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寫道：“假如我仍舊在舊軍隊里，得了病就得離職回家。我黃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醫治十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

黃維官居中將司令，“常例錢鈔”自然不少，但是有進就有出，他混在老蔣的軍方高層，迎來送往必不可少，僅靠薪水和“正常的灰色收入”是攢不下錢的——那些高級將領花天酒地，一頓飯就能吃掉一個月工資，黃維也不能噘著嘴只吃不請，所以他很窮，人緣也很差，要不是進了戰犯管理所，那些進口藥的花銷，他就承擔不起。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像黃維一樣的“窮中將”至少還有三位，他們被俘屬于塞翁失馬——如果這四人回到老蔣身邊，肯定都活不到1959年。

1959年第一批特赦了三十三名戰犯，其中十人出自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們就是杜聿明（徐州“剿總”中將副司令）、王耀武（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曾擴情（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鄭庭笈（第四十九軍中將軍長）、宋希濂（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楊伯濤（第十八軍少將軍長）、陳長捷（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邱行湘（第二零六師少將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周振強（浙西師管區中將司令兼金華城防指揮）、盧浚泉（第六兵團中將司令）。

從其他戰犯管理所特赦的二十三人，大家可能只熟悉末代皇帝溥儀，所以其他的人咱們就不列名單了。

蔣軍將領有窮有富，其中比較有名的“窮中將”就是原蔣系“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二十二兵團司令郭汝瑰，他曾因為租房子和坐破沙發而被杜聿明舉報為臥底——事實上郭汝瑰還真是個臥底。

郭汝瑰“貧窮”可以理解，而且他是紅色特工和起義將領雙重身份，也不用進戰犯管理所，咱們今天要說的是黃維等四位戰犯管理所里的“窮中將”——他們被俘前的日子就過得挺緊巴，敗逃到臺灣，一旦失去軍職，肯定衣食無著，得了病就只能等死了。

黃維回憶：“四年當中，我的病情有過幾次變化和反復，好幾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搶救過來……打青、鏈霉素，每隔四個鐘頭打一針，這樣我就一連打了好幾百針，記得大概打了有三百多針，當然還用了許多其他藥物。再有我的飲食，是吃小灶病號一飯，每頓二菜一湯，每天有牛奶，雞蛋、豬肉，一直吃到1958年，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也沒有斷了喝牛奶。”

黃維不像王耀武長袖善舞，這個蔣軍公認的“書呆子”，打仗不行，賺錢也沒門路，中將薪水確實不低，但是金圓券銀圓券一日數迭，不換成金條，沒幾天就會化為烏有——年初能買一頭牛，年末連一盒火柴都買不到。

記得不久以前，我曾建議一位同事反讀《叔向賀貧》：韓宣子原名韓起，他家后來可是一點都不窮，而且在韓起經營下，韓家發展壯大，奠定了韓、趙、魏三家分晉的基礎，如果韓起一直窮得沒有本錢跟其他卿大夫們交往，也養不起門客死士，韓家早就滅了。

黃維“家貧，無以從二三子”，進了功德林也是孤家寡人，被軍統特務出身的董益三打耳光，不但無人勸解，反而是全組人都要揍他，這件事黃維也寫進了回憶錄：“組長、副組長人多勢眾，大興問罪之師，并向我動起手來，我便回手迎戰，因為用力過猛，自己卻跌倒在地上，臉也碰破了。”

被俘對黃維來說，是因禍得福：他在功德林吃喝不愁，治病用進口藥，而他那些“同袍”下崗后吃不上飯，還曾經跑到中山陵去哭鬧。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肯定都知道“哭陵事件”，那就是被裁撤的高級和中級將校實在活不下去了，杜聿明在回憶錄中也記載了“一部分失業高級將領在南京紫金山孫中山靈墓前‘哭靈’的事件”——杜聿明把“陵”寫成“靈”應該是同音筆誤：1947年5月5日，四百多（一說為六百多）“編余軍官”，以黃埔一期學生、陸軍中將黃鶴為首“哭陵”，震驚了老蔣，也轟動了世界。

老蔣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而且用人的時候也是往死里用，黃維出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前就已經多病纏身，屢次請假不允，要是被俘晚一些，他就病死在戰場上了，即使能逃出去，其身體狀況也不再適合帶兵，被“編遣”之后，有病也是治不起的。

黃維1975年特赦之后分了房子，工資待遇都很高，所以他是滿懷感激的：“特赦出來以后，我和妻子兒女得以幸福團聚，政協還為我安排了新居，不久，我就被安排當上了全國政協的文史專員，工資每月二百元。1978年3月，找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政協常委是副部級的待遇，這真使我受之有愧。晚年還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很高興。”

蔣軍高級將領就是一群烏鴉，其中有幾個灰肚白脖的就是另類，黃維是一個，杜聿明也算一個。

杜聿明的兒子因交不起學費自殺，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連老蔣給杜聿明母親的壽禮，也有人敢偷梁換柱：老蔣給的是十萬銀元，到了杜聿明妻子手里，卻成了金圓券，而且只有三千。

老蔣批的是十萬，杜聿明的副參謀長文強（就是《特赦1959》中那個劉安國）在《口述自傳》中卻說是十萬金圓券，而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則說只有三千，而且是小蔣補送的：“蔣經國比我更發愁，他連相也不愿意照，走來就問我總統的禮物送來沒有？我說沒有收到總統的東西，結果第二天蔣經國派人送來三千元金圓券。”

從1937到1949年，蔣統區物價上漲36萬億倍——這數字別說讀者諸君不相信，就是筆者也是查了《紅旗》雜志1983年第8期，才沒有跌碎眼鏡：漲價千倍萬倍，已經足以讓很多人家的所有存款化為烏有，三十六萬億倍，筆者真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概念。

不管老蔣送給杜聿明母親的是銀元還是金圓券，不管數量是十萬還是三千，杜聿明在遼沈戰役期間就已經病得坐不住，他的家屬到了臺灣，七口之家每月只有一百斤大米和兩千臺幣“補貼”卻是《宋美齡傳》作為“功績”寫在白紙黑字上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百斤大米七個人吃，大人就只能餓肚子了——短期內大批人員涌進小島，狼多肉少，有錢也買不到糧食。

四大家族有的是真金白銀，所以貨幣貶值不但不影響他們的生活，反而會成為發財的機會，但是一般將領可就不行了：他們能空身擠上飛機而不被權貴的寵物犬擠下來就算萬幸，房地產全部丟下，身上的“鈔票”也變成了廁紙，只要沒工作，用不上半年就得餓飯。

杜聿明先敗于遼沈，再敗于淮海，他直接間接斷送的蔣軍超過百萬，老蔣不殺他已經算客氣，給他高官厚祿、買進口藥治病，那簡直是夢里也不會有的事情。

沈醉的《戰犯改造所見聞》和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以及戰犯改造所管理人員都寫了相關回憶錄，我們把這些回憶錄綜合起來看，就會發現戰犯中的“重病號”除了黃維、杜聿明，還有很多。

黃維說自己有六種結核， 沈醉說杜聿明有四種結核：“杜聿明、范漢杰等人都患有嚴重的結核病，非常需要醫治結核病的特效藥——鏈霉素。可是，內地當時還不能生產這種藥，政府為了挽救他們的生命，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等地設法購買。”

黃維回憶：“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澤、文強，以及杜建時、范漢杰、徐遠舉這些人，都先后患有嚴重的結核病或其他嚴重的疾病，他們都和我一樣，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治療。”

咱們今天只說中將，所以少將徐遠舉、周養浩等人都放在一邊不提，只說跟杜聿明、黃維平級且比較窮的戰犯。

人是窮是富，或者有沒有富過，從小事上就能看得出來：少將董益三是窮的，中將湯堯更窮——戰犯管理所不沒收私人財物，家屬也可以送錢送物，湯堯和董益三每天撿其他“同學（戰犯互稱）”煙頭抽，說明他們已經被親友“遺忘”了。

除了窮，有些蔣軍級戰犯的身體也很差，沈醉親眼所見：“大腹便便的兵團司令劉嘉樹，血壓很高，連去曬一條棉被回來都要坐下來休息好久才能說話；山西綏靖公署副主任孫楚，真是骨瘦如柴，連稍大一點的風都可以吹倒；陸軍副總司令湯堯，滿身都貼了膏藥，多走點路都得要人攙扶。”

凡是最后時刻仍留在大陸而不許撤離的，都不是老蔣嫡系，湯堯丟了老蔣在西南最后的家底，老蔣肯定饒不了他——胡宗南是老蔣“得意門生”，后來也被彈劾嚇得丟了半條命，湯堯還能好到哪去？

中將湯堯不是老蔣真正的嫡系，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川陜甘邊區綏靖公署中將副主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則是從老蔣的“十三太保”變成了“不肖之徒”，早就被老蔣拉進了黑名單，此公性格木訥得有些顢頇，跟老蔣混的時候，總是在清水衙門轉圈，被俘前更是跑到廟里當了和尚，被抓的時候還振振有詞：“我已遁入空門，你們還抓我干啥？”

曾擴情“遁入空門”也是無奈之舉，因為他被老蔣踢出嫡系之后，就已經吃不上飯了，這件事沈醉十分清楚：“他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省黨部的職工連薪餉都發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錢。王不肯借，說黨部開支有黨費收入，不能撥行政經費。他再三解釋，法幣貶值，物價漲了不知多少倍，黨費卻沒有增收，全川黨員的黨費集中起來，還買不到一石米。王仍不給。他只好把省黨部一輛舊汽車賣掉，才維持了一兩個月。黨部開不出伙食，他就東吃一頓，西就一餐。后來有人介紹他認識了成都某照相館的女老板，她立即答應供給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馬上就搬到某照相館樓上，和她同居起來，他以為這是占了一個大便宜。”

曾擴情不但窮，而且又老又病，這個老蔣的“棄兒”，當中將的時候尚且吃不飽，跟老蔣跑到臺灣，那就連廟門都進不去了。

杜聿明、黃維、湯堯、曾擴情，這四個戰犯中的“窮中將”，其實都是老蔣用過就丟的抹布，進了戰犯管理所，對他們來說絕對是幸運。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以這四人的為人處世方式，和他們跟老蔣的關系，如果不是在戰犯管理所受到優待，而是回到老蔣身邊，哪一個能活到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