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社會中，皇帝和宰相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兩大社會主要矛盾。

當宰相制度被徹底廢除以后，專制主義政權發(fā)展至巔峰。

明清時期，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中央權利，更是大力收歸地方權利，使中央對地方形成了直接掌控的關系。

但是到了晚清時期，這一矛盾卻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

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中央政府權力被進一步瓦解。

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fā)，也讓國防安全更多地依賴于地方軍隊的建設。財政權利和軍事權利的下移，致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東南互保格局的形成，也是晚清地方勢力與中央權力直接對峙的白熱化體現。為什么晚清時期地方勢力會逐漸崛起？地方勢力崛起的進程又是如何？

太平天國，依賴地方

在整個清朝的統(tǒng)治階段里，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當屬1851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運動。

這是一次并不徹底，也并不反帝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運動，但這場運動的的確確對清政府的統(tǒng)治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沖擊。

太平天國勢如破竹，給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帶來了致命一擊。

此時此刻，清政府中央的嫡系部隊已經完全沒有與太平天國部隊的一戰(zhàn)之力。百般無奈之下，他們只能選擇放寬地方權限，以地方軍隊的力量來對抗太平天國。

此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達到了白熱化階段，所以清政府統(tǒng)治者只能暫時擱置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尋求主要矛盾的解決途徑。

在阻擋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地方軍隊勢力不斷壯大。

比如湘軍和淮軍，這兩支地方軍隊是晚清時期實力最為強勁的軍隊，他們給太平天國帶來的威脅，甚至比中央政府還要巨大。

為了便于行事，清政府發(fā)布命令，允許地方督撫組建軍隊，直接調兵遣將，決定與太平天國的對戰(zhàn)事宜。

過去，中央政府對軍隊的掌控權極為看重。

統(tǒng)治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只有掌握軍隊權力，保證軍政結合，才能安穩(wěn)地捍衛(wèi)國防安全，捍衛(wèi)自己腳下的天子之位。

可是在如此危急的社會形勢之下，他別無選擇，只能將軍隊權力下放。

于是地方勢力開始名正言順地豢養(yǎng)私軍，也能光明正大地展開軍事訓練與軍事對抗。

在國家遇到威脅時，地方軍隊的勢力能夠保證中央政府的安全。

在國家政治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時，地方軍隊就成了地方政治力量對抗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

李鴻章和曾國藩等人之所以擁有如此巨大的話語權，除了因為他們手中有著一定的政治權力之外，還因為他們掌握著令中央政府忌憚的軍事權利。

軍事權力的下移，必然會帶來財政權力的下移。

組建和操練軍隊需要錢，軍事對抗同樣需要錢，如果手中沒有錢，地方軍隊就沒有辦法直接與太平天國對抗。

如果只能等著戶部統(tǒng)一撥款，那么地方軍隊很有可能在與敵人的對戰(zhàn)當中貽誤戰(zhàn)機，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發(fā)生。

為了盡快解決農民起義問題，避免可怕的局面，清政府決定直接將財政權力下放給地方。

也就是說，地方的督撫可以直接向地方的普通百姓征稅，并且獨立規(guī)劃稅收的使用，不必再向中央政府匯報，也不必向朝廷負責。

稅收這件事，一直都是國家經濟工作中的大事。稅收與國家的財政收入息息相關，是朝廷維持日常運轉的主要經濟來源。

戶部是統(tǒng)一掌管公款的地方，以前各個地方的官員只能負責向老百姓征收稅款，并且需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把所有稅款全部上報給戶部。

如果地方需要用錢，比如說救災賑災，比如說地方爆發(fā)戰(zhàn)亂，比如說疫情來臨這類突發(fā)情況，他們都需要首先向中央朝廷寫折子，經由中央朝廷統(tǒng)一批準之后，戶部才會向地方撥放款項。

這道工序和流程十分繁瑣，古代社會的信息傳遞速度又較為緩慢，所以突發(fā)事件發(fā)生后，地方官員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能等到中央政府的反饋。

一來二去，更大的損失就已經形成。

與其如此浪費時間，不如直接把使用稅收的權利交給地方官員。

如此一來，他們可以自由地分配錢款使用方向，對軍隊和日常事務全權負責。

這樣的緊急措施固然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阻止農民起義的蔓延，但確實給地方勢力提供了不斷壯大的機會和空間。

這也埋下了中央與地方矛盾的隱患，埋下了沖擊整個政治制度的隱患。

到了清朝末期，地方官員甚至可以直接不聽朝廷派遣，對皇帝的命令視若無睹。

光緒皇帝曾經在1889年給兩廣總督發(fā)布過詔令，要求對方來到京城匯報工作，并且立即動身。

作為皇帝，他左等右等都沒能等來對方的回復。

既然連詔令都可以不回，兩廣總督肯定更不會履行職責，來到京城述職。

氣急敗壞的光緒皇帝公開批評兩廣總督，可他所謂的批評，在總督的眼中卻是不痛不癢。

中央政權已經無法再對地方勢力產生威脅，因此地方官員有恃無恐，再也不會把皇帝放在眼里。

尤其是在大多數官員眼中，光緒皇帝懦弱無能，宛如傀儡一般，任人擺布。

他們打從心眼里看不起這位皇帝，當然不會聽他的號令，整個清朝的統(tǒng)治已經岌岌可危，統(tǒng)治階級的政權基礎也搖搖欲墜。

這是內部的農民起義造成的中央與地方勢力分裂，而外部的他國政權入侵，也加劇了這一現象。

社會解構，東南互保

1840年，英國發(fā)起鴉片戰(zhàn)爭，清政府的落后與腐敗毫無保留地暴露在世界的面前。

作為戰(zhàn)敗方，清政府只能無條件接受英國提出的不平等條約，乖乖在條約上簽字，割地賠款，讓渡主權。

隨之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更是讓清政府的政權被進一步剝削。中央朝廷的權力削弱，對地方勢力的控制力度自然會大大減小。

以前地方對中央言聽計從，因為他們會依賴中央撥放經費，依賴中央提供保障。但是當中央政府已經自身難保時，他們自然需要另尋靠山。

部分洋人入侵中國領土以后，開始在地方作威作福。為了能夠保證地方政權的順利運行，地方官員開始投靠洋人，與外來侵略者狼狽為奸。

有了洋人做靠山，中央政府的統(tǒng)一控制將變得不值一提。

在東南沿海地區(qū)，洋人設置了大量的通商口岸，也在這里大規(guī)模定居，開啟商業(yè)活動。

東南沿海的地方官員與洋人沆瀣一氣，開展經濟貿易活動，在違背中央政府意志的情況下，自主選擇地方的發(fā)展模式。

慈禧太后曾經對兩廣地區(qū)的官員作出過嚴重警告，要求對方立即停下手中的行動，解除與洋人之間的合作，與中央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然而慈禧太后只是名義上的國家領導人，她在西方列強侵略清朝之后，早已經顏面盡失，再也無法對地方勢力產生控制。

不管她怎么發(fā)火，地方官員都一如既往，以自保為根本目的，這時候，傳統(tǒng)的階級社會也在逐漸解構。

在一個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民族資本主義卻逐漸誕生。

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密集的地方，我國百姓開始與洋人做生意，或者是在大量資金的支持之下，開始創(chuàng)辦近代民族工商業(yè)。

這就是民族資本主義的起源，在中央朝廷失去管控力度以后，民族資本主義也逐漸壯大，并成為了解構傳統(tǒng)社會的一大因素。

在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之下，地方的經濟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央。

中央朝廷必須依靠地方上交的賦稅才能勉強維持運轉，所以他們對地方也產生了極強的經濟依賴性。

因此兩者的角色也發(fā)生了顛倒，在經濟依賴的控制之下，地方政府已經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央政府開始向從屬地位轉變。

中央政府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趨勢。

晚清時期，官僚資本主義進一步發(fā)展，部分受到西方先進思想影響的官僚，開始正視傳統(tǒng)的封建制度暴露的不足，并且逐漸與封建守舊派割裂。

在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政府中，官員已經自動分為了兩派，這足以見得這個國家的政權，已經瀕臨土崩瓦解的邊緣。

1900年，西方列強加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力度，在民族矛盾的刺激之下，慈禧太后想要招撫義和團，聯(lián)合地方勢力，向八國聯(lián)軍宣戰(zhàn)。

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戰(zhàn)火勢必蔓延，地方經濟發(fā)展也勢必受到極大沖擊。

于是不少地方官員開始互通有無，在本地封鎖宣戰(zhàn)消息，營造和平的假象。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東南互保現象，地方官員早已經形成了合力，與中央朝廷正面對峙。

這件事情也體現出，清政府的中央朝廷，已經徹底失去了統(tǒng)治全國的力量。

北洋集團，后患無窮

慈禧太后漸漸發(fā)現，地方勢力已經強大到超出了統(tǒng)治階級的掌控。如果不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或許不必等到洋人出擊，清政府自己就會走向滅亡。

于是她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fā)布變法詔令，強行要求地方官員上繳軍權，以及各項財政權利，也算是以變法之名，行集權之實。

可想而知，地方官員的抵觸情緒自然非常強烈。東南互保集團，甚至不惜與中央政府開戰(zhàn)。

為了對抗地方勢力，清政府培養(yǎng)了一個更為可怕的政治集團，那就是北洋集團。

在清政府徹底覆滅以后，北洋集團演變?yōu)楸毖筌婇y政府，在中華大地上作威作福。

他們一邊剝削底層勞動者，一邊與外來侵略者暗通款曲，似乎要將國家拱手送到他國手中。

北洋軍閥政府的黑暗統(tǒng)治，引發(fā)了愛國人士極度不滿。各大改革和革命運動，也因此而登上了歷史舞臺。

所以地方勢力的割據，其實就像蝴蝶效應，引發(fā)了一連串的后續(xù)反應。

結語：

晚清時期，清政府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中央朝廷早已經失去了對地方的實際控制力度。

地方軍權擴大，財政權力擴大，最終對中央產生了嚴重的威脅。于是北洋集團應勢而生，清政府的對抗舉措，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命運走向。

參考資料：

《地方割據史》

《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