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歐盟以“RQ”和“勞工權益”為名，接連推出針對全球供應鏈的立法圍堵，以此來保護歐盟自身利益，這種保護主義的利益短視必然遭遇反噬。

繼正式實施的《禁止強迫勞動法案》后，近期又醞釀推出“薪資紅線”政策，要求進口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員工時薪不得低于歐盟最低標準。

這一系列政策看似高舉道德旗幟，實則暗藏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刃，旨在削弱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因為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經濟基礎不一樣，工資待遇本身就有不同。

然而，這種以規則霸權遏制中國發展的策略，不僅難以奏效，反而可能加速歐盟自身的產業空心化與市場分裂，打著勞工權益的圍堵，反而是歐盟自己的不自信。

歐盟的立法攻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統性貿易壁壘的組成部分，這是歐盟近年來針對中國勞動力優勢祭出的昏招，干涉別國社會經濟規律。

根據《禁止強迫勞動法案》，歐盟將“強迫勞動”定義為“以懲罰相威脅的非自愿勞動”，并將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每周超過40小時納入審查標準。

而“薪資紅線”則是這一邏輯的延伸，是通過將勞動力成本與市場準入掛鉤，直接打擊中國制造的“性價比”優勢，從而打破自由市場的規則。

這種策略的實質是將勞工標準武器化。歐盟通過單方面設定規則，將自身價值觀強加于全球供應鏈。

例如，其法案不僅針對最終產品，還追溯至原材料開采、零部件生產等全產業鏈環節。這種“長臂管轄”的背后，是對中國新能源、光伏、家電等優勢產業的精準打擊。

以光伏產業為例，中國占據全球75%以上的市場份額，歐洲能源轉型高度依賴中國產品，但歐盟卻以“強迫勞動”為由，試圖通過立法限制進口，同時為本國企業爭取技術追趕的時間。

歐盟的圍堵建立在一個錯誤假設上：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僅源于低工資與高強度勞動。事實上，中國早已跨越單純依賴廉價勞動力的階段。

中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的完整工業體系，從硅料提純到新能源汽車組裝的垂直整合能力，使得效率與成本控制遠超碎片化的歐洲供應鏈。

比如美的集團通過智能化改造，將空調生產線效率提升30%，而歐盟企業仍依賴分散的跨國分工。

在新能源領域，中國動力電池能量密度比歐盟同類產品高15%-20%，光伏組件的轉換效率領先一代技術。比亞迪、寧德時代等企業已在歐洲建廠，直接繞過貿易壁壘。

中國年輕一代勞動者對“996”文化的抵制，與歐盟法案形成內外合力。大疆、美的等企業推行“強制下班”制度，并非單純應對歐盟審查，更是產業升級倒逼管理優化的結果。

歐盟政策的反噬必然是損人不利己的雙輸困局。歐盟的規則圍堵看似凌厲，實則陷入多重矛盾：

內部產業空心化的加速：歐洲新能源產業嚴重依賴中國供應鏈。若完全排斥中國光伏組件，歐盟的綠色轉型計劃可能延遲5-10年，僅德國一國的光伏裝機成本就將上升40%。

而中國車企通過在匈牙利、土耳其建廠，利用歐盟內部關稅同盟規則，反而進一步滲透歐洲市場。

消費者與企業的利益沖突：歐盟強推“薪資紅線”將直接推高商品價格。以新能源汽車為例，若中國車企因成本上升提價10%，歐洲消費者可能轉向本土品牌，但后者在續航、智能化方面的劣勢難以彌補，最終導致市場萎縮。

全球南方國家的離心傾向：歐盟的“價值觀貿易”被發展中國家視為新殖民主義工具。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提供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合作時，更多國家選擇與中國共建彈性供應鏈，削弱歐盟規則的影響力。

歐盟的“薪資紅線”本質上是舊秩序維護者的掙扎。

當中國從“規則接受者”轉變為“規則共塑者”，單一國家的立法壁壘已無法阻擋全球化浪潮。歷史經驗表明，任何試圖通過貿易保護維持優勢的策略，終將被技術創新與市場選擇瓦解。

對中國而言，這場博弈既是挑戰，更是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國際話語權的契機。真正的競爭力，源于不可替代的價值創造，而非人為筑起的規則高墻。

歐洲以“勞工權益”為名的保護主義必然遭到反噬。最后表達三點看法。

第一，歐盟推出“薪資紅線”不過是兜售歐洲的價值，凸顯歐洲的領導力和擺脫對美國的馬首是瞻。

第二，歐洲的“薪資紅線”計劃，明顯是爭對印度、中國和非洲這樣的勞動力優勢明顯的第三世界國家，其實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種做派而已。

第三，對外來投資設置前置條件，想在歐洲投資賺錢，必須滿足歐洲工人的高額福利待遇，幫助歐洲解決就業問題與收入問題。

總結起來就是，歐洲的此舉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通過“薪資紅線”計劃來緩解歐洲就業壓力和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