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場之上，自古都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雖然在解放戰爭期間，人民解放軍對俘虜的政策非常好，但是那些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也逃不過成為“寇”的處境。這種從天上瞬間掉落到谷底的落差感，想必陳長捷是最有發言權的。

回想起1948年5月，陳長捷剛剛就職天津警備司令之時，他是何等的威風。為了能給天津修建堅固的城防系統，他不惜動用手中權力，將大量的民宅強行拆除，致使數以萬計的天津市民無家可歸。

同年11月，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東北全境，劍指平津后。陳長捷更是狂妄地斷言，東北野戰軍至少需要三個月的休整才能入關。

然而，東野入關的速度完全出乎了陳長捷的預料。東野僅僅休整了20天，就分三路秘密入關了。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令陳長捷措手不及。以當時天津幾萬人的兵力，想要抵御東野34萬大軍的進攻，是幾乎不可能。

按理說，自古名將不打無準備之仗，面對如此懸殊的實力差距，陳長捷最好的選擇就是趁早撤離。然而，陳長捷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

為什么陳長捷會這么做呢？除了他對自己精心修建的城防系統頗為自信外，更多的是出于對傅作義的愚忠。

傅作義曾經跟陳長捷一起在保定軍校就讀，之后又多次舉薦他。傅作義對陳長捷來說，既有同窗之誼，又有提攜之恩。在東野入關之后，傅作義曾多次致電陳長捷，向他灌輸“平津一體”的觀念，要求他必須守住天津。

可是，陳長捷不知道的是，他把傅作義當老大，當兄弟，傅作義卻把他當籌碼，當墊腳石。

就在陳長捷孤軍死守天津的時候，傅作義卻背著他在與我黨談判。對于傅作義來說，陳長捷的死守，就是他討價還價的最大資本。

這件事，傅作義做得確實是相當不地道。按理說，傅作義想要起義，應該與陳長捷知會一聲。這樣，他能守住天津就守，實在守不住也能順勢起義。然而，由于傅作義沒有將此事告訴陳長捷，就導致了他到最后都在為傅作義賣命。

就這樣，陳長捷在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情況下，與解放軍展開了全面對抗。然而，就如前文所說，天津幾萬人的兵力根本抵擋不住東野的34萬大軍。

12月12日，天津已經被東野四面包圍。可是，即便是到了這種時刻，陳長捷依然在指揮搶修巷戰工事，妄圖拼死一搏。甚至，陳長捷還多次給傅作義發電報，詢問北平的狀況。在如此艱難的時候，他依然還在為傅作義的處境考慮，著實是令人感動。

1949年1月5日，隨著解放軍全面突破天津的外圍陣地，天津前線司令員劉亞樓決定給陳長捷一次機會，親自寫信給他，勸他投降。

但是，陳長捷卻一邊提出各種苛刻條件拖延談判進度，一邊繼續指揮部隊抓緊修建工事。

1月13日拂曉，我軍在與陳長捷多次談判無果后，對天津市區發起了進攻。當日清晨，我軍突破小西門，隨即與陳長捷所部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此時的天津，對于解放軍來說，那就是唾手可得，陳長捷心里也很明白這一點。因此，陳長捷除了召開會議要求各部拼死抵抗外，自己也立下了遺囑，準備戰死沙場。

1月15日凌晨，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第1師第1團2營在副營長朱緒慶的率領下，攻入了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所在的樓房。

他們從一樓一直打到頂層，但是卻始終沒有找到陳長捷的蹤影。朱緒慶判斷，這里應該有地下室，而陳長捷的指揮部一定就在地下室里。

可是，朱緒慶帶人在司令部找了一圈，愣是沒有找到地下室的入口

于是，朱緒慶對俘虜的國民黨兵進行了審問，最終在一個俘虜的口中，問出了地下室的入口。

然而，當他們找到入口時卻發現，那道門非常窄，只能供一個人進出，如果貿然進去，很有可能被直接擊斃。

這時，6連1排排長邢春生挺身而出，他一腳踢開地下室的門，端著一挺機槍就沖了進去，兩名戰士也緊隨其后。

地下室里的國民黨軍官們看到我軍打進來了，一下子就慌了，竟然沒有進行抵抗，全部舉起了手。就這樣，邢春生帶著兩名戰士，俘虜了十幾名國民黨高級軍官。之后，他們在俘虜的指引下，沖進了地下室里的最里面一間。

在邢春生等人進去之時，陳長捷正在給傅作義打電話請示。而直到陳長捷被邢春生用槍頂住后背，電話那頭依然還在重復著一句話：“堅定守住，就有辦法！”

之后，朱緒慶也進入了地下室。陳長捷在得知他只是一名副營長后，甚為不屑，竟然還擺出一副高高再上的樣子，對朱緒慶說：“你們的司令呢？我要跟他談判！”

在聽到陳長捷這句話后，朱緒慶并沒有第一時間回答，而是先環顧了一下四周，看了看身邊那一群失魂落魄的國民黨高級軍官。然后，他嚴厲地說：“你現在是我的俘虜，沒有資格談判！”

聽到這句話的陳長捷別提多尷尬了，曾經高高在上的天津警備司令就這樣成為了我軍的俘虜，從天上瞬間跌落谷底，這其中的滋味恐怕連他自己都很難說清楚。

隨著天津解放，傅作義徹底失去了談判的籌碼，最終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起義。

當在戰俘營中的陳長捷得知傅作義起義的消息后，他不禁氣得捶胸頓足。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自己被傅作義給賣了。

在建國后，陳長捷被關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傅作義出任了新中國的水利部部長。汝為座上賓，吾為階下囚，如此鮮明的對比令陳長捷對傅作義恨之入骨。后來，傅作義來功德林看他們，許多人都對傅作義很友好，反而是曾經對傅作義忠心耿耿的陳長捷對他怒目而視，一言不發，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1959年，陳長捷被第一批特赦，并受到了周總理的親自接見。在周總理的調解下，陳長捷才勉強表示原諒傅作義。但是他心中還是難以釋懷，此后很少跟傅作義來往。

陳長捷的故事，令人頗感唏噓。在筆者眼里，陳長捷與傅作義的關系有點像《水滸傳》中的李逵和宋江。

兩者都是情同手足，份數君臣，陳長捷對傅作義就像李逵對宋江一樣忠心耿耿，但是最后也像李逵被宋江騙喝毒酒一樣，被傅作義當作了談判的籌碼，落了一個被俘的下場。

當然了，我們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時，不能總是“馬后炮”，還應該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人物的歷史局限性來評價。

傅作義作為國民黨的將領，受到蔣介石的長期蠱惑，對我黨抱有一定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敢確定自己起義后，是否會得到足夠好的待遇，所以想以陳長捷死守天津來作為籌碼。從這一點來說，無可厚非。

傅作義唯一做的不對是，他不應該不告訴陳長捷此事，令陳長捷被俘得有點冤。一個人立于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義氣。陳長捷對傅作義可以說是有情有義，但是傅作義卻有點“小人長戚戚”，竟然不敢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好兄弟。

我們且不說陳長捷會不會像李逵那樣，在得知喝下毒酒后說出那句“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就算陳長捷真不愿意為了傅作義拼到最后，那也是他自己的選擇。難道就許你傅作義起義，就不許陳長捷起義嗎？
即便傅作義想利用陳長捷，那利用到天津城破也差不多了，用得著在陳長捷被人用槍頂著后背時，依然在電話里讓陳長捷“堅定守住”嗎？

所以說，陳長捷被俘是結結實實地被傅作義給坑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在被俘時還想要找我軍的高級軍官談判，因為那時他已經不欠傅作義任何恩情了。只不過，作為一個俘虜，那是的陳長捷已經沒有了談判的資格，只能低下他高傲的頭顱，乖乖地舉起雙手，成為了我軍的階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