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動態博弈的角度來看，政府最優策略是在初期進行有效刺激，同時制定清晰的漸進式退出方案，使得經濟增長路徑對消費者而言是可預測的，從而促使高消費均衡的穩定形成。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工銀國際經濟學家徐婕，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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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本質上是消費者分散決策的結果，而政府雖不能直接代替消費者做決策，但政策干預卻可改變市場均衡的演化方向。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低消費均衡的路徑依賴，并通過可信的激勵機制引導市場形成更高消費、更高收入、更高質量的均衡。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不僅要提供短期刺激政策，以降低消費者的當期不確定性，還需維持長期政策的一致性，以增強消費者對未來收入的信心，避免因政策的不穩定性導致的預防性儲蓄上升。社保改革的推進減少了未來支出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儲蓄剛性，使消費意愿提高，而消費市場結構的優化則進一步創造了高質量的消費需求，使經濟走向穩定增長的正向循環。

從動態博弈的角度來看，政府最優策略是在初期進行有效刺激，同時制定清晰的漸進式退出方案，使得經濟增長路徑對消費者而言是可預測的，從而促使高消費均衡的穩定形成。這不僅提升了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也確保了所有個體都能受益，形成帕累托改善的一致均衡。

動態博弈的最優解在于政府的時間一致性承諾

在現實經濟中，消費是一個長期的動態決策過程，消費者的預期和政府的政策會在不同的時間節點相互影響，最終決定經濟的長期走向。我們應用多期動態博弈模型，刻畫政府政策是如何影響消費者的長期消費決策。假設消費者每期可選擇高消費或低消費，政府每期可選擇高刺激或低刺激。在動態博弈中，當前的選擇不僅影響當期收益，還會影響未來預期。如果政府在前期選擇了高刺激，但未來突然轉向低刺激，消費者可能預期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長期消費收縮。這就是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我們采用子博弈完美均衡（SPE）來分析長期均衡的形成路徑。

均衡一：“低消費—低增長”的自我實現均衡。

如果政府一開始選擇低刺激，消費者由于預期未來收入增長有限，則選擇低消費，從而形成“低刺激—低消費”均衡。這一均衡下，社會整體福利低，政府長期財政穩定，但增長動能不足。“低刺激—低消費”均衡是自我實現的悲觀預期，其原因在于消費者由于不確定政府是否愿意長期維持刺激政策，從而選擇低消費，進而使經濟陷入低增長狀態。

均衡二：“高消費—高增長”的帕累托均衡。

假設政府希望引導市場形成“高消費—高增長”的帕累托均衡，最優策略是在初期選擇高刺激，并信號傳遞長期政策承諾，通過減稅、財政補貼、社保改革等方式，提高消費者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需求。然后，逐步調整刺激力度，以保持財政的可持續性。設定退出機制，以避免長期財政負擔過重，同時也不會對消費信心造成過大沖擊。最后，形成消費增長的正向路徑依賴。

對消費者而言，當折現因子足夠大（即看重長期收益），消費者就會選擇高消費，使高增長路徑成為長期均衡。對于政府而言，如果選擇高刺激，市場進入高消費均衡，長期稅收高，但財政支出也相對較大。只有當稅收高于財政支出時，政府長期收益為正，則政策可持續。如果政府選擇低刺激，短期內財政支出較小，但消費低，稅收減少。當政府長期收益較低時，則難以實現經濟增長。如果政府采用漸進式刺激，那么最優策略是在初期采用高刺激，隨后漸進調整，這樣既能引導消費增長，又能降低財政負擔。只要政府能維持足夠長的刺激期，讓市場進入高消費均衡，即便政策逐步退出，稅收依然可以支撐財政，也就是通過短期的財政支出換取長期的稅收增長。

消費決策是動態的，政府的短期政策影響長期均衡

在動態博弈下，政府的可信承諾是避免陷入低消費均衡的關鍵。一是要避免“短期刺激—長期退出”導致的不確定性。如果政府在短期采取高刺激，但中期轉為低刺激，消費者可能預期到未來刺激的不穩定性，從而繼續低消費。最優策略是設定“漸進式退出”方案，如消費補貼逐步降低，而社會保障支出逐步提升，這樣消費者的長期收入預期不受沖擊。

二是強化長期制度建設，減少消費者的未來不確定性。例如，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如養老金制度完善、醫療保險擴展）就屬于增強時間一致性的策略，使消費者長期減少預防性儲蓄需求。

三是形成“高消費—高增長”的路徑依賴。一旦社會整體進入高消費均衡，個體消費者的最優策略就變成維持高消費狀態，因為消費者的收入和資產增值會進一步提高消費能力，形成正向循環。這一模型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在過去幾年中持續推進消費刺激政策與社會保障改革的結合，而不是單純依賴短期財政補貼。這種方式確保了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也避免了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政府的政策不僅是當前消費的激勵手段，更是塑造長期市場預期的工具，政策的一致性是推動中國消費擴容提質的關鍵。

政策支持：降低個體消費不確定性，引導市場均衡

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受到收入水平、預期和市場環境的影響，尤其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較高時，分散決策容易導致謹慎儲蓄、消費滯后，從而形成低消費的均衡陷阱。政府的政策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合適的激勵機制，調整個體預期和約束條件，使消費均衡從“低支出、高儲蓄”轉向“適度消費、合理儲蓄”的均衡，并使所有個體都能從中獲益（即帕累托改善）。

一是以舊換新，對耐用品消費的激勵機制。耐用品（如汽車、家電）往往具有較強的網絡外部性，即當市場整體更新換代時，消費者更愿意同步升級，而當消費情緒低迷時，個體容易推遲消費，導致市場需求疲軟。政府通過以舊換新補貼，等于對耐用品市場提供了一個新的均衡錨點，使分散決策者的最優選擇向“提前更新”傾斜。政策效果表明，在以舊換新政策下，家電、數碼產品銷售額出現顯著增長，顯示消費者決策方向被政策所協調，并形成了更高消費支出的均衡。

二是直接財政支持，穩定預期，消除低消費均衡。當市場信心低迷時，個體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會導致整體消費下降，這種低消費均衡會自我強化。政府通過財政刺激，如消費補貼、稅收優惠等，使消費者對未來收入和政策環境的預期更加穩定，從而增強當前消費意愿。例如，政府在2024~2025年間推出的特別國債，用于支持消費刺激，增強了消費者對長期收入的信心，減少了因“收入不確定性”而過度儲蓄的動機，反映在2025年1~2月的社零數據“開門紅”，同比增長4.0%。

三是稅收和信貸政策，對長期支出的影響。稅收減免（如新能源車購置稅減免）和消費信貸（如財政貼息）也是協調消費決策的重要工具。對于高價值消費品（如房地產、教育、醫療），稅收和信貸政策可以減少個體當前支付成本，使其更愿意在未來消費，而不會因短期支付能力不足而推遲決策。這類政策的帕累托改善效果體現在，消費者享受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服務，企業獲得更穩定的需求增長，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稅收收入也能在長期提高。

社會福利改革：降低預防性儲蓄，提升消費意愿

消費均衡的另一個關鍵變量是社會保障體系，它影響消費者的長期支出預期。在一個保障不足的社會，個體可能因擔憂醫療、養老等開支而增加預防性儲蓄，形成“低消費—高儲蓄”的均衡。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社會保障支出，降低個體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分散決策趨向更高消費支出，并最終形成更高收入、更高需求的穩定均衡。

一是養老保障，減少儲蓄剛性。養老金改革，政府持續提高養老金待遇，使中老年群體的可支配收入穩定增長。這不僅直接提升了老年消費能力，還減少了年輕人的“代際儲蓄壓力”，即年輕一代不再需要為贍養老人儲蓄過多資金，從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

二是醫保擴容，降低家庭負擔。政府增加醫療補貼、提高醫保覆蓋率，可以有效減少個體在健康支出上的不確定性。

三是育兒補貼，緩解年輕人儲蓄壓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等措施，并強調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改善兒童托育服務等舉措，旨在減輕家庭后顧之憂，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經濟壓力，從而釋放服務消費潛力。這不僅能夠釋放短期消費需求，還能增強年輕人的長期消費信心，使他們更愿意在住房改善、生活品質提升等方面進行投資，從而形成更穩定的消費增長預期。

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