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浩然口述老舍之死

（外一篇）

口述：浩然

整理：鄭實

1966年8月24日，遭紅衛兵揪斗，老舍悄然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究竟發生了什么他的死，從那一天開始，久久為世人所談論。當事人各種自相矛盾的敘述，發人深省。

口述

鄭實：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沖擊北京市文聯，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導致老舍自殺。請你談談當時的情況。

浩然：關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個找我談的。其他任何人沒和我談過，大家眾說紛紜，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鄭實：我聽說是一個叫侯文正的打電話叫來的女八中紅衛兵。有一種說法，當時文聯造反派存在派系斗爭，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來了女八中紅衛兵，是嗎？

浩然：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局要蕭軍勞動，蕭軍不服，他們便想找人來幫助鎮壓蕭軍。當時我正在辦公室里寫材料，不是寫大字報那種東西，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里集合。

鄭實：當時文聯的人有什么反應？

浩然：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復發，癱在屋里。在門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還記得她當時緊張地抓住我的手，問怎么辦。我告訴她趕快躲起來，她“唆”地一下就跑了。

1960年，毛澤東接見文學藝術工作者時與老舍握手

鄭實：老舍這時在什么地方？

浩然：在院子里。在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參加群眾運動。

鄭實：他當時是抱著積極的態度要來文聯參加運動，還是有點被迫不情愿來？

浩然：很積極。我不希望他來。因為情況很亂。萬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嚴重的。但他堅持要來。

鄭實：8月23日是“文革”開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聯嗎？

浩然：是第一天。他下午來的。我第一眼見到他就是侯文正他們要大家去院子里時，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點名往外揪人。我當然希望老舍趕快走。當時已經有人被從人群當中揪出來，有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荀慧生、裘盛榮。還有一個唱京劇的。

鄭實：然后老舍就被揪出來了嗎？

浩然：還沒有。我一看這種情況就覺得不妙，就趕快上樓給文化部主管我們的辦公室打電話。

鄭實：您是特意為老舍打的電話嗎？

浩然：對，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問他們老舍是保護對象我們該怎么辦。他們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眾起來了，什么的。他們很不耐煩。我問他們群眾揪出老舍怎么辦也沒說。

老舍先生最后的影像之一

在文聯遭各地串聯紅衛兵揪斗

鄭實：然后您怎么辦了呢？

浩然：我一看他們這種態度，我就掛了電話回到院子里。

鄭實：院子里的紅衛兵已經動手打人了？

浩然：沒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操，用皮帶碰碰那些揪出來的人，偶爾抽一下。我一看就又回來打了個電話，問他們到底怎么辦。他們說要接受群眾沖擊。我只得掛上電話又回到院子里，這時老舍已經被揪出來了。

鄭實：是誰把他揪出來的？

浩然：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來！那些被揪出來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個人都給帶牌子。

鄭實：牌子是準備好的嗎？

浩然：是現寫的。用我們對面院子里的木板。

鄭實：當時怎么批斗的？

浩然：好像是侯文正問他們都掙多少錢。我們造反派當時分成兩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說句話，比如草明，我就讓她躲起來。可是老舍已經站到外面了，沒辦法了。

鄭實：老舍當時的情況怎么樣？他來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無準備？

浩然：對，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北京市文聯工作人員簽名祝賀老舍獲“人民藝術家”稱號

鄭實：給老舍掛牌子，他有什么表示？

浩然：沒有。什么也沒說，就讓掛了。他們都暈了。我站在門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擠不過去。

鄭實：問他們掙多少錢是什么意思？

浩然：掙得越多越反動。

鄭：當時是侯文正指揮一切嗎？

浩然：對，沒人管，就聽他的。后來就來車了，要把他們帶到孔廟去。上車慢的，紅衛兵就抽。

鄭實：都有誰被押上車了？

浩然：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還有文聯被揪出來的。我當時就告訴我們那一派的周述曾跟著去。我們表面是一派，其實是對立面。我告訴他你，趕快跟這車去。到哪你都跟著，老舍出了什么事，打電話給我，我在這里接電話。

鄭實：您讓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老舍？

浩然：對。過了兩小時左右，周述曾給我打電話，說老舍受傷了。我就派車把他們倆接回來。

鄭實：您是想讓他們離開那個是非之地？

浩然：對。沒想到他們坐車回文聯，正趕上全國各地來串聯的紅衛兵聚在院子里，車一進來他們就把車圍上了。

老舍結婚照

鄭實：他們是外面來的，也認識老舍嗎？

浩然：不認識。但老舍在孔廟受傷了，頭上包著水袖，身上還有血，看著挺新鮮的。等老舍下了車，他身上掛著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鄭實：他們又接著斗老舍了嗎？

浩然：對，讓他站在高臺階上。紅衛兵不知道他有什么問題，只知道有這么個人。這時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大伙兒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從他頭上摘牌子，這時老舍打了紅衛兵。

鄭實：關于這點有一種說法，老舍自己從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結果砸了紅衛兵的腳，是這樣嗎？

浩然：不是。印象中大概紅衛兵摘牌子時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打去。這時天已經黑了。

鄭實：老舍打了紅衛兵，肯定會引起更厲害的批斗？

浩然：對，人們都喊起來，往上圍。這時候我就很緊張。但身邊沒有我們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我也不好說什么。一著急我就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

鄭實：這樣說是為了保護他？

浩然：對。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我讓人打的電話，通知的派出所，派出所來人弄走的。

鄭實：哪個派出所，您記得嗎？有人說是二龍路派出所。

浩然：不，是西長安街派出所。派出所派車把老舍接走的。

華羅庚、老舍、梁思成、梅蘭芳

鄭實：再后來您什么時候再見到的老舍？

浩然：當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鄭實：大約什么時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長時間您去的？

浩然：我處理完手頭的事，把駱賓基他們都打發回家了。大約到十一二點的時候，和文聯的革委會副主任馬連玉一起去的。派出所的人也沒有審他。我去時他就在椅子上坐著。

鄭實：派出所的人為什么沒審老舍？

浩然：他們那時特別忙。都是死人的事，他們顧不上老舍。讓我趕快把老舍接走。我去派出所，是找老舍談話，一是說他打紅衛兵是不對的，回去要做檢查，讓家人給看看傷。二是第二天早上到文聯去。文聯的司機已經不給老舍開車了。我就出去找車，街上的車都不肯拉。

鄭實：是因為您告訴他們拉的是老舍，所以他們拒絕了？

浩然：是。

鄭實：您覺得他當時的情緒如何在當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殺了，您覺得他當時有什么反常嗎？比如憤怒或絕望的樣子。

浩然：都沒有。看不出什么來。

鄭實：您什么時候得知老舍自殺的？

浩然：我和馬連玉回到文聯。第二天半夜來了電話，說發現了死尸，有人認為是老舍。

1958年，老舍在某處荷塘邊

鄭實：您這個時間記得確切嗎？因為第二天老舍應當到文聯，但沒有露面。第三天他的尸體才可能被發現。

浩然：反正是個晚上。

鄭實：是誰代表文聯去處理的后事？

浩然：文聯辦公室的李克，還有柯興。

鄭實：您聽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有什么感覺？

浩然：那時候都這樣……完了，事情大了。

鄭實：您當時的職務是？

浩然：文聯革委會副主任，主任是長期病號。

鄭實：也就是說您是最主要的負責人。老舍死后有沒有追究這件事？

浩然：沒有。

鄭實：那您為什么要打報告呢？

浩然：我覺得有必要把事情說清楚。

鄭實：您的報告交上去有回音嗎？

浩然：沒有。沒有人再問我這件事。

文革結束后的老舍追悼會，鄧小平李先念敬獻花圈

背景資料

眾說紛紜“8·23”

“康生捎話讓我參加運動”

老舍年譜記載，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醫院進行檢查與治療。

8月初，應該是住院檢查期間，老舍與老友臧克家通過一次電話，他聲音低顫地說：“我這些天，身體不好。氣管的一個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從醫生的命令，我煙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傳部部長告訴我不要去學習了，在家休養休養。前些天，我去參加一個批判會，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這透露出，老舍不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還親臨現場出席了批判會。

據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談老舍之死》中的敘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與舒乙、舒雨兄妹倆“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他說：歐洲歷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我不會把小瓶小罐和字畫收起來，它們不是革命的對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對象。破‘四舊’，斗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么大的權力？他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說到這里，他說了兩個在前幾次運動中由于不堪侮辱而一頭扎進什剎海的例子。”

而在1950年代曾在老舍身邊工作過的曹菲亞的“記憶”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聯時，“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斗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

1963年老舍在家中

誰是批斗老舍幕后元兇？

關于老舍8月23日到北京市文聯的時間、方式、衣著與行為的敘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蒸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樣，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齊，我也穿得很整齊。”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專車接來文聯的。“一件淺色襯衣，外面一件中山裝。”

柯興：老舍是上午來的文聯。“‘八二三’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獨自坐著……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機不拉他了。我問他吃飯沒有，他搖頭。我就去問他的司機，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飯。司機說今天罷工了。我就把他帶到文聯對過的晉風削面館，給他買了二兩刀削面，他沒有吃完，一句話也不說，看上去很苦悶。”

那么，紅衛兵是怎么來到北京市文聯的？

端木慈良：“室內正在認真開會，忽聽窗外人聲鼎沸，隨著便有造反派闖人，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排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掛塊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兩個被點名叫出去的。”

浩然：“當時我正在辦公室里寫材料……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里集合。”

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訪時，也說當時是“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帶抽”。

1953年夏，老舍一家人在院中合影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確到過北京市文聯。”午飯前，看到文聯院里有好多人，聽說是抓蕭軍。“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蕭軍本人，但等了約摸三五分鐘，也沒有看到抓蕭軍出來，就離開文聯返校（北大）了。”

“當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離開文聯后發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浩然和楊沫曾分別發表文章，明確指認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電話調紅衛兵到文聯造反；把老舍從人群中揪出來；親自批斗老舍，問他掙多少錢；老舍被從孔廟拉回文聯以后，已是晚7點多鐘，但侯文正依然不讓大家走，對老舍進行了新一輪的批斗。侯文正卻鄭重聲明，他們所指責的這些活動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黨和核查“三種人”的過程中，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調查了個17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審查結論材料中，認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幾件極“左”行動偶然發生在一天的巧合。“通過調查了解未發現一個總的負責人。”

可以說，對侯文正的揭發最后是以組織結論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蕭軍的女兒蕭耘，從父親留下的兩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分析判斷，“認為‘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本文摘自余開偉編《懺悔還是不懺悔》，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4年出版）

8月23日的一日一夜

作者：楊沫

這天上午，老舍也來參加“文化大革命”。中午，當他要回家時，汽車司機罷了工，不拉他回家了。他也就沒有走。下午約三時，女紅衛兵(多是中學生)來了一群，個個頭上扎著兩條小刷子，腰里系著寬皮帶，氣勢洶洶。

她們一來，進駐文聯的北大學生B同志(這時他似乎成了主宰文聯命運的主人)招呼大家到院里去。烈日當空，這天天氣特別熱。我也只好從我們那間“學習”的小屋里，走到院里來。這時，只見蕭軍已被揪出，女學生手握皮帶，正向蕭軍身上猛抽。蕭軍先是挺立著，后來被打倒在地。

我們許多人(有文化局的，也有文聯的，因為兩個單位在一個大院里)圍在旁邊看。我的心一陣陣緊縮。想退走，可是好像有什么命令不許人們走開。我正惶亂地猶豫著，這時駱賓基也被揪過來，挨著蕭軍，同樣被皮帶劈頭蓋臉地打了起來……

接著，一幕更加驚心動魄的景象出現了：大院里一堆堆站著的人群中，不知什么人高喊一聲：“××站出來!”于是被喊者急忙從人群中站了出來——站到大院當中。有人立刻把一塊用鐵絲系著的大木牌子，掛在被揪者的脖子上。

接著，喊一個人的名字，就站出來一個人——趙鼎新、田蘭、張季純、江風、端木蕻良、蕭軍、駱賓基，還有一些人，——大概總有二三十個“走資派”“牛鬼蛇神”，從南到北站成了一大橫排，一個個都被戴上寫著他們名字的、加上“走資派”“叛徒”“牛鬼蛇神”“反動權威”等名稱的牌子。

那些造反者高喊一聲某個人的名字，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又喊一個人，我又哆嗦——似乎既為被揪者哆嗦，也為自己的命運哆嗦。真是嚇人！在這一大排人里面，后來又加入了老舍——他也被人喊著名字揪出來了。我有點瞠目不知所措了。——天！這個老人受得住嗎?……

老舍在倫敦

這天午后，烈日炎炎，文聯大院好像一座蒸籠。我站在院里還可自由地找個陰涼點的地方站著。可是那些被揪出來的人，個個低頭掛著牌子站在院里的烈日下，我愣愣地想，我有心臟病，如果也把我揪出來打一頓；再在大毒日頭下一頓曝曬；很可能我會當場死去。可是幸運，這次我沒有被揪，草明也沒有被揪。

約莫下午四時，被揪出來的人，都被趕上一輛大卡車開走了，聽說開到了國子監。那兒集中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蟒袍、玉帶、龍鳳戲衣。革命小將把這些“四舊”集中在這兒，放一把大火完全燒掉了。還聽說，一邊燒戲衣，一邊在大火旁邊打這些制造、支持“四舊”的人。

別人被打得怎樣，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把老舍(還有別的人)又用卡車拉回文聯大院里來時，他下車后站在院子里，我看見他頭上蓋著一條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漬。見此情景，我心里又是一陣哆嗦……

這時已約莫晚上七點鐘了，那位進駐文聯的北大學生、文聯的主宰者仍不放大家走，也不叫老舍走。我不知他在那兒呆了多久，吃飯了沒有?反正，天黑后，樓外臺階上亮起了電燈。燈下，又把老舍弄出來揪斗——在文聯大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著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走也不是，站在旁邊，心如火燎……

我們中有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老舍這老頭兒很倔強，他抿著嘴唇，雙目圓睜，用嘶啞的聲音駁斥這位作家：“沒有！我沒有拿過美金！”我站在旁邊看著這一切，心里既難過、又害怕，說不上是一種什么滋味。

反正我在夜11點多，才拖著疲憊已極的身體回到家中。剛剛躺倒在床上，我的心臟病就犯了……

當時，為了保護老舍，怕他被小將們打壞，革委會的領導們，利用一個機會——一個小將又打老舍，老舍用胳膊肘一撥拉那抽來的皮帶時，不記得是革委會的哪一位領導，立刻高喊一聲：“老舍打人啦！不行！不行！送他上公安局！” 汽車把老舍送走了。他才從這烈焰滾滾的戰場上被救了出來。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將在北京文聯許多同志的頭腦中“永載史冊”——也將與我的生命共存亡！

老舍和夫人胡絜青

［追記］

半夜過了，老舍仍不見回家。他的夫人胡絜青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多次到門外、到她們居住的小胡同外的大街上瞭望——諦聽。沒有她熟悉的汽車聲。怎么這個老頭兒去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學習，到這個時候了，還不見回家呢？她似乎感到了某些不妙；但她又不相信丈夫——這位被人尊敬的人民藝術家，這位剛從醫院出來就積極參加“運動”“學習”的老舍會有什么意外發生。

胡絜青跑出門外不一會兒，又急忙回到屋里——她怕有電話來，這電話會告訴她老舍的蹤跡。果然，夜半1點過了，電話鈴響了。那是北京市文聯什么人給她打的電話，告訴她，老舍現在在西長安街六部口的派出所里，請胡絜青趕快去接他回家。別的什么也沒說，電話就掛上了。

胡絜青愣了。這位畫家怎會想到，自己的丈夫竟會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也想不通文聯單位為什么不派車送他回家?這半夜三更的，胡絜青到哪里去找車把老舍接回家中呢？

于是，50多歲的胡大姐，毅然一個人走上寂寥的暗夜里，走上空寂無人的街頭。她東張西望，盼望遇見一個什么交通工具，可以拉著她去接老舍——因為不但老舍需要交通工具回家，她——胡絜青聽到老舍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的方寸亂了，兩腿顫巍巍的，已經舉步維艱了。她要一個人從王府井大街的北頭，走到西單附近的六部口，不怕要走到天亮嗎?——老舍，她要見老舍！看他出了什么問題的心情急如星火。但街上沒有人，更沒有車。她踉踉蹌蹌地走著，奔向王府井南口。(實在不行，她也得從這兒向西走到六部口的派出所里去。)

碰巧，當她走到王府井南口外的時候，遇見了一輛三輪車，車夫是個老頭兒。胡絜青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她緊跑幾步，喊住車夫，一把拉住三輪車把，懇切地要求三輪車夫拉她到六部口去接一位有病的老人回家。“天這么晚了，我要收車回家了。”車夫無意再做生意了。胡絜青懇求起車夫來：“您行行好！我那位老先生突然病了，叫六部口派出所救了。現在得趕快把他拉回家來——我家就住在迺茲府。”

老舍與夫人胡絜青在家中

車夫見胡絜青萬分焦急的神色，動了惻隱心，慢慢問道：“您那位老先生身子骨沉嗎?拉兩個人，我歲數大了，蹬不動呀！” “不沉，不沉！他像我一樣瘦小個兒。您行行好，把我們倆拉回家吧！您要多少錢都行。”

就這樣，胡大姐來到了六部口的派出所里。一見老舍那副憔悴而且受傷的神色，她的心碎了！派出所的人沒有說什么就把老舍交給了胡絜青。胡大姐攙扶著老舍走向派出所的大門外，老夫妻倆誰也不說話——這個時刻，人都處在半昏迷狀態了，還有什么話好說呢！

可是，車子又成了問題：北京的三輪車小，只能坐一個人。兩個人并排坐不下。于是，讓老舍坐在正座上，胡絜青就坐在放腳的踏板上。車夫氣喘吁吁吃力地蹬著——蹬著，那時間是多么長呀！從六部口到迺茲府好像有幾百里路遠……車夫吃力，老兩口的心在流血……

終于回到了家中，恐怕天都快亮了。老舍無力地倒在床上歇息著。胡絜青守在他身邊。她多么想問問丈夫這一天的經過，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但老舍沒有多說話。他是衰弱無力?還是怒火攻心?一生中，他何曾受過這種侮辱?——此刻他的心一定要比皮肉痛苦得多。使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他——一個堂堂正正的作家，犯了什么罪，竟被送到了小偷、犯罪人出入的派出所?……

天亮了，老舍起了床，連早餐也沒有吃，他用嘶啞的聲音對妻子說：“文化大革命——我還得去參加。我到單位去了。” 胡絜青看到丈夫那頹喪無力的神情，擔憂地說：“你一定得去嗎?別去了，在家養養。……” “不行，我一定得去！”

老舍昂然邁著大步走了。平日他的腿有病，行動有點困難，總得拿著手杖。現在，他的腿病好像忽然好了，他頭也不回地走了。老舍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當日傍晚，文聯的革委會接到了電話，說德勝門豁口外的太平湖里，浮現了老舍的尸體。……

老舍胡絜青長眠之地

以上的情況，是1981年我和胡絜青同志一起開會，并同住一室的時候，她向我敘述的。她特別提到，送老舍上派出所，她真想不通……

我告訴她，把老舍先生送到派出所，是革委會的同志怕紅衛兵把他打壞，臨時采取的權宜之計，這是為了保護他，并不是有意侮辱他。

胡大姐睜大眼睛問我說：“那他們——指文聯革委會——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們一聲呢?他要知道真情，也許不會……送他上了派出所，他可真是受不了呀！” 胡大姐還沒有看透，那個“翻天覆地”的時候，誰敢告訴老舍先生這個權宜之計呢?……

“士可殺，不可辱”。我們的一代文豪老舍先生就這樣被“四人幫”的“大革命”，葬送了他那永遠放射著燦爛光輝的寶貴生命。

老舍先生曾為我寫過一首很好的也較長的詩，并親筆把它們寫到一張宣紙上送給我。我裱好，掛在我臥室的墻壁上。現在想來真懊悔！當那個“大革命”越鬧越兇時，我把鄧拓同志和老舍先生為我寫的對聯、條幅全都燒毀了。

我怯懦。

齊白石等畫家的畫我沒有燒掉，卻把這兩位當代文學大師的字跡燒掉了。因為當時，他們的名字太“可怕”！老舍先生的條幅小些，沒人追查。為鄧拓同志給我們寫的字，我和我那位馬老頭，有一陣不知寫過多少次“檢查”和“交待”呢！

罪孽呀！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10年！

雖然今天紅霞滿天了，黨又恢復了她光輝的形象，但那些歷史的陳跡，有時還在隱隱使人心痛、心悸——我對不起老舍先生和鄧拓同志！我當時為什么不像保存我的日記這樣費盡心機保存他們的字跡？這種悔恨的心情，我只有到馬克思面前去懺悔了。

1983年4月追記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