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刻度在于細節。

大同陽高縣席某某的新房里，木柜表面的焦痕仍在。2023年5月2日的混亂，被監控鏡頭定格在14:37:22——未婚妻赤足沖出房門，旋即被未婚夫拖入房中。

婚房，一張婚床成為關鍵戰場。法醫物證箱里封存著更矛盾的證物—— “女方外/陰：處/女膜完整，未見新鮮破口”；“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 STR 分型。”

但席某某很快因涉嫌強奸而失去自由。

檢方指控的核心證據是一段通話錄音：席某某對“你是否強暴她”的提問回應“嗯”。

2023年12月25日，該案一審以強奸罪判處被告人席某某有期徒刑3年。昨日上午，二審不公開庭審，讓這樁羅生門案件再度登上熱搜榜。

輿論更傾向于支持席某某，有些人直指女方基于財產利益 未滿足涉嫌誣告，但她似乎并未受到應有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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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前夕，大同市中院委托陽高縣社區矯正管理局的《委托調查函》稱：“我院審理的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席某某強奸一案，根據上訴人席某某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擬對其適用緩刑，進行社區矯正。”

但事實上，上訴人席某某一直宣稱無罪。

媒體報道稱：

席某某的母親鄭女士表示，當地司法部門有找到席某某，詢問是否接受緩刑，“我兒子堅稱無罪，不需要緩刑。”“三四天前，司法部門也找到我，讓我簽社區矯正判緩刑。”鄭女士說，“司法部門問我，如果我兒子緩刑回來，是否可以監護他。”“兒子回來，我隨時迎接，但要判他緩刑，這我們不能接受，我們堅持無罪。”

熟悉中國司法顯示的人都清楚，法院要給惡性刑案嫌疑人緩刑時，通常意味著這個案子證據不足或此前遭遇錯判，法院急于找一個讓當事人可以接受的方案就坡下驢。

如果席某某一直堅稱無罪屬實，請問大同市中院，你們可以偽造當事人“有悔罪表現”的事實？這是不是涉嫌犯罪了？還有什么你們不能夠黑白顛倒的？

席某某已經收到了最高法批準第四次延長審限的通知，“3月18日，我兒子接到了延期通知，審限延期至6月7日。”——席某某已經關了快700天了，為什么還延期？別告訴公眾這不是為了補充證據。

第二天，中午，女方一方按照當地習俗宴請席某某。宴后，兩人來到婚房休息。就發生了上述羅生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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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鄭女士的說法：

席某某未強奸吳某某，而是雙方發生親密接觸后，就“房本加名”問題未談攏，女方情緒失控。席某某將其反鎖屋內，取車準備送吳某某回家，“大概10分鐘左右，我兒子回家發現吳某某點燃了客廳窗簾，并將臥室門反鎖。踹開房門后，發現吳某某在用打火機點燃紙團，燒柜子。”鄭女士說，吳某某情緒失控跑出房間“呼救”，席某某將她追回，“我兒子是怕她出意外，把她追回來的，不是為了強奸。”

沒有強奸的客觀證據，對席某某的一審定罪，主要依靠口供。

席某某母親鄧女士說，事后女方媽給她電話商量房本加名的事情，不然就報警。后來又電話席某某進行了錄音。

女方母親此前對媒體表示：

5月2日與席某某協商后，至當晚10時許未能得到男方回應，遂聯系席某某方，對方稱不同意她提出的解決方案，也不打算解決此事，“我問人家怎么辦，登記結婚，把后部分彩禮給了，人家答復說那是明年。我說那說的是明年，你孩子現在把事情做了，那有了孩子咋辦呢？人家說已經付10萬了，我說是是是，非是非，既然把我女兒怎么了，就應該承擔起責任。我說你們有錢，就錢說話，沒錢了就把房本上添個名字也行。不管怎么樣，總得給她個名分，我這要求不算過分吧，人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說那怎么辦呢？人家最后說法院見。他們結果是把人強暴了，把人欺騙了，啥也不管了”。

5月2日22時50分許，女方打電話向公安機關報警。

席某某母親和女方母親的表述，客觀上都強化了“財產糾紛誘發誣告”的合理懷疑。

女方焦慮或許來自：婚后一年房產加名的承諾能否兌現，其實并不確定。所以并不排除女方借男方想強行發生關系（未果）之機，大肆吵鬧（燒紙、剪窗簾等），以此要挾謀取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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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核心證據不足以證明性行為發生。

根據多份司法鑒定報告，在缺乏直接生物學證據的情況下，無法排除“未發生插｜入性性｜行為”的合理懷疑。

若按女方所述性行為系暴力強迫，其事后協商房產加名等行為與強奸受害者的常見反應存在邏輯沖突。而案發現場燃燒衛生紙、剪裁窗簾等痕跡，辯護方解釋為財產糾紛引發的情緒失控，與性侵暴力行為無直接關聯。

雙方已訂婚并舉辦儀式，婚房內監控顯示電梯摟抱等親密動作，可能形成對性行為的默示同意預期。盡管法律上婚約不影響性同意獨立性，但社會觀念中“訂婚即夫妻”的認知可能影響雙方行為判斷，需結合具體情境綜合評估。

檢方依賴的電話錄音中，男方僅以“嗯”回應“強暴”指控，且錄音系女方家屬單方錄制，存在誘導性提問可能。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1條，此類證據未經交叉質證（女方未出庭）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本案引發傳統婚俗與現代權利觀的輿論爭議，但司法裁判應嚴格遵循證據規則。一審過度依賴女方單方陳述，忽視客觀證據矛盾，有違《刑事訴訟法》“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應作無罪判決。本案中：

性行為是否發生存疑（醫學證據缺失）；

是否違背意志存疑（情境證據矛盾）；

社會危害性存疑（協商繼續婚約、財產訴求突出）。

若強行定罪，將導致“口供定罪”的惡劣示范，加劇男女互信危機。法律不應成為道德焦慮的宣泄口，而應是理性裁量的標尺。本案證據瑕疵與邏輯斷裂已構成“合理懷疑”，唯有堅守疑罪從無，方能維護法治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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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結合案件證據與法律邏輯，需警惕誣告的潛在風險。司法系統在平衡“保護受害者”與“防范誣陷”之間，負有責任。

若司法程序僅依賴單方陳述而忽視物證，可能助長利用性侵指控實現其他目的（如財產糾紛）的行為。

案件二審前，法院曾通過《委托調查函》釋放“擬適用緩刑”信號。此舉看似折中，實則暗含雙重危機：

1. 對誣告的變相縱容：若被告確實無罪，緩刑雖減輕刑罰，卻仍使其背負“罪犯”標簽，變相承認指控的合理性，可能鼓勵誣告者利用司法系統施壓。

2. 對法治原則的侵蝕：法律裁判應基于事實而非輿情壓力。妥協性判決模糊了“有罪”與“無罪”的界限，損害司法權威。

緩刑不應成為證據不足案件的遮羞布，否則將動搖‘疑罪從無’的根基。

本案折射出復雜的社會癥結。雙方將房產加名與彩禮綁定，為矛盾埋下伏筆。若性侵指控成為財產博弈的工具，不僅扭曲刑法功能，更可能引發公眾對女性維權動機的普遍懷疑。

封閉空間性侵案件中，在物證、醫學報告等客觀證據均不支持指控的前提下，對單方陳述要足夠警惕。對于證據明顯矛盾或存在利益動機的指控，司法機關應主動啟動誣告調查程序，而非等待被告方自證清白。

正義的刻度在于細節。

大同案件警示我們：縱容誣告與冤判無辜同樣是對正義的踐踏。司法系統既保護性自主權，也需捍衛“無罪推定”底線。

回到燃燒的起點，所有客觀證據都在講述一個未完成的故事：沒有體液交換的性接觸、未被完全壓制的反抗、未被及時阻止的縱火……這些物理痕跡既無法拼合成強奸罪的完整證據鏈，亦不能反證性同意的存在，但刑法的精髓不就在“疑罪從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