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毛主席前往南方視察，中途在濟南進行了短暫停留。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推進，濟南城內許多老建筑都已經被拆除，但依然保留一小段舊城墻。

如果抵近查看，城墻上的些許彈坑依然詮釋著十年前那場戰役的慘烈。回想起濟南戰役毛主席語重心長的對李銀橋說：“粟裕打仗真是一把好手，是人才、將才、帥才。”

同為指揮大兵團作戰的天才，林彪也曾評價粟裕“盡打神仙仗”。

作為三野軍事上實際的一把手，粟裕在戰場上的確交出了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國民黨一半的兵力都是在他的指揮下消滅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軍事天才，卻沒能爭取到所有人的肯定，曾有一位三野猛將一生都不服粟裕，直到晚年依然對老上司有意見，此人便是開國上將——宋時輪。

有情有義的鐵血將軍

宋時輪，湖南醴陵人士，1907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因祖上幾代艱苦打拼，積累下了幾畝良田，宋家的生活相比其他貧農家庭要滋潤許多。

回顧宋時輪的軍旅生涯，一直以脾氣火爆而聞名，很多人都以為他和別的“泥腿子”將軍一樣，都是半路從軍，然后在戰爭中逐漸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將軍。

其實不然，宋時輪其實最初也是個讀書人，六歲起就被父親送到了當地比較好的私塾，并且讀完了小學、高小、中學，這在當時來說絕對算是文化人，只是后來進入了部隊，部隊的環境讓他逐漸拋棄了讀書人溫文爾雅的氣質。

1923年，完成學業的宋時輪入伍參軍，最開始在吳佩孚的軍官教導團學習，但是舊軍閥的軍官們各個猶如行尸走肉，吃喝嫖賭抽樣樣精通，唯獨打仗不行。

宋時輪一向性格直率，因看不慣同僚們的做派，多次與其發生口角。1925年，不愿與舊軍閥為伍的宋時輪聽說廣州的黃埔軍校專招有志之士，于是辭掉的軍官教導團的工作，只身前往了廣州。

在前往廣州的途中，宋時輪因忘帶路費，不得不返鄉，好不容易來到了學校報到，沒上幾天課就染上了一場大病，按照原計劃，宋時輪應該是和林彪、張靈甫等人同為黃埔四期，如此一折騰，他實際上是與六期學員一起畢業的。

別看宋時輪脾氣暴躁，實際上卻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早在入伍之前，宋時輪曾有過一樁包辦婚姻，與同村的鄒氏結婚后育有一女。

后來在黃埔軍校期間，宋時輪成功入黨，但僅僅三個月，蔣介石就掀起了反共浪潮，宋時輪還因此入獄。

當時國民黨對共產黨員幾乎是零容忍，鄉下民團為了向蔣介石獻媚，經常會騷擾革命人士的家屬，為了不連累鄒氏，宋時輪忍痛與其離婚。

后來宋時輪在延安認識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鄭繼斯，兩人相濡以沫，在戰場上天不怕地不怕的鐵血將軍，回到家中卻成了“妻管嚴”，如此巨大的反差也說明了宋時輪對妻子的愛。

可惜的是，鄭繼斯在1967年時就因為癌癥離世，在愛妻去世前的一個月內，宋時輪每天都在病房內陪伴妻子，夜深人靜之后他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淚。

除了愛自己的家人之外，宋時輪還是個愛兵如子的好將軍。眾所周知，朝鮮戰爭爆發后，宋時輪所率的第九兵團在長津湖與美軍血戰數月，這場戰役極其艱難，第九兵團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1952年，第九兵團被調回國內，宋時輪在抵達鴨綠江畔時命令司機停了下來，然后摘下帽子朝著來時的方向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雙眼泛紅。

“當年是我把他們帶到朝鮮保家衛國的，他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娃，但他們永遠都回不去了，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60年代，宋時輪的處境也十分艱難，但目睹眾多老部下身陷囹圄，他依然不懼怕被反革命集團抓住把柄，伸出了援助之手。

許多人可能會好奇，就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又能打硬仗的將軍，究竟和粟裕什么仇什么怨，以至于他直到晚年都對粟裕有意見？其實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

截然不同的人生

首先，兩人在性格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宋時輪性格執拗，脾氣火爆，但在工作中敢于承擔責任，因經常仗義執言，所以也得罪過不少人。

宋時輪的暴脾氣在黨內是出了名的，當年擔任第九兵團司令時，中央打算派陶勇去當他的副手，陶勇得知消息后一再推脫，聲稱自己“鎮不住宋司令的脾氣”，“寧可讓我去第九兵團當個副團長，我也不要成為他的副手”。

宋時輪雖說恃才傲物，不好相處，但也并非油鹽不進，他內心對陶勇的工作能力非常肯定，得知陶勇的難處之后，他親自給陶勇寫信，態度十分誠懇的表達了想要與其一起工作的愿望。

宋時輪的這封信打消了陶勇的顧慮，于是他欣然來到了第九兵團司令部報道，宋時輪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遇事從不獨斷專行，大小事宜都會和陶勇商量，兩人共同鑄造了第九兵團輝煌的戰績。

反觀粟裕，性格比較內斂，為人十分謙和，一生雖戰功赫赫，但從不居功自傲，經常把功勞歸功于底層戰士。

當年粟裕在率部打贏豫東戰役后，中央要求粟裕完成一份戰后總結報告，粟裕用大量篇幅來強調集體的力量。

當與同僚的意見發生分歧時，粟裕通常會保持沉默，如果中央作出的決定與自己的意見相悖，他依然會全力執行。

當然，脾氣再好的人也難免與同僚產生矛盾。為了配合劉鄧大軍挺近大別山，華野兵分三路向南麻、臨朐等地發起進攻。

粟裕在率部進攻臨朐時久攻不下，部隊損失慘重，后來他本人也向中央作出了檢討。但華野元老譚震林卻不依不饒，怒批粟裕“粗心大意，缺乏遠見”。

面對譚震林的批評，粟裕欣然接受，面對粟裕的大度，譚震林也沒有繼續上綱上線，后來兩人又共同指揮了淮海戰役，粟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換來了譚震林的肯定。

由此可見，宋時輪和粟裕本身就性格迥異，幾乎是兩個極端，而性格決定了處事風格，所以在工作中產生些許分歧也是比較正常的。

再說資歷，宋時輪和粟裕雖說是上下級關系，兩人資歷其實不分上下，甚至宋時輪還要更勝一籌。

前文提到，宋時輪中學畢業后就進入了軍隊，并在大革命期間考入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大門上的橫批寫道“革命者來”，由此可見，宋時輪參加革命的時間要早于粟裕，畢竟此時的粟裕還是師范學院的一名學生。

南昌起義之后，國民黨因為沒有掌握有力證據，不得不將宋時輪釋放，之后他便在家鄉醴陵一帶領導游擊戰爭，并拉起了一支規模不小的部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宋時輪可以算是人民武裝的創建者，而粟裕在南昌起義時僅僅是個見習班長。

土地革命時期，粟裕因戰功卓著，職位方面后來居上，但也僅僅是和宋時輪持平。

兩人最高職位都是軍參謀長，但粟裕所擔任的是紅4軍參謀長，這支部隊經常受毛主席直接指揮，反觀宋時輪所在的紅21軍，大多時候都是獨立進行決策。

長征時期，粟裕留在了南方打游擊，最多指揮兵力也就一千人左右，而宋時輪則是擔任了紅30軍軍長、紅28軍軍長，兩人的差距開始越來越大。

粟裕的職位再次追趕上宋時輪的時間是皖南事變之后，當時粟裕升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而宋時輪則是冀察熱療軍區司令，兩人雖說是同級，但職務的含金量明顯宋時輪要更高，因為新四軍的作戰強度是遠遠小于八路軍的。

1946年，中央將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并為華東野戰軍，由粟裕全權負責軍事。

所以對于山東野戰軍來說，粟裕算是個空降司令，隸屬于山東野戰軍的宋時輪對粟裕的能力并不了解，再加上宋的資歷本身要強于粟，所以之前的“業務骨干”不服“空降經理”也算是正常。

兩人的誤會

解放戰爭初期，粟裕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贏得了原山野將領的信任，宋時輪對粟裕的印象也有所轉變。

但是，粟裕用人有一個習慣，凡是遇到攻堅戰，依然會重用老部下葉飛、陶勇、王必成等人，至于隸屬于山野的許世友、宋時輪、韋國清等人，經常會被安排阻擊任務。

其實粟裕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華野剛剛成立時所面臨的的都是惡仗，經常會面對數倍于己的敵軍，這種情況下，粟裕自然會重用一些常年和自己在南方打游擊的將領。但宋時輪卻認為，粟裕是在以公謀私，對山東野戰軍將領區別對待。

1947年，宋時輪指揮的第10縱隊奉命掩護劉鄧大軍側翼，在梁山一帶牽制國民黨的第5軍和整編84師，但因戰場形勢發生了變化，華野參謀長給了宋時輪一個口頭命令：率部渡過黃河。

宋時輪按照命令執行，但第10縱隊被邱清泉打了一記悶棍，部隊損失慘重，后來中央追究這件事，宋時輪險些被撤銷職務，調回延安，多虧粟裕力保，宋才保住了職務。

但是，宋時輪并不了解華野司令部所發生的事，他以為這個命令是出于粟裕之口，因此便對粟裕心有成見。

濟南戰役打響之后，華野諸多將領在召開戰前動員會時都表示支持粟裕的計劃，唯獨宋時輪表示：“第10縱隊剛剛經歷一場惡戰，損失較大，無法勝任阻擊任務。”

實際上，宋時輪是心中對粟裕有成見，對第10縱隊被安排阻擊任務表示不滿，宋時輪還說，自己身體異樣，想要去東北養病，然后摔門離開了會議室，留下眾人面面相覷。

無奈之下，粟裕只好到毛主席那里去訴苦，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說宋時輪沒有大局意識，更沒有一個革命軍人的覺悟，還說要將其撤職。

粟裕再次為宋時輪求情：“大戰在即，臨陣換帥恐怕對戰事不利，只希望主席能夠出面求情，讓宋時輪指揮部隊參加戰斗。”

后來在毛主席的一再要求下，宋時輪最終回到了指揮崗位，并為之前的事作出了檢討。濟南戰役雖說勝利了，但宋時輪卻以為粟裕在毛主席面前打小報告，兩人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新中國成立后，宋時輪率部出兵朝鮮，與美軍打了不少艱難的戰斗，而粟裕在朝鮮戰爭期間一直在調養身體。

但回國之后，兩人的境遇卻截然不同，粟裕已經升任為解放軍總參謀長，而宋時輪卻離開了一線部隊，在高級步兵學校擔任校長，宋時輪認為，自己仕途之路如此坎坷，主要是因為粟裕這個老上司沒起好作用。

1958年，粟裕被調往了軍事學院任職，兩人再次聚頭，雖說粟裕依然是宋時輪的上級，但兩人交流的次數十分有限。

其實宋時輪只是單方面對粟裕有偏見，粟裕對此并不在意。60，70年代，軍事學院內惡意中傷舉報宋時輪的匿名信有很多，粟裕不顧自身安危將這些信件扣了下來。

粟裕生前多次力保宋時輪，只是因為其內斂的性格，粟裕很少去宣揚這些事，這導致宋時輪一直對他心存誤會。

結語

1984年2月，粟裕去世，宋時輪前來參加追悼會，得知老領導之前所做的一切后，他感激涕零，握住粟裕遺孀楚青的手說道：“感謝老領導多次保我。”

其實無論是粟裕還是宋時輪，兩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戰場上或許會有分歧，但絕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