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在全球發展進程中，出現爭議與批評是十分正常的。在正視爭議、厘清是非的前提下，結合我國國情、企業實際興利除弊，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將有助于解決我國企業存在的突出問題，讓ESG發揮出更大的實際作用

文/余興喜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獨立董事委員會委員，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北京上市公司協會原秘書長，中國鐵建原董秘、新聞發言人

2024年是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提出ESG概念20周年。20年來，一方面ESG的全球影響力越來越大，在我國也得到了政府和相關各界的重視，近年來發展較快，特別是2024年有多項重要文件出臺；另一方面，美國出現了反ESG的潮流，國內外都有較多的對ESG的爭議與批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如何做？上市公司應該如何做？

ESG：并不均衡的進步

總體上看，我國上市公司ESG在近些年來有較大進步，但發展不平衡，整體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上市公司質量/ESG指數報告（2024）》的評價結果是：2023年，非金融業上市公司質量/ESG指數均值68.933分，近兩年連續上升，比上年提高0.2426分。其中，公司治理分項指數均值2020—2022年連續上升，但2023年出現下降；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分項指數均值近兩年連續上升。金融業上市公司質量/ESG指數均值71.9752分，比上年提高0.8967分。公司治理、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分項指數均值均有提高。

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觀察我國上市公司ESG發展的情況。

上市公司ESG報告披露率。根據2024年11月22日發布的由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寫的《中國上市公司ESG發展報告（2024年）》（簡稱《報告》），截至2024年6月末，上市超過半年的A股上市公司共有5319家，其中2142家公司發布了2023年度ESG相關報告（包括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占比為40.27%，披露率較上一年度增長4.83%，較2019年增長13.26%。其中，滬深300和中證800指數成分股公司披露率分別為97％和87%，央企、非央企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披露率分別為95％和73%，大中市值公司和央國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率已達較高水平。

上市公司ESG報告披露質量。根據《報告》，ESG信息披露質量近年來持續提高。以2023年度E、S、G三個維度的細分議題披露率為例，其完整性逐年提高。例如，和2020年披露率相比，“環境”項下的“碳排放情況”為21.99%，提高了16.69%；“水資源利用情況”為28.15%，提高了21.68%；“環保投入”為50.86%，提高了43.20%；“環保部門或委員會”為38.68%，提高了21.45%。“責任”項下的“社會責任報告”為44.32%，提高了21.45%；“員工幫扶”為44.65%，提高了17.32%；“鞏固脫貧成果及鄉村振興項目”為59.92%，提高了31.81%；“售后服務與反饋機制”為69.07%，提高了9.80%。“治理”項下，“股權集中度”“獨立董事占比”的披露率連續四年達100%；“反腐敗制度”為21.99%，提高了16.69%。

上市公司ESG管制架構。《報告》編寫中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董事會層面，69.78%的公司明確董事會或者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為可持續發展管理監督機構。其中，12.67%的公司（213家）設立ESG專門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或者社會責任委員會，12.91%的公司指定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或者其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負責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工作，3.81％的公司指定其他委員會負責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工作，40.39％的公司明確了董事會責任但未設置或指定專門委員會負責相關工作。在經理層，50.09％的公司設立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部門、小組或者具體工作崗位負責相關工作。其中，13.80％的公司設立多種機構組合的執行架構，包括同時設立ESG管理或者執行委員會、管理部門和跨部門執行小組，或者幾種機構的組合；36.29％的公司設立單一機構負責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的執行落實。

上市公司ESG績效。《報告》對上市公司ESG績效進行了概括性的描述，認為ESG相關工作“量質齊升”，正在逐漸成為落實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ESG績效很多是不好量化的，從可以量化的指標看，表現較好且有較大進步。例如2023年上市公司綠色收入平均約11.6億元，比上年增長14.46%。ESG評級應當是對ESG績效的綜合評價。根據中證指數ESG評價數據，滬深300指數成分股公司中，63.7%的公司獲得A級及以上評級，68.7％的公司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96.7％的公司設立相關政策制度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37.3％的公司成立公益基金會或者公益平臺開展慈善活動，75.0％的上市公司發放現金股利。央企與地方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現相對突出，45.7％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18％的地方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獲得A級及以上級別評級。

ESG規則體系的新發展

2024年以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在ESG規則體系方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新發展。

我們先看中國特色ESG規則體系的新發展。比較重要的有：

2024年4月12日，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所同時發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試行）》，自5月1日起施行。指引首次對國內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原則、框架和各議題指標提出明確要求，要求報告期內持續被納入上證180、科創50、深證100、創業板指數的樣本公司，以及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應當最晚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鼓勵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在披露框架方面，對于具有財務重要性的議題，要求圍繞“治理”“戰略”“影響、風險和機遇管理”“指標與目標”四個核心內容進行分析和披露。披露的具體議題方面設置了21個議題，并對不同議題設置了差異化的披露要求。

2024年11月20日，財政部等九部門發布了《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在實施上采取區分重點、試點先行、循序漸進、分步推進的策略，從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擴展，從大型企業向中小企業擴展，從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擴展，從自愿披露向強制披露擴展；在實施范圍及實施要求做出規定之前，由企業自愿實施。提出到2027年，企業可持續披露基本準則、氣候相關披露準則及應用指南相繼出臺；到2030年，國家統一的可持續披露準則體系基本建成。

2024年6月4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新時代中央企業高標準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做出部署，自印發之日起施行。

2024年2月，國務院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5月，國務院發布《2024—2025年節能降碳行動方案》。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能源局、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等部門年內也發布了一系列有關降碳、碳排放權交易方面的文件。

國際上，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6月，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正式發布首批全球可持續披露準則，即《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可持續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一般要求》(IFRS S1)和《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IFRS S2)。ISSB準則發布后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個主要經濟體宣布采用ISSB準則或者確保當地可持續披露準則與ISSB準則保持一致。

在我國香港，2024年4月19日，港交所正式發布《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框架下氣候信息披露的實施指引》，在《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守則》中分階段引入針對發行人的強制氣候相關披露要求。自2025年1月1日或之后開始的財政年度，發行人需披露范圍1和范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在范圍3披露方面，大型股與主板發行人應當遵循“不遵守就解釋”原則。自2026年1月1日或之后開始的財政年度，大型股發行人將強制進行范圍3的披露。

境內外對ESG的爭議與批評

目前無論境內境外，ESG遭受的爭議與批評都比較多；特別是在美國，有一股反ESG的潮流。因此，我們現在談ESG，不能繞開對ESG的爭議與批評。只有澄清這些爭議與批評，我們才能確定是否應當繼續堅持踐行ESG；只有正視這些爭議與批評，我們才能真正把ESG搞好。

對ESG的爭議與批評從它開始到現在從未斷過，可以說，ESG就是伴隨著爭議與批評發展起來的。

我們知道，ESG及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這些理念，都是從投資端興起的。大約在1920年，形成了SRI投資，即社會責任投資；大約在1960年，發展到RI投資，即責任投資；進入1990年，發展到SI投資，即可持續投資，在責任投資的基礎上，更加關注氣候變化等問題引發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更加強調社會、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到了2000年，發展為ESG投資，形成了環境、社會、治理的框架。2006年，聯合國提出了責任投資原則PRI。雖然ESG這個概念是20年前提出來的，但它與社會責任投資等概念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它實際上有上百年的發展歷史。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四次大爭論。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30至50年代，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第四次發生在2005年。2010年以來關于ESG的爭論，可以看作是第四次大爭論的延續。隨著今后的發展情況，它也可能是第五次大爭論。

對ESG及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議與批評意見，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從根本上否定ESG。這類觀點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合理性”上予以否定，另一種是從“有用性”上予以否定。前者認為，就企業來說，ESG、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東西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目的是相悖的；就機構投資者來說，搞ESG投資（包括責任投資、可持續投資等）是對其應承擔的信義義務的違背。后者認為，ESG、企業社會責任既沒有給企業和投資者帶來利益，也沒有促進社會進步或者可持續發展，而且很多時候還會損害企業和投資者利益、損害社會利益。

另一類是對ESG的各種偏差、問題的批評。這一類的批評非常多，比較集中的有：ESG的形式主義，ESG評級標準不合理、不嚴謹，ESG的“漂綠”等弄虛作假行為，ESG某些理念、某些指標的夸大化、極端化。

在各種批評意見中，美國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馬斯克的意見影響較大，馬斯克被稱為ESG的“頭號黑粉”。早在2017年，特斯拉的一名前員工就把特斯拉告上法庭，這位非裔員工稱他在特斯拉加州工廠工作時曾遭受種族歧視，包括種族侮辱、歧視性言論和環境中的種族歧視涂鴉等。盡管他曾向公司管理層和人力資源部門報告了這些問題，但未能得到有效處理。這則訴訟拖了7年，直到2024年3月，舊金山聯邦陪審團裁定，特斯拉要給這位前員工賠付317.5萬美元。此外，特斯拉也發生過多起產品召回事件。主要由于種族歧視指控和質量風險等負面事件，2022年，特斯拉被標普500 ESG指數剔除，這立刻引來了馬斯克對ESG的怒懟。盡管特斯拉在一年后再度被納入該指數，但因為評分較低，ESG仍然多次被馬斯克指責。馬斯克認為，如果ESG評價合理的話，作為新能源企業的特斯拉就理所當然地是ESG的優等生，怎么也不應該低于煙草商，不應該低于油氣公司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然而，在ESG評價體系中，環境因素僅僅是其一個維度，而每一個維度的分數占比是有限的，某些指標即使是滿分也不能保證其總體評價的得分較高。馬斯克對ESG的批評，也體現在他對DEI的批評中。DEI是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和包容（Inclusion）的英文縮寫，是指要確保所有員工，無論其背景或者身份如何，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并感受到包容和尊重。DEI也是ESG的重要內容。馬斯克認為，DEI模糊了企業“用人唯才”的原則，反而讓膚色、性別等因素成為決定因素。他曾說：“DEI只是種族主義的另一種說法。任何使用這個詞的人都應該感到羞恥。”

馬斯克的言論引起較大關注，既與馬斯克個人的成功和知名度有關，也與美國社會上的反ESG潮流有關。美國近年來出現了一股反ESG的潮流，一方面推動反ESG立法，另一方面將ESG污名化。美國多數州都提出了限制ESG的法案，并在多個州通過立法程序成為法律。這些法案的具體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包括限制企業使用ESG標準進行投資決策、禁止政府機構使用ESG標準進行采購決策、限制ESG基金的發行等。2024年3月6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通過了“氣候信息披露最終規則”，要求申報人在其年度報告和注冊表（包括首次公開募股書）中提供與氣候相關的信息披露。盡管“最終規則”與最初的提案相比，已經減少了要求，例如僅要求規模較大的公司披露范圍1和2的碳排放，而且只有在被認為重要時才披露，但仍遭到較為強烈的反對。美國國會的共和黨人和美國商會公開表達了反對意見，西弗吉尼亞州等10個州發起聯合訴訟，要求法院宣布該規則違法。反ESG者譏諷ESG、社會責任為“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ism）。“覺醒資本主義”一詞最早是由政治分析師羅斯·杜薩特在2018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評論中提出的，用來批評美國公司經常會跟風支持“具有社會意識”的運動。伴隨著美國社會中保守民粹主義情緒的上升，近些年，ESG、企業社會責任以及與此相關的環境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等經常被右翼人士和民粹主義者譏諷為“覺醒資本主義”。甚至不少人認為，ESG已經成為美國企業界的一句最新的臟話。在這種氛圍下，一些知名投資機構紛紛退出了ESG投資，例如美國四大銀行摩根大通、花旗銀行、富國銀行和美國銀行集體退出致力于國際綠色金融倡議的“赤道原則”；一些知名機構和企業開始回避ESG這個被污名化的詞，例如可口可樂公司過去曾發布名為《商業與ESG》的報告，2023年度報告名稱卻變為《商業與可持續發展》。

如何看待對ESG的爭議與批評？

在美國興起的反ESG潮流與美國政治密切相關。一方面，美國社會中保守民粹主義情緒上升，“去意識形態化”很有市場，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過往“政治正確”在某些方面走得太過的反彈；另一方面，右翼政客們利用并鼓動這種情緒，導致ESG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美國黨派之爭的工具。前述通過反ESG立法的州和對“氣候信息披露最終規則”發起聯合訴訟的州，全都是共和黨控制的州。

爭議與批評有利于ESG走得更好。應該說，這些爭議與批評意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目前的ESG發展中確有很多偏差和問題，前述第二類對ESG偏差和問題的批評意見，大多數是基本正確的。即使是第一類否定ESG的意見，也有其來由。ESG在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確實存在與企業和股東長遠利益相悖的問題。吸收這些爭議和批評中的合理成分，修正ESG的偏差，解決ESG中存在的問題，有利于ESG走得更好。

爭議與批評有利于人們堅定對ESG的信心。真理越辯越明，通過這種爭議，可以讓人們對ESG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進一步增強對ESG的信心。在前述四次大爭論的第一次大爭論中，美國公司的兩位法學者貝利與多德是大爭論的主角，貝利在爭論的前半段一直是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但在爭論的后半段，貝利完全接受了多德的觀點，完全認同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應該如何做？

第一，堅持做。一方面，ESG本質上是商業倫理、商業道德，無論是在什么社會，倡導良好的商業倫理、商業道德都是有益的；況且其中有些內容已經上升到法律層面，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企業只能做好。很多企業都有自己在商業倫理、商業道德方面的原則，例如百年老店北京同仁堂的“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和“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既有利于社會，又有利于企業，可以說是同仁堂成為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們前面說過，那些對ESG的爭議與批評意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如何批評，ESG及其前身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這些理念，都是從投資端興起，并且一個世紀以來在爭議聲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本身就說明ESG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有生命力的。2024年以來，國家相關部門和各證券交易所陸續發布一系列有關ESG的重要文件。其中，國務院國資委于12月17日印發《關于改進和加強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完善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管理體系，高水平編制并披露ESG相關報告，在資本市場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都說明，國家在堅持做好ESG上態度是堅決的。

第二，不能夸大化。我們要吸收那些爭議和批評中的合理成分，讓我國的ESG工作更健康地發展，首先就是要汲取ESG夸大化、走極端的教訓。要始終堅持ESG與股東長遠利益一致的原則，違背這一原則，ESG就不可能有持續性。2019年8月，181家美國頂級公司（包括蘋果、摩根大通、亞馬遜等）的首席執行官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商業組織 “商業圓桌會議”上聯合簽署《公司宗旨宣言書》后，有人認為從此企業將不再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筆者當時就寫了《ESG與股東長遠利益的辯證統一》一文（發表在《董事會》雜志2019年第9期），強調ESG必須與股東的長遠利益相一致，如果一家公司拋開股東利益而將社會責任作為首要任務，注定是個“烏托邦”，注定要把企業做死。而這，正是與社會對企業的需要背道而馳的。

第三，重視公司治理。公司治理至少在公司產生時就已出現，當ESG概念出現時，公司治理已經有漫長的發展歷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模式、原則和一系列具體的做法，相關法律法規規則比較健全，監管機構、股東對公司治理也很重視。所以，在ESG的相關規范中，歷史較短、過去沒有規范或者規范較少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得到了重點強調，涉及公司治理的規范較少，且把重點放在多元、平等和包容這些DEI議題上。一些國際組織推出的ESG方面的準則往往只包括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不包括公司治理，或者公司治理內容較少。例如ISSB發布ESG報告準則沒有公司治理的內容，因為已經存在共識度更高和影響力更大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特別是在ESG的產生和發展中，一些環保組織的推動起到重要作用，它們自然更加重視環境方面的議題。因此，國際組織出臺的ESG相關文件偏重環境和社會維度，既有歷史原因，也與西方國家在ESG三個維度上的發展現實，特別是公司治理方面比較成熟有關。其實，在ESG的三個維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不但對公司的規范運作、生存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或影響著E、S兩個維度的工作。特別是在我國，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多，公司治理的相對重要性更大，在ESG的三個維度中，應當更加重視公司治理。

第四，突出社會信用。信用是商業倫理、商業道德中最基本、最根本的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首要的是講誠信。我國當前社會信用水平比較低，突出表現在拖欠款嚴重、合同違約較多、侵犯消費者權益，以及產品服務、質量問題較多，特別是食品安全方面問題較多，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健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最近胖東來比較火，火的原因，就是它聲稱賣真貨，特別是不賣存在安全風險的食品。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我們在這方面存在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的ESG應當緊密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解決我國社會和企業存在的突出問題。

第五，在氣候問題上穩健而為。我國在氣候問題上整體做得不錯，面對美國在這一問題上倒退的現實和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們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繼續做好，另一方面也不能太激進。在氣候問題上，我們要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結合起來，而且要更多地關注碳排放以外的環境問題，這些環境問題可能對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更大。

第六，制定統一的分行業細則。目前由于沒有統一的分行業細則，一是增大了企業編制ESG報告的困難；二是不利于企業ESG實際工作的推進；三是企業在ESG信息披露中的具體指標的計算上往往各行其是，“自說自話”，所披露的信息在同行業企業之間都難以比較，也影響對企業進行公正和合理的ESG評價；四是給“漂綠”等不實披露以及形式主義留下了空子。此外，ESG評價在某種程度上是企業ESG工作的指揮棒，與制定統一的分行業細則相對應，還應當制定ESG評價的相關細則，使我國的ESG評價更加客觀、公正、科學。

總之，我們應該主動糾正國際上ESG中的偏差和問題，緊密結合我國實際，解決我國企業存在的突出問題，讓ESG發揮出更大的實際作用。

上市公司應該如何做？

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上市公司應該如何做這個問題。

第一個方面，上市公司對ESG應該采取的態度和堅守的原則。

一是要重視ESG。從長遠看，做好ESG對企業是有利的。對優秀的公司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必不可少，而在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方面合理的努力也符合企業長遠的利益。比如，華為的員工持股等員工激勵制度、與合作伙伴“集聚眾智，共贏商業”的“伙伴+華為”體系、不允許太壓榨供應商及不拖欠供應商賬款的政策，應當都是華為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環境保護方面，做得好可以給企業帶來收益，比如通過節能減排降低成本、通過參與碳交易獲得收入、符合較高環保標準的產品有更大的國際市場；而做得不好則會給企業帶來損失，比如發生環保事故后的罰款和賠償。而且，目前一些屬于鼓勵自愿的事項，將來有可能變成強制合規，企業早研究、早籌劃有利于將來從容應對。對上市公司來說，做好ESG，有利于獲得更多投資者的重視，有利于公司的市值提升以及帶來融資和資本運作等方面的優勢。

二是要遵守法律法規和帶有強制性的規則。既然帶有強制性，說明其比較重要，而且不遵守會有不良后果，企業沒有理由不做好。

三是要堅持符合企業長遠利益的原則。企業在ESG上既要積極作為，也不能走極端。符合企業的長遠利益，是衡量企業ESG的標準和界限。只有這樣，才能使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企業目標與ESG保持一致，ESG才能夠持續地做好。

四是不搞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浪費企業資源，惡化企業文化，對企業和社會都有害而無利。

五是不弄虛作假。“漂綠”等虛假信息披露屬于違法違規行為，可能會被監管機構追究責任，也可能引來投資者索賠，更會敗壞公司形象，上市公司決不可為。

第二個方面，上市公司的ESG工作應該如何操作。

一是建立適合本公司的ESG管治架構。企業做任何工作，都必須首先明確由誰來做，明確相關機構和人員各自的職責及相互關系。在董事會層面，董事會應當對公司的ESG工作負全面責任，而且應當設立一個負責ESG的專門委員會（名稱可以是ESG委員會或者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社會責任委員會），既可單獨設置，也可與其他專門委員會合并設置。在經理層層面，應當設立ESG工作領導小組（或稱ESG管理委員會）；還應當設立一個主管ESG工作的職能部門（可以單獨設置，也可以與其他相近的綜合管理職能合并設置），負責所有與ESG相關的各項工作的牽頭和抓總；應當明確公司內部各機構、各部門、各單位在ESG工作上的職責和工作要求，做到所有ESG的相關工作都有具體的責任主體，做到“縱向到底，橫向到邊”。

二是制定好本公司ESG報告的框架和模板。一方面，ESG報告是評價企業ESG工作質效的重要依據，必須做好；另一方面，公司ESG實際工作的任務、目標（包括各項具體指標）都必須與這個框架和模板相一致，這個框架和模板也是企業ESG工作的綱目和任務清單。因此，這樣一個ESG報告的框架和模板對于企業ESG工作十分重要。之所以稱為“模板”，就是要比“框架”更具體、更細致，細到所有需要披露的、所有需要做的工作全部覆蓋。上市公司應當在交易所指引等相關文件基礎上，參考本行業或者相近行業的各種指引性文件、優秀ESG報告特別是本行業或者相近行業的范本、ESG評級機構的評級體系等資料，具體分析本企業的實際情況，經過充分研究和論證，制定出適合本企業實際且有利于獲得較高評級的ESG報告框架和模板。

三是以ESG報告的框架和模板為導向做好各項工作。第一，要把ESG理念融入企業的基因，把ESG理念貫穿企業的各項工作中；第二，做好有關ESG的戰略規劃和年度計劃；第三，做好ESG相關信息的收集、統計、計算和報告工作；第四，做好ESG報告的編制工作；第五，做好ESG風險管控和應對工作；第六，做好ESG的各項實際工作。ESG涉及企業各項工作的各個方面，只有把那些具體的、方方面面的實際工作都做好了，企業整體的ESG工作才能好。

要做好上述工作，必須要有制度保障。公司應當建立包括責任制度和考核獎懲制度在內的激勵約束機制以及一整套高效、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