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應該加快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改革，降低居民部門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文章來源于“大勢看財經”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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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受各種因素影響，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例如，從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與服務凈出口三大支出對季度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24年最終消費的貢獻季均僅2.3個百分點。而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最終消費的貢獻季均達到4.2個百分點。又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在2024年僅為3.3%，顯著低于2015年至2019年期間的9.7%。

事實上，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較低不是一個短期問題。如圖1所示，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一度由1983年的53.4%下降至2010年的34.6%，到2023年僅回升至39.2%。從國際比較來看，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39.2%）不僅顯著低于美國（67.9%）、英國（62.9%）、法國（54.8%）、日本（54.5%）與德國（52.7%）等發達經濟體，也顯著低于印度（60.9%）與韓國（54.5%）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即使考慮到各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中國與其他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的時期相比，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是非常低的。

筆者認為，要大力提振消費，首先應該全面且系統地厘清當前導致居民消費增速顯著下行的各種原因，之后再對癥下藥采取相應措施。而要厘清影響消費的各種因素，消費函數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從現代消費函數來看，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居民收入變動，包括當期收入與中長期收入（恒久性收入）；二是居民財富變動；三是居民預期變動。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增長越快、居民財富增長越快、居民對未來的預期越樂觀，居民消費增長越快，反之則反是。

本文第一、二、三部分分別從居民收入、居民財富與居民預期維度出發討論居民消費放緩的原因與對策，第四部分分析如何理解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之間的關系。

收入維度

從收入維度來看，短期內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速在2020年以來的顯著放緩。如圖2所示，中國城鎮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在2024年分別為4.6%與6.6%，顯著低于2019年的7.9%與9.6%（分別下降了3個百分點左右）。居民收入增速在2020年至2024年期間的下降，自然與三年新冠疫情暴發有關，但同時也與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等行業面臨趨勢性調整有關。與人均收入增速下降相比，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速的下降更加顯著。

中長期內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一是民營企業普遍不景氣導致居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信心下降，二是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之間與居民部門內部均存在明顯的收入分配失衡。

如圖3所示，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22年大幅下降，由2021年12月的119.8點下降至2022年12月的88.3點，到2024年11月進一步下降至86.2點。從分項指數來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中的就業分項下跌尤為顯著。在2022年之前，就業分項指數持續高于總指數與其他分項指數。而在2022年之后，就業分項指數既持續低于總指數，也持續低于收入分項指數與消費意愿分項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就業分項顯著下跌的根本原因，是近年來年輕人調查失業率大幅上升，而后者的主要原因則是近期民營企業普遍不景氣，畢竟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80%的就業。

圖4展示了中國國民收入在居民、政府與企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狀況。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雖然已從2012年的58.5%上升至2022年的65.0%，但依然顯著低于其他主要國家。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原因之一是企業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偏高，后者由2003年的15.2%上升至2022年的24.4%。此外更重要的問題是，企業部門創造的利潤并沒有充分轉移到居民部門。例如，2018年中國國有企業資產規模高達475萬億元，占企業部門總資產比重為52%，但這些企業的大部分股權并沒有直接為居民部門所持有，因此國企向居民部門的直接分紅非常有限（徐高，2025）。

中國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程度也有待改善。一方面，202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在主要大國中相對較高。另一方面，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是居民部門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來源之一。如圖5所示，盡管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倍數已經由2007年的3.1倍下降至2024年的2.3倍，但后者依然不低。更重要的是，城鄉居民在財產與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要遠高于收入差距。例如，在2023年，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養老金待遇月人均223元，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月人均3150元，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金月人均6278元。

綜上所述，要從收入維度提振居民消費，相關政策建議包括：

第一，應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短期收入，尤其是通過發行普惠式消費券的方式。如果給中低收入家庭發放現金補貼的話，這些家庭在收入下降的前提下很可能選擇增加儲蓄而非消費。因此，更好的方式是給這些家庭發行將會在固定期限后作廢的消費券。過去，各地方政府為了刺激本地特定行業發展，發行的消費券通常與特定產品或服務的購買掛鉤（例如汽車、手機、酒店、景點門票等）。為了進一步放大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建議發行不與任何特定產品或服務掛鉤的普惠式消費券。

第二，大力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畢竟民營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首先，中國政府應加大向民營企業開放教育、醫療、養老、電信等服務業部門的力度，幫助后者重新找到快速發展的機會。其次，應該切實落實好兩個毫不動搖，保護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再次，在土地出讓金發生趨勢性萎縮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應通過加快央地財政關系改革，讓地方政府能夠大致實現收支平衡，這樣才能切實有效地改善地方營商環境。

第三，在國民收入跨部門分配方面，應顯著提高居民部門收入所占份額。一方面，中國國有企業尤其是央屬國有企業應該加大稅后紅利上繳財政的比重，也可以考慮將部分國有企業股權劃撥給全國基本養老金體系，最終實現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讓利。例如，根據徐高（2025）的估算，如果能夠將10萬億元非金融國有資本權益劃入社保（僅占2023年中國國有非金融國有資本權益的十分之一），就可以讓社?；鹦略?1萬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每年可讓社保資金投資收益增加1.5萬億元。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進一步提高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的財政投入，實現政府部門向居民部門讓利。

第四，在居民部門內部，應逐漸實施更具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比。考慮到目前基于當期收入的所得稅具有累退性質（Regressive，也即真實的稅收負擔隨著收入上升而下降），未來中國政府應征收具有累進性質（Progressive）的基于居民財產的所得稅，例如遺產稅、資本紅利稅等。

財富維度

最近幾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與股票市場總體表現不佳。國內資產價格不景氣將通過負向財富效應抑制居民消費。要從財富維度提振居民消費，應盡快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并培養一個指數不斷上漲且“牛長熊短”的股票市場。相關政策建議包括：

第一，多措并舉，盡快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2024年10月17日出臺的“四取消、四降低、兩新增”舉措對穩定房地產市場發揮了較好作用，但相關政策仍需加力。在房地產政策方面，中國政府應三管齊下。其一，為促進一線城市核心地區房價盡快觸底回穩，北京、上海、深圳應該效法廣州，一次性全面取消限購限貸限售措施。“擠牙膏”式的政策放松會讓潛在購房者產生政策將會持續放松的預期，這會讓他們集體推遲入場，讓房價下跌變得曠日持久。其二，各省級政府應出面來幫助本省的頭部民營房地產企業。例如，為幫助這些企業渡過流動性危機，省級政府可以發行特別專項債券，將募集資金轉貸給頭部民營房企，以拉長債務久期、降低債務成本。其三，應考慮由中央財政發債、組建全國性住房銀行、到有持續人口流入的大中城市、通過反向拍賣方式收購部分商品房并將其轉換為保障性住房的模式。與此前模式相比，這種新模式有助于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保障新增保障性住房有市場需求、避免國企收購導致的所有制企業與價格歧視等。如果上述政策得以落實，那么北上廣深核心地區的二手房價格有望在2025年止跌，甚至略有回升。房地產市場爆發系統性風險的概率有望顯著下降。

第二，中國政府應努力培養“牛長熊短”的股票市場。相關政策包括：第一，繼續完善中國資本市場的治理機制，營造保護投資者、嚴懲違法者的股市文化，例如進一步提高頂格處罰上限，持續加大打擊上市公司信息造假、關聯交易與大股東違規減持的行為；第二，盡快恢復正常的IPO（首次公開募股）節奏，這樣有助于促進股權交易一級市場的發展以及二級市場的可持續發展；第三，加大地方社保資金、保險公司資管資金等長期投資者的入市力度；第四，由中央財政發行2萬億元特別國債，用募集資金組建中國的股市平準基金，通過在市場上對藍籌龍頭股、指數基金與行業ETF的“低買高賣”來穩定市場。

預期維度

當前，受各種因素影響，中國居民部門總體預期與信心較為低迷。一方面，這反映在圖3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另一方面，如圖6所示，自2022年至今，中國居民部門年度新增存款規模顯著上升，新增貸款規模明顯萎縮，這反映了居民部門避險情緒增強、加杠桿意愿明顯下降。導致居民部門預期低迷的原因，一方面是微觀層面上，居民對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的擔憂明顯加劇，導致預防性（謹慎性）儲蓄動機增強；另一方面是宏觀層面上，居民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有所下滑。

要從預期維度提振居民消費，相關政策建議包括：

第一，從微觀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該加快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改革，降低居民部門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當前，不同年齡階段或不同地域的中國人對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的擔憂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其一，為降低中年人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中國政府應加大養老領域改革，促進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商業機構養老相結合的養老體系建設，增加優質且價格合理的養老服務的供給；其二，為降低年輕人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中國政府應加大教育改革與住房改革的力度。教育改革方面，應增加優質教育服務的供給，大力發展優質職業教育，加大對失業群體的再培訓力度。住房改革方面，未來中國政府在一二線城市應顯著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培育長期租房的文化；其三，為降低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中國政府應該加大財政投入，顯著且永久性地提高農村居民的社保水平、降低農村居民的醫保成本。

第二，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盡快消除負向產出缺口，通過結構性改革提振潛在經濟增速，并著力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其一，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國內總需求不足，存在負向產出缺口，為此，中國政府應在2025年切實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顯著提振名義GDP增速。其二，當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在人口老齡化、投資驅動經濟增長效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呈現持續下行趨勢，為扭轉這一趨勢，中國政府必須依靠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舉措。我們應深入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各項改革開放舉措，以此來促進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企穩甚至反彈。其三，雖然特朗普2.0沖擊讓全球環境變得更加波詭云譎，但中國政府也應通過更具創造性與靈活性的外交政策，營造更加良好的國際環境。例如，中國政府應抓住特朗普上臺的時間窗口，加大與西歐國家修補雙邊關系的力度。

如何理解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之間的關系

當前，就如何更加有效地擴大國內需求這一問題存在一定爭議。一方認為，中國政府能否在短期內顯著刺激居民消費存在較強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推動投資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在短期內更容易見效。另一方認為，中國投資率已經足夠高，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已經很窄、投資效率已經較低，因此，只有擴大居民消費才是治本之策。那么，如何看待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的關系呢？

第一，基礎設施投資在未來仍然有較大空間。誠然，在人口凈流出的中西部與東北地區，的確存在基礎設施投資效益下降的問題。然而，在人口凈流入的地區也存在基礎設施供給不足的情況。筆者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之內，一是城市地下管網；二是省際、市際與縣際存在不少“斷頭路”可以打通；三是移動通信基站、算力設施、新能源網絡等新基建；四是在人口凈流入地區，教育、醫療、養老等“軟基建”還存在較大缺口，針對這些“軟基建”進行投資，將有助于拉動需求。

第二，過去宏觀刺激政策的相關邏輯亟待修正，更多的政策資源應該直接給到消費端。在過去若干年，中國政府在實施擴張性宏觀政策時，通常更加偏重于將財政資源投放到投資端。投放到投資端的政府資源可以最終“滴灌”到中小企業與中低收入家庭。這是因為投資與消費、地方政府與中小民營企業、企業盈利與居民收入與就業等變量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然而，隨著經濟結構發生一系列變化，上述“滴灌”效應正變得越來越不顯著。例如，過剩產能的存在使得企業即使在盈利改善的情況下也不愿意給員工加工資。又如，大量應收賬款的積壓使得中小民營企業不能從地方政府主導的工程項目中及時收到現金流。再如，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技術的流行將會降低企業雇傭勞動力的意愿。因此，在未來，中國政府應該將更多的財政信貸資源直接投放到消費端，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與中小民營企業。畢竟，中低收入家庭是中國私人消費的主力軍，而中小民營企業是中國創造就業的主力軍。

第三，為了同時促進短期經濟復蘇與中長期經濟增長，應該更加鼓勵有助于培育人力資本的消費。有一種觀點認為，刺激消費的舉措僅僅有利于短期經濟增長，對改善中長期經濟基本面并無幫助。這種觀點有失偏頗。盡管很多類型的消費的確不能進入生產函數、從而不能推動中長期經濟增長，但有助于改善人力資本的消費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渠道間接進入生產函數、推動中長期增長。因此，中國政府在當前應該重點鼓勵用于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的消費支出，這類支出能夠同時推動短期經濟復蘇與中長期經濟增長?！?/p>

文章來源于“大勢看經濟”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