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經濟風云變幻，中國民營經濟也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從2018年到2025年，七年間，民營企業經歷了疫情沖擊、監管風暴、地緣政治壓力等多重考驗，信心問題現成為了民營經濟發展的關鍵之眼。中央在此時重啟民營企業座談會，再次堅定重申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經濟制度。然而，政策的善意如何轉化為市場的信心？民營企業如何才能突破瓶頸、重拾活力？日前記者專訪了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他在采訪中表示，“最好的營商環境就是法治”。

記者：國家上一次舉辦民營企業座談會是在2018年，時隔七年，又再一次召開該座談會，選擇這個時間點是基于什么樣的背景和條件？

郭萬達：近年來在民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前幾年針對新興產業的監管，包括教培和平臺經濟，給一些比較大型的民營企業造成了疊加效應，大家開始擔心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是不是又變了？再加之疫情影響，最后演變成了信心問題，甚至有資產外流。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央釋放信號，表示兩個不動搖的政策一定是堅持不變的，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也是一以貫之的，力圖給大家信心和穩定的預期。這個信心就是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對中央的支持，和對民營經濟政策的信心，以及我們自己對自己的信心。可以說，這次次傳達出的信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這次會議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點，不光提到了要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也特別強調民營企業自身要依法合規，這句話是有重要背景的。過去幾年有一些體量較大的民營企業經營出現了問題，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比如恒大就發生了違法違規的操作。對于這類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國家非常重視，因此對“守法”做出了強調。

記者：就信心問題，國家在此前已經對支持民企發展做了很多的引導和呼吁工作，前有司馬南極端言論，后有網暴農夫山泉鍾睒睒事件，但落地總是很難，整體企業家們的信心還是有所不足，您怎么看？

郭萬達：首先要客觀認識到目前中國經濟確實還處于轉型期，有變化存在，全球經濟也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這個時候大家對經濟的信心不足可以理解。第二，也要區分開部分人的看法和整體實際情況，像股票市場，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這都是正常的，有些信心好，有些信心不好，也是很正常，只是輿論輿情會放大負面情緒。第三，還要考慮到政策落地不夠的問題，國家出臺了很多對民營企業的利好政策，但企業家們卻很難感受到，比如說在市場的公平開放和法制保障方面。就拿去年出現的“遠洋捕撈”來說，中央不光下發了文件要制止這種行為，李強總理還專門開會強調，但個別地方還是持續出現這種情況，類似這樣的事情肯定就會打擊信心。

記者：對于這三個問題，作為專家學者，您有什么應對建議？

郭萬達：經濟層面，中央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去年9月開始就推出了力度很大的應對政策，赤字率要提高到4%，降準降息也在不斷落實，對于提振內需和消費、樓市止跌回穩、化解地方債務的重視亦會有利于大家的信心提升，我估計下半年宏觀經濟面就會會有一些積極變化。

對于部分人信心不足的現狀，也要客觀對待，確實有一些實際現象干擾了信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公正問題，我們常講最好的營商環境就是法治，因為法治是最容易動搖人們信心的，對于此，就應該做到像總書記曾提到過的，“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加強。

最后，對民營企業的支持政策難落地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像是保證市場準入公平、破除壟斷都是提了很多年的，但卻始終沒有徹底解決，中央一直強調要素市場化，但實際上要素不僅沒有市場化，要素反而有壟斷化的趨勢，國企占有的資源多，民企能得到的較少，比如政府采購選擇本應該是由企業之間進行自由競爭，但總會有排斥民企的情況出現，這就對市場公平造成了損害。金融也是很典型的例子，雖然現在講普惠金融，希望金融能夠支持實體經濟，但實際上金融還是偏好國企和比較大的頭部企業，對中小型民營支持力度不夠。

之所有這些政策總落不了地，主因也很簡單，就是利益格局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資源的控制和調節有兩只手可以掌握，一只是政府，一只是市場，我們總是強調應該讓市場這只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但實際情況是行政規則占了主導地位。

記者：在讓市場起主導作用這方面，深圳一直以來都做得比較好，因此民營經濟非常活躍，原因是什么？

郭萬達：深圳能有今天，和它在80、90年代推行的國企改革分不開，國企比較早就從許多競爭領域中退出了，現在深圳有的三十幾家國資國企主要都是在能源、機場、港口、水電和公共巴士這些公共事業領域，可以說今天深圳民營企業的發達與國企的退出有很大關系。

其次是深圳在90年代起就引進了許多先進的現代企業制度，包括交叉法人持股、產權多元化、引進職業經理人等，這讓深圳的民營企業很少有家族企業的特征，也沒有人討論企業接班人的問題，就像有人問任正非華為誰來接班，任正非直接說他們是瞎操心，因為華為早就采取了董事長、CEO輪值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理念非常成熟，深圳其他許多有名的民營企業也都是這樣。

第三是深圳政府較早的就營造了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社會環境，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比較少，給了民企充分發揮和綻放的空間。現在大家總問深圳為什么能有這么多科技創新企業？其實就是政府愿意放手讓企業自己去做研究，而不是全靠政府自己的力量，這樣自然就使得市場充滿了創新的活力。杭州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政府沒有“放管服”，沒有創造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環境，哪里來的六小龍和阿里巴巴呢？

放眼看全國，只要市場化和法制化環境比較好的城市，創新的活力自然就較強。

記者：是的，深圳和杭州兩地在民營經濟發展和創新方面都走在全國前列，現在大家對兩地的成功經驗也在做很多的討論，您的分析是什么？

郭萬達：兩地都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這很重要。現在大家看杭州橫空出世了一個Deepseek很羨慕，但其實創始人梁文峰一開始是做量化起家的，這也是Deepseek誕生的基礎，而量化這個概念并不是所有政府都歡迎的，有些地方甚至會采取打擊的態度，但梁文峰當時做起來了，這就說明杭州的環境是寬松的、寬容的。當年馬云去上海注冊阿里巴巴，也是被認為是騙子，因為互聯網對于當時政府來說還是個很新的概念，上海也就因此錯過了一個機會。所以說寬松的環境很重要，如果政府對于新興事物直接采取扼殺的態度，那當然也就會錯過新的機會。所以有時重要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沒做什么，這反而能使得新產業發展起來。

那是不是說政府就不用做事兒了呢？當然不是，政府還需要營造好營商環境，服務好企業們的需求，尊重市場的同時也要和市場相互配合，發揮出最佳作用。當年騰訊現金流出現問題，差點就要賣股份，最后是在高交會上遇到了電訊盈科和IDG的人，爭取到了投資，騰訊這才活了過來，那高交會是誰組織的呢？不就是深圳政府嗎？除此以外，深圳政府還最早引進了風險投資，深圳創新投就是全中國第一家由政府主辦的風險投資機構，現在大家都很清楚到風投對于民營企業融資發展的重要性，深圳政府做對做好了這些事。

記者：除了受到內部因素的影響，現在民營企業整體也面臨著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劇，特朗普上臺后采取的關稅措施也給原有的全球貿易體系帶來沖擊，這些不確定的周邊因素會怎么影響國內的民營經濟？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郭萬達：不光民營經濟，整個經濟體都會受到影響，而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創新科技領域的頭部民營企業，美國對中國的實體制裁清單里有很多都是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第二就是出口型的企業，像是比亞迪就很容易會受到關稅壁壘的影響。另外是投資和人才方面，現在特朗普限制美資對中國投資，也限制人才流通，所以整體來看中國民營企業確實面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

對民營企業自身而言，可以做的一是挖掘國內內需的市場，二是關注新興市場，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東和非洲等，過去幾年這些市場都發展的很快。深圳進出口貿易額之所以能在美國市場份額下降的情況下還能保持穩定，這些新興市場起了很大作用，它們在增長。

第三就是堅持創新，通過創新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做到產品不光價格實惠，質量也好，比如新能源車，這樣不論對方關稅如何提高，我們的產品都永遠有盈利的空間，能保持競爭力，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關稅的影響。從這些角度上來看，中國企業應對這些外圍因素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苦練內功、加強創新。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本刊首席記者 納婕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