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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才能解決復雜的問題。在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同時,人也必須變復雜。”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但經濟學家們卻算出了低谷的確切時間。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維·布蘭弗羅跟蹤了145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后發現,人的幸福感與年齡呈現U型變化,而在谷底的平均年齡為48.3歲。
這或許有點道理,在這份研究開始的幾十年前,1960年代,一位48歲的精神分析學家艾略特·賈克,第一次發明了“中年危機”一詞。
幾年前,一份出圈的研報認為,中國人的中年危機較國外提前了10歲,即35歲前后進入,時至今日,“35歲危機”依然在硬控許多職場人的理想與選擇。
但在這份報告中,我們的中年危機比世界平均水平還要再晚一些,谷底處在50—52歲之間。
如果說,35歲是職場的分水嶺,那么48—50歲,便是人生的分水嶺。
“改革的新生兒”
從歷史的長河看,處于低谷年齡階段的中國中年人,在企業家群體中,屬于最成功的一代人之一。
吳老師曾將出生于1962年—1982年出生的人群,稱為中生代,他們占總人口的35%,年齡跨度在43歲—63歲之間。
如果你對他們的畫像感到模糊,不妨來看看這些熟面孔。
馬云61歲,雷軍55歲,馬化騰54歲,李彥宏57歲,劉強東51歲,黃崢45歲。
2024年胡潤百富榜上的企業家,平均年齡為61歲,其中中生代占比為42.5%;A股上市公司中,中生代的比例為87.3%。
若從財富看,高凈值人群中,60后25.05%,70后33.65%,也是各年齡段中比例最高的。
他們是吃著中國經濟紅利長大的一代。
國際機構Wavemaker的一份報告里,將中國1963年出生的一代,稱之為“改革新生兒”。
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經歷改革開放,又在而立之年搭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他們貫穿了兩輪大牛市,歷經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9.7元增長到39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有時候我們會將企業家的創業時間,視作成功的開始,但許多企業家往往是到了中年階段,才迎來了創業多年后的真正巔峰。
喬布斯是在52歲的時候,推出iPhone的,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杰夫·貝索斯、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到了中年階段,才迎來了各自企業的市值高峰。
迄今為止,騰訊的市值巔峰,出現在馬化騰50歲的時候,馬云在56歲迎來阿里巴巴的市值巔峰,同樣的情境發生時,李彥宏、劉強東、黃崢分別是53歲、47歲和41歲。
2025年,小米集團港股股價創下歷史新高,雷軍今年55歲,距離他首次創業,已經過去了35年。
“普通中年人”
接下來,讓我們把視角從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聚焦到普通人。
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中年危機都是職業危機、家庭危機、健康危機的綜合體。
實際上,中國的中年人一方面,遭遇著和年輕人一樣的沖擊,如:
◎平均壽命逼近80歲,人們將迎來前所未見的百歲人生;
◎自動化浪潮、人工智能洶涌,35歲年齡擾動職場,人機競爭,年長者與年輕者博弈;
◎宏觀經濟進入中低速;
◎婚育觀分化等等。
另一方面,他們又有新的考驗。
以一名1968年出生的57歲中年人為例進行推演。
1992年,全國平均結婚年齡為23歲,這一年TA剛好結婚。兩年后,孩子呱呱墜地,如今31歲。
當前我國4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比例只有1.01%,45歲以上人口離婚/喪偶比例為13.4%,因此是大部分人的生活處境。
此時,平均初婚年齡已經漲到了28.68歲,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也到了28.8歲,TA的孩子們開始談婚論嫁,有的已經生兒育女。
當年輕人抱怨結婚育兒經濟壓力大時,從現實來看,許多壓力由父母代為分擔。
這是“下有小”。
與此同時,1970年,23歲女性中有70%已生育一孩。這意味著,TA的老母親此刻已經至少77歲,逼近中國人2023年的平均預期壽命78.6歲。
這是“上有老”。
更何況,經歷這種人生的身體,在45歲后,形成了內外部的劇烈變化。體內激素水平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 ,主管創新能力、專注能力和記憶力的大腦前額葉皮質開始衰退。
他們更容易分心,也不再能提出太多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意解法,如果在做高難度的分析工作時,再也不想像年輕時戴著耳機就能一次處理完了。
給中年幸福感“定價”
在普通的中年人中,幸福感也各有各的不同。
2021年,幾位中國學者在一項基于三個權威數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3—2015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VS)以及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進行統計后,對該年齡段的中國人進行了一次幸福感“定價”。
學者們先按照家庭年收入進行劃分后發現,在最高收入組,年齡組之間的幸福感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令人意外的是,幸福感下降最大的不是收入最低的中年人,而是中等收入群體。
如果按年齡進行分組,中國人在48—52歲的幸福感最低,較18—22歲時下降了0.2,通過學者計算,這種落差至少需要增加38.4萬元的收入才能彌補,因此計提幸福損失38.4萬。
考慮到那是10—20年前,現在這個數字還要更“貴”一些。
38.4萬元只是一個平均水平。
在48—52歲這個年齡區間,沒有工作的人幸福感下降2.1—2.8,幸福損失高達49.4萬元。而有工作者是30.7萬元。
與沒工作相比,沒房子更令中年人破防。
在48—52歲的區間里,無住房產權者的中年幸福損失相當于90.9萬元的收入,而有房者只損失了15.7萬元。論文強調,這群人的幸福感下降程度是最低中的最低,相當于全部人群“中年危機”深度的1.5倍。
最后,論文建議,從整個生命周期看,中年人面臨一定程度的幸福危機。然而,對于中等收入者、失業者和無房者來說,這種基于年齡的幸福感不平等可能更為嚴重。他們認為,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人群中的福利分布,重要的政府政策也必須權衡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福利。
對中年人好一點?
這一建議最終關聯到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的爭議:到底應該更“照顧”誰的權益?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再分配應優先考慮到低收入群體,如青年人和老年人,說白了,就是尊老愛幼。
另一類學者則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們認為,再分配政策應該向收入邊際效用更高的人傾斜,換言之,與需要花大力氣扶植的群體相比,給點陽光就燦爛的群體比如中年人,經濟效用最高。
研究也確實發現,30—50歲的人,家庭收入若翻倍,幸福感可以提升0.2,相當于心情從中年一夜回到20歲。
現實中,遵循第二類理念而出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不勝枚舉。
對我們當前較有啟示作用的有二。
??其一,是日本政府對中年冰河期世代的就業扶持。
所謂冰河期,是日本對“找工作難”的代稱。
2019年,日本內閣府設立“援助就業冰河期世代推進室”,建立從咨詢、教育培訓到就業的不間斷援助體系,提出自2019年開始,5年內從冰河期世代中新增30萬名正式工的目標,目前政策措施已初見成效。
??其二,是更具普遍示范作用的美國于1968年正式實施的《就業年齡歧視法》。
1965年,美國勞工部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對美國當時500多個企業調查后發現,4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被禁止從事勞動力市場上1/4的工作,5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被禁止從事近一半的工作,65歲及以上的勞動者則被禁止從事絕大多數的工作。
這份報告殘酷展現了年齡偏見對人們收入的直觀影響。那一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突破70歲,后半生的謀生權需要得到保障。
法律出臺后的50多年效果顯著。
到了2015年,40歲及以上和50歲及以上的男性勞動者的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占比分別提高到38%和22%,這兩個年齡段的女性占比則提高到32%和18%。
但就業率的提升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摒棄成型的年齡偏見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基本共識,對于許多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放在當代,該法律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在互聯網時代和AI時代,代際之間開始出現“老人向晚輩學習”的風氣,年輕一代由于在知識和技能上的優勢而獲得權威性,若無法律形式進行保護,必然會加劇企業和人們對年齡的刻板印象。
在美國之后,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分別出臺了相應的《年齡歧視法》。
有學者指出,2007年,我國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草案) 》第五條第2款曾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身體殘疾等因素而受歧視,但是在該法正式出臺時年齡因素被刪除。
學者分析,當時這一做法是立法對年齡歧視問題采取謹慎態度的體現,如果年齡歧視立法過于簡單和原則化,則我國可能出現大量企業觸法的情形。
但隨著中年群體的日益壯大,延遲退休的執行,未來將進一步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結語
社會學教授郭強將2021年以后的中國定義為進入“熟經濟”狀態,對此,經濟學者香帥點評,所謂的“熟經濟”,意味著穩定、規范和責任。
不再“年少”的中國經濟“人到中年”,既要學會適應不再上躥下跳的經濟增速,也要開始搭建一個更規范更有秩序的市場環境。
更何況,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才能解決復雜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都到了考驗成熟度的時刻,對于中年群體的呵護,理由似乎又多了一條。
參考資料:
1.《“中年危機”的經濟學分析———基于幸福感數據的證據》楊繼東、鄒宏威,2021
2.《高齡勞動者就業年齡歧視之禁止:美國經驗與本土建構》王健,2022
3.《中年幸福感下降:經濟學家(找到它的人)與心理學家(沒有找到它的人)!》David G. Blanchflower、Carol L. Graham
4.《48.3歲是人生谷底,該如何獲得幸福?》,日經中文網,2024
5.《師艷榮:“冰河期世代”為何困擾日本多年》,環球時報,2024
本篇作者|和風月半|責任編輯|徐濤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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