的軍國主義洗腦、鼓吹種族優越論的法西斯政府所控制的部隊。

這樣的一支惡魔的軍隊，他們針對新兵的訓練，常常是奪去中國老百姓和被俘中國軍人的鮮活生命作為新兵的所謂“試膽”練習的目標。

因此，大量無辜的中國百姓為了日本侵略者所謂的練習無辜喪命、慘遭滅門、日本軍隊所過之處皆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八路軍戰士王汝林自追隨革命以來，見過太多受日軍凌虐的百姓凄慘的死狀，面對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饒是我黨有悍不畏死的勇氣有心殺賊，奈何國土盡喪，我軍本就匱乏的補給現在更是難上加難，實在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相反日軍打出的槍林彈雨般密集火網、和較高的射擊精度，常常在正面戰場給我黨造成大量傷亡。

善于尋求突破、揚長避短的我黨人民軍隊試圖從我方優勢下手，以我軍對地形的熟悉作為突破點，誘敵深入進入狹小逼仄的村巷之中與敵軍進行近身肉搏展開慘烈地白刃戰。

為此，八路軍將士在各地的武術大家的指導下，進行了嚴苛的近身搏斗訓練。

在戰士的刻苦訓練下，八路軍整體的白刃戰技巧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與日軍的拼殺中，以王汝林為代表的優秀同志作戰勇敢、不怕犧牲。

他在訓練中訓練出出色的身手，數次在與日軍的近身搏殺中展現出無畏的勇氣，斬下的日寇頭顱不計其數，同時身上也留下代表榮譽的無數傷痕。

在與日軍的不斷交手中，我軍很快摸清日本鬼子的行動習慣和作戰戰術，并與時俱進的改變戰法，很快這種一邊倒的優勢隨著我軍戰法的演進和人員戰斗素質的提升。

在與日本鬼子的交鋒中，我軍能從容不迫的開始占據優勢、互有勝負。

其中，王汝林所在部隊表現出色，在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擊潰了日軍的意志并斬獲不少俘虜。

我黨寬大為懷優待俘虜，這一點對喪心病狂的日軍也是一樣，可是王汝林卻數次違逆上級命令，每當有日軍主動投降，便舉起刺刀毫不猶豫地狠狠的扎向他們的心口，一如這些日寇曾經將刺刀舉起殺死中國的無辜百姓一樣。

每次殺完一個日本俘虜，王汝林總有一種釋然的感覺，這個該死的惡魔用生命為無數無辜屈死的百老姓贖了罪。

可擅自處死俘虜的王汝林，違反了我黨寬大為懷的俘虜原則，多次受到上級長官的斥責。

王汝林脫下上身的軍服，全身上下沒有一塊好肉，密密麻麻的傷疤就像一面抗日的榮譽墻血淋淋的展現在長官面前。

面對這樣一位忠心為國、堅決抗日的革命標兵，饒是他鑄下大錯，長官此時只有感動，只好無可奈何的收起軍法，耐心寬慰，只對王汝林進行了簡單的批評教育草草放走。

王汝林對長官的寬容十分感激，面對自己殺死日軍俘虜的行為，滿含熱淚的解釋道：

從前，我眼睜睜看著鬼子把鄉親們當豬狗一樣屠宰，他們凄慘的死狀，至今每日都在我的眼前出現，這些鬼子，就是投降了也是禽獸，對付禽獸我見一個殺一個，就算組織上處罰我我也認了。

抗戰期間，我黨對日本俘虜的改造卓有成效，多達百人的前日軍成為了共產黨員，他們為我黨的對敵情報工作作了突出的貢獻。

像抗日英雄王汝林這樣的殺俘行為固然不可取，也正是有了像他一樣的民族脊梁，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便不再是神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亦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