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通過關稅政策加劇全球貿易戰，引發了對資本流入征稅的猜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認為資本流入損害美國經濟，建議通過征稅加以限制。盡管存在爭議，白宮已開始探討征收資本流入稅的可能性，這可能成為特朗普重組全球貿易與金融規則的重要工具。

一、特朗普的商品關稅，會不會是貨幣關稅的前奏？

自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全世界就深深陷入對未來的茫然、困惑和不確定之中。特朗普是出了名的善變，這使得各國官員和經濟學家、分析師預測美國的未來政策變得異常困難。但已經發生的，也一點都不輕松，兩個月來，特朗普不僅通過與普京眉來眼去攪亂了地緣政治，還通過一系列的關稅行政令，加劇了全球貿易戰，令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指數飆升，甚至超過了2020年新冠疫情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與特朗普已經作出的決定相比，其不確定性可能會變得更糟。因為在商品關稅沖擊中，還有另一個問題揮之不去：特朗普對商品市場的自由貿易的攻擊，是否會向資本市場擴張、蔓延，導致對自由資本流動的攻擊？

也就是說，特朗普的商品關稅，會不會是貨幣關稅的前奏？這是一個比貿易對全球的影響更為嚴重的問題。所謂貨幣關稅，就是對流入的貨幣征稅。

二、主流經濟學家鼓勵資本自由流動，但邁克爾·佩蒂斯認為流入美國的資本毒害了美國，要征收資本流入稅來限制它們。

大多數人或許認為這個想法很瘋狂。畢竟，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或者說主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資本流入對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們幫助美國為36萬億美元的國債和美國的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

例如，特朗普的競選最大金主、當選總統后的最親密顧問埃隆·馬斯克，就從中國對其所屬企業的投資中受益，其中一些是私人投資。當然，中國也從馬斯克在上海的投資中受益，從電動車技術到競爭，從勞動力崗位到稅收，從國際影響力到國際供應鏈。

但有一些特立獨行但觀察力驚人的經濟學家，如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長期以來一直反對這種正統觀點。

邁克爾·佩蒂斯是著名經濟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美國金融學教授，也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對于大陸，佩蒂斯從15年前就開始一直警告說，大陸以犧牲消費為代價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大量投資令人嚴重擔憂。如果不能以經濟增長放緩的短期代價故意抑制投資支出，直到金融體系無法吸收進一步增加的債務，金融緊縮將隨之而來。2013年他就預測了因私有經濟受限和消費受限，2020年后大陸將陷入公共債務膨脹、低經濟增長和資產價格下行之中。

對于美國，佩蒂斯一直認為，資本流入不僅僅是美國貿易逆差的必然結果，還是一種使人衰弱的詛咒。他分析說，這是因為資本流入提高了美元的價值，促進了過度的金融化，并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這意味著“資本已經成為搖晃貿易的狗尾巴”，從而推動了巨額貿易赤字。

因此，佩蒂斯建議對商品進口和資本流入采取稅收等限制措施。

三、實際上，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在白宮的政策中，已初現端倪。

六年前，民主黨參議員塔米·鮑德溫（Tammy Baldwin）和她的共和黨對手喬什·霍利（Josh Hawley）推動頒布了一項國會法案，即《就業與繁榮競爭美元法案》（Competitive Dollar for Jobs and Prosperity Act），呼吁對資本流入征稅，并實施美聯儲的弱美元政策。

在擁抱全球化的民主黨總統拜登的任期中，該法案似乎已經死了。但上個月，與副總統JD萬斯關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庫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宣稱，對資本流入征稅可能在未來十年內籌集2萬億美元。

隨后，白宮發布了一項“美國優先投資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行政命令，承諾“審查是否暫?；蚪K止”1984年的一項條約，該條約取消了之前對中國資本流入征收的30%的稅。

但這個消息沒有能夠成為頭條新聞，讓大眾注意到，因為特朗普正在用其他分散公眾注意力的事情“淹沒該消息”，尤其是在針對不同國家的關稅行政令方面。征收額外關稅，令墨西哥、加拿大和歐洲陷入恐慌，并可能是最近美國股市下跌的重要推手，因為一些投資者先發制人地逃離。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對商品征收關稅之后，如果還難以達到特朗普對大企業減稅的目的，隱藏在“美國優先投資政策”中的“資本流入稅“，就將大概率浮出水面，成為全球新的、更可怕的威脅。

四、征收資本流入稅不會很快發生，但在特朗普任期內有可能發生。

在現實中，從關稅到資本流入稅的稅收轉變可能不會很快發生，甚至可能不會發生。特別是因為他的親信與顧問人員中至少分裂為三個交戰派別：以斯蒂芬·班農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以馬斯克為代表的技術自由主義者，支持MAGA的國會共和黨人。由于擔心破壞美國國債市場的穩定，后兩個派系可能會反對通過征收資本流入稅來限制資本。

但不可忽略幾個因素對資本流入稅接棒關稅的可能：

第一、特朗普也渴望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來加強他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

第二、佩蒂斯的想法似乎在一些顧問中具有影響力，例如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和JD萬斯（JD Vance）。

第三、實際上從拜登到特朗普，都實施了局部的資本限制措施。比如限制美國資本投資中國的一些技術，比如限制中國資本投資美國的一些行業。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從0到1的突破很難，從1到n，反而較為容易。

第四、特朗普的身邊人正在謀劃一些顛覆美國現有金融秩序的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通過假定的馬阿拉歌協議來重置全球貿易和金融。比如財長斯科特·貝森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和副總統萬斯，似乎打算通過假定的馬阿拉歌協議來重置全球貿易和金融，盡管他們的野心比1985年的廣場協議更大。后者“僅僅”通過聯合貨幣干預削弱了美元，但斯蒂芬·米蘭對馬阿拉歌協議的愿景也包括可能的美國債務重組，這將迫使一些美國國債持有者將其換成永續債券。

第二個方案是創建美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斯科特·貝森特還在研究一個由美國黃金儲備支持的主權財富基金，該基金將購買非美元資產以平衡資本流入（例如格陵蘭島的資源）。

第三個方案便是在更廣泛意義上對資本流入征稅。如果第一個方案中債務互換的想法使評級機構威脅要下調美國債務的評級，對資本流入征稅可能會成為首選方法。

實際上特朗普現在在做的最終目標，不一定是一系列雙邊（貿易）協議，或許是從根本上重組全球貿易和金融規則，以消除扭曲的資本流動。雖然這種方法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但戰略本身比大多數觀察家所認識到的，應該更加連貫和深遠。

毫無疑問，大多數經濟學家并不贊同對流入美國的資本征稅，也不相信它真的會發生。如同佩蒂斯的理論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中引起了憤怒。

但佩蒂斯并不悔改，一直在堅守其觀點?？膳碌氖?，佩蒂斯的一些觀點正在被實踐所證實，比如2013年前后他對中國經濟的預測。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2019 年的鮑德溫-霍利法案不僅受到美國指南針等保守團體的歡迎，也受到一些工人組織的歡迎。既然它有民粹主義的吸引力，它就有機會成為具有民粹主義基因的特朗普的備選項。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