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報道，3月23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明確表示，歐洲猖獗的軍國主義政策令人費解。顯然，對于三百年來，一直希望融入的歐洲的俄羅斯而言，歐洲現在的行為，真的是太令他們失望了。因此，仔細觀察近來俄羅斯學者對歐洲的分析，就發現，有三個觀點，非洲值得關注：

第一個，美國在知識殖民歐洲。最近，俄羅斯學者常舉一個例子：成立于1938年的法國輿論研究所，曾就“您認為哪個國家對1945年德國戰敗的貢獻最大？”做過兩次調查：1945年5月，57%的法國受訪者認為是蘇聯，20%認為是美國，12%認為是英國。而在2015年，這一數字卻大相徑庭：20%的人回答蘇聯，58%的人回答美國，16%的人回答英國。七十年的時間，法國人對莫斯科在二戰中的貢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絕對是美國認知戰方面的勝利。

冷戰期間，美國開始通過其龐大的戰略研究網絡，長期主導著全球戰略話語權的生產體系。以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為代表的智庫不僅壟斷了對國際秩序的核心解釋權，更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吸納歐洲精英參與學術活動，將美國視角植入歐洲決策層。這種“知識殖民”，導致歐洲戰略研究陷入路徑依賴?，F在，當歐洲學者分析烏戰時，更傾向于引用華盛頓的“地緣政治博弈”框架，而非直接與俄羅斯——甚至是與北約東翼國家對話；這種思維惰性，使得歐洲戰略決策，直接淪為美國理論的執行工具。

第二個，意見領袖在推波助瀾歐洲的軍國主義。俄羅斯學者認為，海灣戰的成功，使美國為首的西方，確信其絕對的軍事優勢。他們斷定，如果他們能在幾小時內擊敗伊拉克軍隊，那他們就能用自己的軍事力量，解決世界上的任何沖突。他們認為，只要西方軍隊出現，就足以“讓任何敵人恐懼癱瘓”。這導致他們之后發起了許多干預行動，但卻往往沒有戰略理由。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到處部署，通過摧毀敵人來軍事“解決問題”已成為常態--但卻往往對長期后果沒有清晰的認識。

結果，隨著通訊技術手段的不斷提升，個體意志對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加強，解釋戰爭的話語權，大部分落到了霸占信息通道的“軍事-知識復合體”——即意見領袖手中，他們是活躍在媒體上的智庫專家、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人道主義工作者、游說者、記者或是退役將軍。在眾多訪談節目中，他們的任務是確定哪種“危機局勢”最重要，并提出解決方法，而且，通常都是軍事方法。他們不屬于謹慎的國防部門，也不屬于務實的工業部門，所以，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助長了歐洲軍國主義政策的出臺。

第三個，習慣了當美國打手的歐洲根本沒有戰略家。冷戰結束之后，作為美國的打手，歐洲在北約的旗幟下，也曾參與了南聯盟、海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多場戰爭。但俄羅斯學者認為，習慣了跟隨之后，強大的慣性讓歐洲根本就沒有戰略家生存的機會。也就是說，面對危機時，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是國家發展的長期戰略，而是與精英本人有關的各式各樣的因素，決定著危機的選擇和解決危機的方式。很多歐洲精英，他們對危機本身、其可能的后果或所涉及的風險，根本就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只是派遣軍隊，會如何影響他們的政治評級。

戰爭的邏輯，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要知道，歐洲一體化進程，曾依托于政治家個人的戰略遠見。戴高樂與阿登納，通過法德煤鋼聯營，重構歐洲地緣格局，科爾與密特朗用歐元區，綁定冷戰后的經濟秩序。但在今日歐洲政壇，政治家的短視化與民粹主義的蔓延，使得任何長期戰略都可能在選舉周期中被瓦解。歐洲不再有政治家能像默克爾處理歐債危機時那樣，將技術性妥協，升華為共同價值層面的戰略考量。

其實，歐洲當前的困境，也揭示了一個根本性悖論：戰略自主性需要以主權統一為前提，但主權統一又必須通過戰略實踐來鍛造。當美國智庫為歐洲提供現成的分析框架時，實際上豁免了歐洲構建自身認知體系的成本；當法德引擎失速時，中小國家更傾向于尋求域外力量的臨時庇護。這種“借來的戰略”雖能維持短期穩定，卻使歐洲陷入慢性失能。要打破這一循環，歐洲需要的不僅是制度性改革，更是一場從知識生產到政治文化的全面重構——而這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