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安德魯·卡內基站在匹茲堡的煉鋼廠里，盯著英國進口的貝塞麥轉爐。這種設備能將煉鋼時間從兩周縮短至20分鐘以內，但成本高昂。

卡內基深知，若想超越歐洲同行，必須將技術轉化為規模優勢。他賭上全部身家，引入轉爐技術，并通過收購競爭對手和上下游企業，實現了水平和垂直整合：從鐵礦石開采到鐵路運輸，再到煉鋼與銷售，全產業鏈自主掌控。

到1890年，卡內基鋼鐵公司每噸鋼的成本僅為11.5美元，遠低于英國同行的30美元。他的信條是：“控制成本，就能控制世界。”

與此同時，在克利夫蘭，約翰·洛克菲勒正編織一張石油帝國的大網。

1870年成立的標準石油公司，通過收購競爭對手、控制鐵路運費，將煉油成本從每加侖3美分壓至0.5美分。至1879年，全美90%的煉油廠已被其收入囊中。

但洛克菲勒的真正創新在于“托拉斯”模式——通過股權信托整合分散的企業，形成統一決策體。這一模式不僅降低內耗，還讓標準石油能以規模優勢碾壓歐洲小型煉油商。

1882年9月4日，紐約珍珠街發電站點亮了世界首個商業電力系統。托馬斯·愛迪生不僅發明了電燈，更創建了門洛帕克實驗室——全球首個工業研發中心。

這里集結了數學家、化學家和機械師，以“每10天一項小發明，每半年一項大發明”的速度推進技術商業化。

當歐洲還在爭論交流電與直流電優劣時，愛迪生已通過控股公司愛迪生通用電氣，將電力技術滲透到工廠、家庭甚至城市電網。

他的策略是：用專利構筑壁壘，用應用創造需求。

20世紀初，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的工廠里實踐著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

他將汽車組裝分解為84道工序，工人只需重復單一動作。1913年，流水生產線誕生，T型車的生產時間從12.5小時驟降至93分鐘，價格從850美元降至260美元。

這種“平民化創新”不僅顛覆了歐洲的工匠式生產，更催生了龐大的中產消費群體。到1920年，美國汽車產量占全球90%，而福特工廠的效率神話，讓歐洲車企不得不放棄傳統模式，轉而效仿美國。

這些企業的競爭看似獨立，實則構建了一個共生生態：卡內基的廉價鋼鐵為福特汽車提供車身框架，洛克菲勒的石油為愛迪生的電廠輸送燃料，而電力的普及又讓工廠得以24小時運轉。

更重要的是，美國企業將“擴散能力”發揮到極致——愛迪生實驗室的每項發明都通過專利授權迅速產業化；福特的生產模式被食品、紡織等行業效仿；甚至連洛克菲勒的壟斷策略也催生了反壟斷法，倒逼企業轉向技術創新競爭。

美國企業的勝利，本質是“創新生態”的勝利。

他們未必是原創技術的發明者（如電力理論源自歐洲），但通過規模化應用、產業鏈整合與制度創新，可以將技術轉化為經濟優勢。

早期的競爭先機固然重要，但從長遠來看，真正決定大國經濟權力興衰的，并非誰先做出技術創新，而是誰更有能力將技術在經濟領域中應用和擴散。

這段歷史至今仍在警示：企業競爭的最高形態，是構建讓技術生根的土壤。

以史為鑒知興替，以史正人明得失。

在新時期，浙江省政府密集出臺政策，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加速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024年1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創新浙江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以“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為核心理念，構建全鏈條、多層次的創新生態體系。

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之一，浙江如何以創新生態為支點撬動新質生產力？其路徑背后，既有頂層設計的戰略定力，也有市場驅動的實踐智慧。

浙江的創新生態構建，首先體現在政策機制的突破上。

在《方案》框架下，浙江提出“企業出題、政府助題、平臺答題、車間驗題、市場評價”的產學研用融通新模式，將企業需求直接嵌入創新鏈條前端，破解共性技術難題。

例如，省實驗室、技術創新中心等平臺正加速概念驗證和中試基地建設，推動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到車間的“最后一公里”轉化。

這一機制轉變，標志著政府角色從傳統的資源分配者轉向創新生態的“連接器”和“加速器”。

財政支持方面，浙江2025年計劃投入省級財政資金1042.8億元，供應建設用地35萬畝，并通過減稅降費、專項債擴容等政策為企業減負超2500億元。

浙江的創新生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產業升級深度綁定。

《方案》提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以數字經濟、先進制造、未來產業為三大抓手。

在傳統產業領域，5000項重點技改項目推動“智改數轉”，而新興產業則瞄準人形機器人、量子信息、合成生物等前沿領域，計劃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7.5%。

這種“傳統煥新+新興崛起”的雙軌策略，既避免了產業空心化，又為未來競爭儲備勢能。

創新生態的可持續性，離不開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

以數據要素的開發為例，浙江正推進數據要素綜合試驗區建設，超前布局算力基礎設施，并探索大科學裝置市場化運營模式。

當數據成為新生產要素，浙江的電商基因與制造業基礎正催生“數字孿生工廠”“AI輔助環評”等新場景，降低創新試錯成本。

《方案》中“寬容失敗”的提法，直指創新生態的深層痛點。

這種文化轉變的成效已初步顯現：浙江“雄鷹企業”“小巨人企業”的培育數量連續多年領跑全國。當創新不再是少數企業的“特權”，而是普惠生態的產物，浙江經濟的活力源泉將更加澎湃。

以中昊芯英公司為例，浙江省政府早在2020年就敏銳捕捉到AI大模型及算力基礎設施的戰略價值，為中昊芯英提供了關鍵的政策支持。

此外，中昊芯英入選“2024年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優秀案例”，進一步獲得省級資源傾斜。

除開政策傾斜，還有資金扶持與金融創新。

浙江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產業基金和金融工具為中昊芯英提供資金保障。

2025年，浙江省財政預算安排1042.8億元支持科技創新，并擴大省科創母基金規模至130億元，重點投向硬科技企業6。

杭州高新區（濱江）還推出“人才基金”和“創業協同計劃”，對中昊芯英這類高潛力企業給予最高千萬元級扶持，并提高國有創投容錯率至70%，鼓勵長期資本投入。

不僅如此，杭州市實施“5050計劃”等高層次人才政策，為中昊芯英創始人楊龔軼凡等海歸人才提供創業支持。

浙江省還推行“科技副總”和“產業教授”互聘機制，促進高校與企業技術共享，如中昊芯英與浙江大學的合作，加速了AI芯片的研發與產業化。

浙江省打造“中國視谷”“國際零磁科學谷”等產業集群，推動AI芯片企業與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展。中昊芯英已與青海低碳算力產業園、深圳聯通等合作，其“泰則”AI計算集群在金融、醫療等領域落地，得益于政府牽頭的產業對接。

浙江構建創新生態的實踐表明，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絕非技術單兵突進，而是政策、產業、要素、文化的系統重構。

當這些要素形成共振，一個鼓勵冒險但不盲目、支持突破但不失控的創新生態便自然生長。

面向未來，浙江能否將這一生態優勢轉化為全球競爭力，值得持續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探索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鮮活的地方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