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輿論稱，被收押去海牙之前，杜特爾特曾向中國求助，對此，外交部正面回應傳言。與此同時，隨著杜特爾特被捕一事持續發酵，馬科斯似乎面臨著眾叛親離的下場。那么，杜特爾特案件如今情況如何？馬科斯又面臨著怎樣的窘境？

3月24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道，知情人士透露，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在被國際刑事法院逮捕前，曾向中方提出庇護請求，但據稱遭到中方拒絕。對此，發言人郭嘉昆回應道，“杜特爾特先生赴香港系私人度假行程，中方從未收到所謂‘杜特爾特前總統及其家人向中國政府尋求庇護’的申請?！?/p>

這一表態直接打破了外界關于“杜特爾特向中國求助”的傳言。此前，菲律賓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也公開否認其父向中國提出過庇護請求。事實上，杜特爾特在香港期間，已清楚回國可能被捕的后果，但他仍選擇返回馬尼拉，這一舉動被外界解讀為“以退為進”。通過展現強硬姿態爭取國內支持，而非依賴外部勢力。杜特爾特的支持者認為，若他滯留海外，反而會被貼上“畏罪潛逃”標簽，損害家族政治聲譽。

不過，對杜特爾特來說，轉機也已經出現。他的女兒莎拉23日說，杜特爾特認為自己在國際刑事法院“無須答辯”，并相信他有強有力的法律論據。按照莎拉的說法，“杜特爾特對法律論據非常有信心。他認為案件從一開始就不成立。”

要知道，杜特爾特被指控，主要是因為他在執政期間展開大規模肅毒行動，導致數千人死亡，被國際刑事法院控訴犯下反人類罪。然而，被認為是一切開端的“紅色通緝令”，近日卻被曝出極有可能是偽造的。

在日前的菲律賓參議院會議上，馬科斯的姐姐伊梅直言，國際刑警組織根本沒有發布針對杜特爾特的紅色通緝令，只有一份“擴散通報”，這與正式通緝令有本質區別，但馬科斯政府卻以此為依據，將杜特爾特送往國際刑事法院受審。這一情況曝光后，馬科斯政府的公信力遭受沉重打擊。

此外，菲律賓于2019年退出《羅馬規約》，理論上無需配合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杜特爾特的辯護律師尼古拉斯·考夫曼更是抓住機會，提出國際刑事法院對非締約國無管轄權，逮捕杜特爾特的行為侵犯菲律賓司法主權。

再加上國際刑事法院的“雙標”問題，也讓杜特爾特被捕一事蒙上陰影——國際刑事法院對發展中國家前領導人行動迅速，卻對西方國家涉案人員拖延處理，公信力飽受詬病。杜特爾特的支持者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已淪為政治工具，而馬科斯政府的配合被視作“向外國勢力投降”。

在這種情況下，菲律賓民調顯示，副總統莎拉的支持率飆升至54%，而馬科斯的支持率暴跌至20%。更致命的是，菲律賓經濟因政局動蕩陷入困境：本幣匯率暴跌5%，通脹加劇，外資撤離，民眾不滿情緒高漲，局勢無疑在向杜特爾特家族步步傾斜。

面對國內危機，馬科斯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轉移矛盾，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勞納訪問印度時，公然將中國稱為所謂的“敵人”，試圖拉攏盟友對抗中國。然而，這一策略收效甚微，相關國家未予回應。與此同時，美國防長赫格塞斯緊急訪菲，意圖穩住親美陣營，但美國自身經濟乏力，難以兌現對菲援助承諾。

有分析認為，在此背景下，杜特爾特的命運或將在9月23日的聽證會上見分曉。若國際刑事法院判定指控不成立，他將重獲自由；即便進入審判階段，案件也可能因管轄權爭議長期拖延。無論結果如何，馬科斯已付出沉重代價：家族分裂、民意崩盤、經濟失控。菲律賓中期選舉在即，反馬科斯聯盟正在集結，其總統地位岌岌可危。

總的來說，杜特爾特事件不僅是一場法律糾紛，更是菲律賓政治生態的縮影。家族恩怨、權力博弈與國際干預交織，暴露出菲政壇的深層矛盾，對馬科斯而言，逮捕杜特爾特的“勝利”正演變為一場政治災難，眾叛親離的結局或許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