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認知里，蘇聯和國民黨似乎一直針鋒相對，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

早期，蘇聯對國民黨其實多有支持，直到蔣介石掌權后，明顯偏向美國，蘇聯才逐漸默許中共反蔣。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二戰的序幕。此后，日本在東北的勢力不斷擴張，野心愈發膨脹，推行“北進”計劃，嚴重威脅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

蘇聯視遠東為戰略緩沖地帶，1904 - 1905年日俄曾為爭奪中國東北大打出手，俄國戰敗，這段經歷讓蘇聯心有余悸。

再加上蘇聯剛成立不久，與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不同，防范意識更強。

到了1935年，國際形勢愈發嚴峻，日本在東面虎視眈眈，德國在西面瘋狂擴軍備戰。蘇聯為避免陷入日德夾擊，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急需在遠東找到牽制日本的力量。

當時，共產黨經歷五次反圍剿后，雖然成功擺脫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但在軍事和經濟上與國民黨差距較大。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中國的主要政治力量，盡管中共抗日態度堅決，可軍事力量弱小，還缺乏資源和國際支持，連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支援都有限，更別提其他國家了。

于是，斯大林把牽制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共產國際也指示中共爭取讓蔣介石接受抗日統一戰線。

這和西安事變有什么關聯呢？

蘇聯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實際上就是西安事變的重要催化劑。蘇聯為拉攏蔣介石，秘密推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繞過了中共，這讓蔣介石有恃無恐，更加堅定了他“剿共”的決心，間接激化了國共矛盾。

咱們再關注國內，西安事變的核心人物有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

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關系匪淺，“東北易幟”使蔣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國統一，中原大戰中張學良站隊蔣介石，助力蔣介石擊潰“反蔣聯盟”，鞏固了中央政權。

張學良也因此走向人生巔峰，掌控的地盤比他父親張作霖時期還大。

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東北迅速淪陷，張學良雖要為此負責，但蔣介石考慮到后續還要借助他的力量，便讓他暫避風頭，之后又歸還了東北軍。

1935年，蔣介石又命令張學良率東北軍前往大西北圍剿陜北紅軍。

在外人看來，他們關系鐵得很，所以西安事變爆發時，舉世震驚。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其實也有抗日的想法，那他為什么還同意剿共呢？

當時，張學良認為只有蔣介石能領導中國走向富強，而且他沒把紅軍力量放在眼里，覺得紅軍不堪一擊，所以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但在與紅軍交戰過程中，東北軍損失慘重，尤其是被徐海東率領的紅軍打得節節敗退，張學良十分惱火。

1935 - 1936年間，蔣介石采取“邊打邊談”的策略，表面上派鄧文儀與潘漢年談判，私下卻繼續進攻，結果東北軍被打得狼狽不堪，厭戰情緒高漲。

鄧文儀

1936年，日軍進逼華北，可由于蘇聯的態度，蔣介石依舊堅持“剿共優先”。

面對東北軍的慘重損失，蔣介石不僅不補充兵力，還裁撤番號、扣發軍餉，這讓張學良和東北軍將領更加不滿。

張學良陷入兩難境地，要么坐以待斃，等著被蔣介石削弱勢力，失去地盤；要么尋求自救。

此時，中共向他伸出橄欖枝，張學良與李克農會談后，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之后張學良還秘密向紅軍提供物資。

1936年4月，張學良與周總理的談判也很順利。張學良急于和中共合作，是希望借助中共獲得蘇聯的支持，因為他深知只有蘇聯能影響蔣介石。

但此前的中東路事件，讓蘇聯對張學良印象不佳，他想加入中國共產黨，也被斯大林拒絕，畢竟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要聽從共產國際的安排，這條路也就此斷絕。

1936年10月初，《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基本成型，尚未簽訂。斯大林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向陳立夫表示，一旦國民黨抗日，蘇聯就不再支持紅軍。

這無疑是出賣了中共。在蘇聯歷史上，類似的事不止一次，二戰期間，蘇聯與美英達成協議，將希臘的影響力讓給英國，換取在東歐的利益，導致希臘共產黨領導的抵抗力量在戰后遭受打壓。

蔣介石見狀，更是想趁蘇聯支持自己，先圍剿中共。

如此一來，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處境愈發艱難。面對蔣介石的頑固不化，張學良為保存實力，只能鋌而走險，發動“兵諫”，這便是西安事變。

當時，西安事變并非個例，兩廣事變，以及韓復榘、宋哲元等地方軍閥與張學良的密謀，都表明“反蔣”情緒在各地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曾批評中共對這些“反蔣”行動放任不管，最終在蘇聯的干預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可以說，蘇聯既是西安事變爆發的催化劑，也是促使其和平解決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