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本刊記者 魏曉雯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研究制定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規律的訴訟規范”。《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均將“研究制定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規律的訴訟規范”列為重點工作任務。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提案建議，立法機關早日立項研究制定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規律的《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目前，該項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研究已經鋪開，立法的理論準備與實踐探索等條件已經日趨成熟。陶凱元委員建議，立法重點可包括：健全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體系、建立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訴訟制度、完善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規則等；立法目標是，提高知識產權審判質效、增強中國知識產權司法國際競爭力，為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據悉，知識產權訴訟與一般民事訴訟相比，在證據規則、案件管轄、事實查明、裁判方式、國際保護等方面具有較強的特殊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通常較為隱蔽，在沒有證據披露等制度支持的情況下，適用一般訴訟規則難以查清事實。

知識產權訴訟中的侵權、確權、權屬、訴訟保全等程序相互交織，導致程序漫長、訴訟結果不確定，嚴重影響了知識產權保護和激勵創新的實效。涉外知識產權訴訟中存在的相關國際管轄及其沖突解決規則不明確、涉外送達時間長、管轄權異議濫用、對外斗爭法律工具箱尚需充實等，影響了涉外爭議解決時效。

因此，陶凱元委員認為，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對于解決當前知識產權司法實踐面臨的重大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有助于構建更加高效的審判機制，準確地查明知識產權案件的復雜事實，公正高效妥善處理糾紛，更好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維護我國科技創新核心利益和司法主權。

當前，我國已經加入了幾乎所有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制定頒布了門類較為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為《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的制定奠定了良好法律制度基礎。2018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知識產權司法解釋等規范性文件26件、發布知識產權指導性案例18件；2013年以來，全國法院共審結知識產權一審案件382.7萬件，積累了豐富經驗。在相關實踐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開展了《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研究》重點課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從實踐層面看，我國已針對海事糾紛案件的特點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我國臺灣地區制定了《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這些都為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提供了借鑒。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基于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陶凱元委員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早日將《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列入立法規劃，由最高人民法院加快研究并提出立法建議稿。

對于該法主要內容，陶凱元委員建議，具體而言，可以涵蓋以下幾部分：

一是健全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體系。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完善審級制度。合理布局地方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專門法庭案件一審管轄范圍和二審上訴機制，便利當事人訴訟并提高訴訟效率。

二是健全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訴訟制度。圍繞有利于提高知識產權審判質效、增強中國知識產權司法國際影響力，制定一系列特別訴訟程序規則。完善涉外送達及管轄制度，擴大送達方式和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管轄連結點。規定具有中國特色的禁訴令制度，增加行為保全日罰金規定，豐富對外法律斗爭反制“工具箱”，維護我國司法主權。改革知識產權民事侵權與行政確權“二元分立”體制，對標國際通行做法，規定審理專利侵權案件的法院可以一并審查判斷專利的有效性，提高糾紛解決效率。根據知識產權權利特性，建立知識產權民事訴訟證據披露等制度。確立技術調查官、專家證人或輔助人、專家陪審、專家咨詢、知識產權鑒定等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參考域外立法，建立一審判決擔保執行制度，遏制當事人惡意行使上訴權拖延執行；增加管轄權異議上訴不影響實體審理的規定，規制濫用管轄權異議程序權利，切實提升審判效率。

三是健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規則。知識產權客體多樣、案件繁簡不一，對于事實簡單、法律關系明確的一審案件，可建立相應的識別、處理規則，探索要素式、集中式、電子化等便捷審判規則。適當放寬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小額訴訟程序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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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5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3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