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日，動畫電影《傘少女》交片日，墻上的倒計時顯示“0”。受訪者供圖

　　《哪吒之魔童鬧海》（以下簡稱《哪吒2》）上映近兩月，全球票房突破150億元。另一部中國動畫電影《昨日青空》制片人、咕咚動漫創始人劉敏已經感知到動畫行業受到的影響。

　　幾個去年待定的動畫項目開始推進立項；一些正在制作的項目被投資人追加資金要求加快進度，確定于今年上映的動畫電影突然多了好幾部；知名導演和演員開始頻繁拜訪動畫公司，探討合作開發動畫項目。

　　就在去年，33部國產動畫電影的累計票房只有28.75億元，較2023年減少了43%，幾部曾被業內寄予厚望的動畫電影票房均未破億。

　　過去幾年，國產動畫電影也不乏獲得票房佳績的作品，短暫引發熱潮后，又都回歸平靜。劉敏期待《哪吒2》能為動畫行業帶來新的機遇。

　　“把村里最好的學生供出來”

　　《哪吒2》上映后的票房變化，劉敏記得很清楚：首日近5億，第三日破10億，上映一周破50億……截至目前是153.47億元。

　　劉敏同樣記得自己監制的動畫電影《傘少女》的票房：首日753萬元，次日407萬元，第三日174萬元……最終定格在1911.2萬元。

　　這部電影制作5年，其中找投資花了兩年，來回換編劇寫劇本花了一年半。其間，團隊中許多人離開。

　　比《傘少女》晚一周上映的動畫電影《落凡塵》同樣制作5年，這部電影脫胎于廣州美術學院13名學生和一名教師制作的6分鐘動畫短片。上映當天，一名從最開始就參與制作的學生激動發帖：“家人們，手搓核彈成功了！”這部電影在豆瓣網獲得7.8的高評分，票房卻僅有3805.1萬元。有媒體報道，首映日，導演與制片人走進影廳，里面空無一人。放映完畢，兩人一同對著大銀幕鞠了一躬。

　　最終，這兩部電影與暑期檔上映的其他11部國產動畫電影一同，拿到了5.59億元的票房。

　　過去一年，動畫行業有點難——幾位動畫從業者都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起過。

　　據國家電影局官方統計數據，相較于2019年，2024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縮水了200多億元，城市院線觀影人次降低了近7億。

　　震雷動畫負責人孫猛從2015年開始為各大視頻平臺承制動畫劇集項目，他明顯感到，最近兩年，投入動畫領域的資金逐漸收縮，幾大主要視頻平臺的動畫項目都在減少，提倡“降本增效”，給予動畫公司的制作費也在回落。

　　過去10年，孫猛制作了十幾部動畫劇集，而在新冠疫情后制作的只有一部。去年，因原本定好的項目突然腰斬，他在創辦公司10年后，第一次辦理貸款。

　　《哪吒2》上映前，他與同行聊天，大家都非常希望《哪吒2》能大火，“因為好的作品能帶動市場，從而帶動投資、帶動產業發展”。此前，《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大魚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幾部動畫電影獲得票房佳績后，都曾在短期內引發全社會對中國動畫的關注。

　　《哪吒2》熱映時，“138家公司、4000多人全力托舉”的幕后故事一度登上熱搜。劉敏回憶，當時大家的確都是不計成本地幫助。2023年，收到《哪吒2》的制作邀請時，劉敏派出了團隊內最好的導演，這位導演為此專門暫停了手上的工作。她也知道一些公司為《哪吒2》研發了新技術，而這些成本都沒算進制作費中。

　　這樣的幫助在動畫業內并非罕事，許多作品背后都是各個團隊互相扶持的成果。“大家都會說同行是互相競爭的冤家，可是動畫行業這么多年走過來很不容易。”劉敏說，“大家都很想努力‘把村里最好的學生供出來’，讓更多人能夠看到我們”。

　　一路走來

　　2006年，孫猛初入行時，動畫在中國剛剛能稱之為一項產業。

　　2001年，日本導演宮崎駿的《千與千尋》在日本獲得308億日元（約合15億元人民幣——記者注）票房時，中國幾乎沒有設立動畫專業的院校，全年生產的動畫片不足50部，在某些地方臺播出的動畫節目中，幾乎90%以上都是海外動畫片。

　　為了扶持動畫產業，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印發《關于發展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若干意見》，通過稅收優惠、限制進口動畫片份額、設立專項基金等方式，對國產動畫進行了扶持，先后設立了32個少兒電視頻道和4個動畫頻道。

　　在自上而下的推動下，多所院校開始設立動畫專業，大量動畫產業基地在各地涌現，各地政府也出臺了諸多扶持政策，其中最普遍的便是按分鐘數對動畫進行補貼。2004年，在推出鼓勵政策當年，國產動畫產量就從2000年的4000分鐘升至2.18萬分鐘，到2011年，我國全年動畫片產量已有26.12萬分鐘，躍居世界第一。

　　這一時期，涌現了一批以《喜羊羊與灰太狼》為代表的兒童電視動畫佳作。2006年，《鎧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的出品公司奧飛動漫，憑借《火力少年王》系列的熱播，讓其衍生產品“奧迪雙鉆牌悠悠球”飛入全國青少年兒童手中，玩具銷售比重從2005年的8.4%攀升到2006年的41.63%。2009年，奧飛動漫上市成功，成為中國首家上市動漫企業。

　　不過，政策推動國產動畫快速興起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比較典型的情況是，一批粗制濫造的低成本作品為騙取政策補貼而出現。孫猛記得，當時他所在的動畫產業基地里，只有一家動畫公司，“樓下是網吧，樓上是廣告公司”。

　　孫猛回憶，那時有的公司“在市場上隨便拉人，趕鴨子上架，買本動畫書學學，就開始做了”。更有甚者，用到手的補貼投資，賺到錢后將補貼款“一還了事”。2014年，隨著各地政府減少補貼力度，動畫片產量下跌至不足20萬分鐘。

　　那一時期，國產動畫依然以兒童電視動畫為主，少數非兒童動畫的創作者還是處境艱難。隨著《哪吒2》上映，導演餃子的早年經歷也再次為人關注。2006年，畢業于四川大學華西藥學院的餃子，辭去廣告公司的工作，回到家里靠母親1000元退休金和一臺舊電腦，閉關3年獨自做出16分鐘的動畫短片《打，打個大西瓜》，成為后來光線傳媒投資他制作“哪吒”系列電影的契機。

　　餃子的經歷是當時那一批獨立動畫人的縮影。2000年左右，Flash動畫制作軟件和互聯網的結合，讓非專業的普通人也有機會制作動畫，他們被稱為“閃客”，大多與餃子一樣，靠一臺電腦完成自己的動畫作品。譬如，2016年，以5.73億元票房成為現象級國產動畫電影的《大魚海棠》，原型只是導演2004年做的一條7分鐘Flash短片。

　　劉敏對記者回憶起制作中國首部獨立制片的動畫電影《雨石》的經歷。2003年，她從物理專業休學，跟著動畫培訓班的老師一起做電影。當時，大家“幾乎樣樣都不懂，樣樣都得自學”，白天上班上課，晚上就縮在機房里做動畫，“能堅持一個禮拜的都很少”，最后只剩下5個人。最忙的時候，大家睡在辦公室走廊的簡易床上，每人輪流休息兩三小時。就這么干了3年，才把電影磨了出來。“所謂獨立制片，其實就是沒有投資，純靠個人硬拼出來。”劉敏說。

　　2006年，電影制作完成，發行又遇到困難。當年電影院很少有數字院線，但劉敏團隊已拿不出幾十萬元再做膠片。最終，片子只能在少數一兩家影院放映，幾乎沒什么人看過，更別談收益。直到2009年，《雨石》被央視六套收購，得以在電視上播放。十幾年后，劉敏在網絡貼吧中看到有人回憶起這部童年看過的電影，她才覺得“原來它真的在人心中留下過印象”。

　　2008年，劉敏創立咕咚動漫，繼續做原創動畫。團隊只有四五個人，每個人都是“一專多能”“什么都得干”。找不到投資，他們就承接別人的動畫項目或者“短平快”的廣告片，靠“外包養原創”。“做完后把利潤分一分，覺得夠活幾個月，這幾個月就開始做原創，等錢快花完的時候，再接一條廣告片。”

　　與餃子類似，2014年光線傳媒找到劉敏改編熱門漫畫《昨日青空》的原因，是漫畫原作者在一窮二白不知怎么繼續畫漫畫的時候，無意間在網上看到劉敏團隊艱苦做動畫的資料，因為這份遙遠的鼓勵，他將漫畫堅持畫了下去，并在有機會進行動畫改編時，點名找到了劉敏。

　　大約2012年，伴隨互聯網發展，孫猛感受到一些資方開始密集關注到動畫行業。起初是互聯網漫畫平臺，后來是“資產更輕”的網絡文學平臺，它們與互聯網視頻平臺合作，共同開發IP改編動畫項目，時至今日都是國產動畫的投資主力。

　　孫猛說，互聯網平臺雖然幫助國產動畫壯大了一批制作隊伍，但由于它們是“市場占領邏輯”，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用戶，“為流量和數據負責”，動畫制作方很難在其中擁有作品的主控權。

　　2015年，孫猛參與的一個項目，前期設計完成、畫到第三集分鏡時，收到平臺通知，原作漫畫作者不愿配合平臺修改內容，被終止合作，但動畫還得繼續畫下去，只是不得使用原本的人物和故事。

　　孫猛突然從“改編”變“原創”，工期從三個月一集變成了兩周一集，每集還需交平臺層層審核。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平臺認為動畫第一集比較平淡，“互聯網邏輯是第一集必須火爆”，于是要求孫猛在開頭加一段“槍戰”。孫猛想破腦袋也不明白故事原本的主題“麻將”和“槍戰”怎么關聯，但迫于合約，只能硬著頭皮加上。

　　說服資方

　　2016年，動畫工作室摔跤社的創始人蹇單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感覺動畫市場“一切向上”。因為此前的校園作品在互聯網備受好評，他決定創辦動畫工作室，做原創動畫。

　　2019年，畫枚動畫負責人賈雪雯也決定做原創動畫。相較于漫畫能在出版市場占據40%以上份額的日本，中國則“家底偏薄”，動畫制作上游適宜改編的文本不足，當時國內具有改編潛力的漫畫或網文版權又幾乎被幾大視頻平臺壟斷，賈雪雯說自己“沒得選擇”。

2025年3月18日，摔跤社的原畫師正在作畫。受訪者供圖

做原創動畫，最首要的難題，便是如何說服投資方為一個未經市場驗證的故事埋單。

　　動畫是重資產產品。賈雪雯計算，國內一部每集15分鐘的12集動畫片，制作成本通常為1500萬元，如果加上版權和宣發費用等，成本可能高達2000萬元以上。

　　在科技將真人影視制作成本大幅降低的今天，動畫依然需靠人力和時間堆砌。以二維動畫為例，我們所看到的每一秒鏡頭，都會在制作時被拆解為24幀，填入8張、12張或者24張原畫，每一張都得靠人力一筆一筆畫成。宮崎駿導演的動畫電影《起風了》中，一個主角在地震中穿梭的鏡頭，4秒鐘，吉卜力團隊花了1年零3個月完成。制作《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時，吉卜力的作畫速度約為一個月1分鐘，總片長125分鐘的電影，歷時7年完成。

　　一頭是高成本的制作投入，一頭是不穩定的回報。目前，國產動畫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依然是發行，比如賣給平臺的播映費用或是電影票房分成，但這部分收入往往并不高。“國產動畫的受眾一直很少，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認為動畫片就是給兒童看的。”劉敏說。

　　對成熟的動畫產業鏈而言，很大一部分收入應來自后期授權環節，比如廣告、游戲、玩具等。在迪士尼的相關收入中，幾乎70%的收入都來自各類衍生品。如今國內衍生品開發的產業鏈還在發展階段，只有頭部動畫相對而言有較多機遇，對于未經市場檢驗的原創項目，品牌很難給予信任。

　　畫枚動畫制作的原創動畫《白色閃電》上映前，也曾試圖找品牌合作，“但是沒有市場數據，國內甚至沒有同類作品的數據作為參考”。最終，賈雪雯決定由公司出資幾十萬元先制作衍生品，“我們覺得虧了也可以，至少你下一次談的時候是有數據的，這件事總得有人先做”。

　　影響資本市場對動畫投資意愿的原因是綜合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制作的8年時間，有一半都用來籌錢，導演田曉鵬幾乎抵押了全部個人資產。出品人路偉還曾在“朋友圈”眾籌，稱只要投入10萬元，就可以在片尾署上出資人孩子的名字。《大魚海棠》2009年完成了劇本和前期籌備，因找不到投資擱置4年，導演梁旋一度想轉做游戲公司賺錢。

　　有媒體曾報道，2015年，“哪吒”系列的出品方光線傳媒決定成立動畫部門彩條屋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愿意加入，因為大家都覺得國產動畫品質不夠好，又不賺錢。與此同時，時任彩條屋總裁易巧翻遍了整個行業，發現許多有才華的動畫導演都迫于生存壓力放棄了動畫，“只有那些特別‘變態’的才能堅持下來”。

　　2016年，蹇單創立動畫工作室摔跤社時，也曾接到一些平臺邀約，希望他承制平臺的動畫項目。蹇單拒絕了所有投資，賣掉了父母在老家為他準備的婚房，埋頭做了一年半的原創動畫短片，做到快沒錢時，有平臺發起一項旨在扶持青年原創動畫人的項目，摔跤社因此得以開始制作原創動畫電影。

　　但孫猛表示，目前平臺雖然依然愿意投資小成本項目和頭部項目，對于中腰部項目的投資卻在縮減。過去十幾年，他也有一些原創項目，但至今未能獲得投資。

　　就算獲得投資，時間和資金依然有限，為了達成更好的制作效果，許多動畫人只能將人力壓榨至極致。備受關注的動畫劇集《霧山五行》，制作過程中很長一段時間只有3名員工，導演林魂身兼編劇、分鏡、原畫、動作設計等16個崗位，主題曲都自己演唱。《大護法》的導演不思凡還兼任廚師，負責為團隊做飯。

　　劉敏說，《傘少女》制作的最后半年，導演幾乎完全住在公司，那年春節，全體員工沒人回家。“行業不夠成熟時，我們對什么是成功的作品沒有標準，投入產出比也無法估計。只能在現有條件下，逼自己做到極限。”

　　2017年，《大護法》上映后備受好評，導演不思凡卻在采訪中慚愧表示，自己的作品粗糙得像個“貧民窟”，為了省錢，他不得已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在電影前半段刻意減少動感，讓觀眾習慣靜態畫面，這樣后面的高潮部分，只要稍微多一點動態，就會有比較強烈的對比。

　　作為制片人，賈雪雯曾因為資金和制作周期，否定過內容團隊對樣片提出的修改意見，造成當時很多主創無法理解，還有人選擇離職。

　　“但是沒有辦法，很多事情就是比他想的更艱難。”賈雪雯說。

　　工業的力量

　　做動畫，不僅缺錢，也缺人。賈雪雯公司的招聘信息常年掛在網上，但一直很難招到合適的人才。

　　“人才是跟著待遇走的。”一位動畫從業者說。動畫行業“壓力大、待遇差”早已不是新聞。如今剛入行一年的鄭敏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在無錫一家承接日本動畫外包業務的公司工作時，平均每月收入兩千多元，無底薪，無社保，單休。最忙的時候連著9天無休，每天工作近10小時。她住在幾平方米的合租房里，月租750元，生活需靠父母支持。

　　就算在一線城市，動畫從業者的起薪通常也只有六七千元，如果進入游戲行業，薪水則可以翻兩番甚至三番。幾位受訪者都表示，除了頂尖動畫院校，大多數動畫專業的畢業生留在動畫行業的概率都不高。

2015年，孫猛在日本工作時的辦公室。受訪者供圖

“說難聽點，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撿游戲公司不要的人。”劉敏記得，新冠疫情期間游戲行業快速發展，“北京許多動畫公司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才都流向了游戲公司”。當時她去朋友公司坐電梯，都能聽見員工在聊游戲公司給他開了多少錢，“（是原來的）3到5倍是常態，十幾倍都有”。最夸張時，還有急需制作動畫教學片的線上教育團隊堵在動畫公司門口發名片。

　　劉敏說，動畫行業入職兩年內的新人流動率非常高，她身邊許多動畫公司的核心人才也在流失。因為人才少，許多作品都聚集了全行業有能力的團隊制作。同時，她明顯感覺，相較前幾年，近些年制作的電影，參加的公司變多了，人員變少了。

　　孫猛認為，國產動畫不缺好的想法，但缺讓好想法落地的產能。從2014年開始，日本動畫便以年產400部的速度生產，“我們所看到的佳作是在這大量的作品中篩選出來的”。這背后不僅是人才的問題，更是工業體系的問題。

　　孫猛曾在某日本動畫公司工作，負責為公司發往中國的外包業務做“檢查”。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日本動畫產能的需求迅速增加，大量基礎的動畫制作環節外包到中國，時至今日中國都是日本動畫的主要加工地之一。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無錫多家承制日本動畫外包業務的公司無法正常運轉，導致日本多部動畫片延期播出。

　　孫猛見證過這些畫稿是如何在中日兩地運轉：早上7點30分，數十萬張紙質畫稿會從日本“乘”專機出發，10點左右到達上海，再“乘”車分發至長三角不同的動畫公司。這些公司24小時三班輪崗，會在第二天早上7點前將所有任務呈交，10點左右與下一批到達的畫稿交換。畫這些畫稿不需要多深的美術基礎，20世紀90年代時，一些完全外行的人士經過短暫訓練也可以很快上手。

　　“日本動畫不是靠天才做出來的，真正的產業基石是凡人。”孫猛說。日本動畫的工業體系已經可以將動畫制作的環節極度細分，每一級的任務都十分明確，反饋也十分明確，下級只需依據上級指令執行，直至在流水線的末端，外行人也能按指令完成任務。

　　這當然也有弊端，但可以盡可能確保穩定生產。孫猛曾參與制作一部日本動畫電影，在上映前4天收到了最后一部分電影制作任務，最讓他驚訝的是，“這并非意外，而是兩個月前就確定好的計劃”。

　　相較而言，他感覺國內的很多動畫公司還未統一薪酬待遇、技術指標、行業術語等，各個職能之間的權責劃分也不明晰，導致很多時候協作效率低下。

2025年5月6日，動畫劇集《白色閃電》將于日本播映，圖為其宣傳海報。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他也能明顯感覺到這些年國產動畫行業的進步。2013年，《大魚海棠》進入中期制作時，一度陷入招人困境，轉而和韓國團隊合作。《哪吒2》也曾試圖尋找國外團隊，卻發現他們難以實現需求，最終參與制作的138家公司、4000多名制作人員全部為中國團隊。

　　這讓孫猛對《哪吒2》給行業帶來的后續影響感到期待。他認為，早些年一些動畫作品的爆火，并非長期工業力量的體現，“更像是中彩票”。但當工業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出現爆款作品將不再是偶然，而是定期的必然。

　　傳承

　　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學院教授李智勇說，國產動畫雖有百年歷史，但中間過程并非延續的，而是斷裂的。

　　2008年，餃子導演悶頭3年做出的動畫短片《打，打個大西瓜》上線，片尾致謝名單中，有一個名字是萬籟鳴。

　　萬籟鳴是中國第一部動畫片的創作者。20世紀20年代初，西方動畫剛傳入中國不久，20歲出頭的萬籟鳴看到后便和3個弟弟一起，在上海租金最便宜的地段，租了一個7平方米的亭子間，買了臺二手的法國老式木殼攝影機，自己改裝成放映機，著手研究做動畫片。經過幾百次試驗，我國第一部動畫片《舒振東華文打字機》誕生。

　　1941年，萬籟鳴在抗日戰爭的戰火中，制作出動畫長片《鐵扇公主》，僅比迪士尼的動畫長片《白雪公主》晚了一年。1942年，在孫猛去日本學動畫的66年前，《鐵扇公主》在日本上映，場場爆滿，日本動畫大師手冢治蟲當時只有14歲，被這部中國電影深深吸引，立下了從事動畫制作的志向。

　　1961年，手冢治蟲成立動畫公司蟲制作。第一次將動畫片帶到了電視上，建立了日本動畫工業化標準，其每周播放30分鐘，以多層制作外包應對緊迫的播出期限，通過版權和周邊產品獲得收入的產業模式，逐漸演化為日本動畫工業體系，并影響了一批如孫猛般的中國動畫人。

　　同年，萬籟鳴應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上美影廠”）要求開始制作我國第一部彩色有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這部電影舉國家之力，歷經4年，畫了7萬張畫稿，不僅在中國動畫史上意義深遠，同時也影響了宮崎駿、高畑勛等一批日本動畫導演。

2018年，動畫電影《昨日青空》制作畫面。受訪者供圖

1980年開始，以手冢治蟲制作的《鐵臂阿童木》為代表的進口動畫進入中國市場，上美影廠每年不足5部動畫的產能逐漸無法抵御外來文化的攻勢。1984年，當高畑勛和宮崎駿抱著學習心態拜訪上美影廠時，卻發現廠里高層領導的關注點在日本動畫的商業運作模式上，這讓他們感到難過而失望。

　　1989年，手冢治蟲病逝，在遺作《我的孫悟空》中，表達了對萬籟鳴的致敬。同一時期，日本動畫外包業務涌入中國，以高薪水將大量動畫人才引入日本動畫加工業，中國原生動畫的傳承由此斷裂。

　　李智勇比喻：“中國動畫‘爺爺’和‘孫子’都在，但是沒有‘爸爸’，因為‘爸爸’都轉去做加工了。”直到2000年后，隨著計算機網絡發展，一批如餃子導演般的獨立動畫人出現，帶著行業繼續往前走。

　　ANIMOON動畫工作室創始人風臨覺得，動畫人就像“野草”一樣，很難真正被打擊，“敵敵畏都殺不掉”。她認識一位動畫業的前輩，每次做完作品都因為太辛苦、收益少而聲稱自己“以后再也不做動畫了”。但是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現他又開始攢新的動畫項目。

　　孫猛剛去日本學動畫時，和室友住在兩平方米的宿舍里。工作后，他拿6.48萬日元的薪水（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5000元——記者注），交完房租、水電費用后，他平均每天只剩下700日元的生活費，夠買一個漢堡和一份牛肉蓋飯。他有同事只拿他一半的薪水，交完房租后所剩無幾，每日靠吃家里寄的大米生活。

　　當時，孫猛平均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公司里，每個人桌子下都有一個紙箱子，畫到困了，就把箱子拆開，鉆進去睡一會兒。孫猛的最長紀錄是在公司畫了3天，中間只睡了4小時。

　　一部日劇中曾有一句形容動畫人的經典臺詞：“能夠創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動畫的人，就是那種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嗎？怎么可能，他們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嘔心瀝血地燃燒生命、創造作品的人。”

　　做動畫20年來，孫猛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工作，并且一直對動畫行業保持樂觀。至于未來究竟會如何，劉敏覺得：“我們不是需要做什么，我們是需要決定去做。”動畫行業需要一部又一部的好作品，無須一定像《哪吒2》一樣火爆，“但至少要不虧本”“只有這樣才能有更多人踏實地進入這個行業”。

　　“當有一天大家不是因為‘哪吒’，只是偶爾看到電影院放映的一部國漫就產生興趣時，可能才算真正抵達了我想要的那個目標。”蹇單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