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作者徐倩倩

山東地區商代遺址眾多，遺存豐富，有濟南大辛莊、滕州前掌大、青州蘇埠屯等重要的遺址或墓葬，一些地點發現高等級的墓葬，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遺物。

這些遺址中出土青銅器較多，其中有近400件銅器上帶有銘文，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重要資料。發現銘文銅器的有20多個地點，重要的出土地點有：濟南大辛莊、青州蘇埠屯、壽光益都侯城、鄒城南關、濟南劉家莊、滕州前掌大等，重要的銘文有大辛莊的“索”（圖1），青州蘇埠屯的“亞醜”“融”（圖2），壽光益都侯城的“己”“”，滕州前掌大等地點出土的“史”，長清小屯、費縣朱田等地點出土的“舉”（圖3），長清小屯、濟南劉家莊的“戈”，濟南大辛莊、鄒城南關等地點的“子”，濟南劉家莊的“”，蘭陵東高堯的“”（圖4）等。另外在膠州西庵、惠民蘭家、章丘東澗溪、滕州種寨、平邑洼子地等都出土多種銘文或符號。上述重點地點的銘文青銅器在《山東館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銅器卷》中都有收錄（圖5），同一地點、同組的器物，保存狀況良好的器物基本均收錄，基本上每一件器物的器型、銘文照片和拓片均有收錄，絕大部分進行了釋讀，是研究這些器物的重要資料（圖6）。

圖1 大辛莊（索刂）鼎（大辛莊M225∶7）

銘文拓片

圖2 蘇埠屯扁方鼎銘文拓片

圖3 晚商舉鼎銘文拓片

圖4 晚商戎獸面紋兩垂珥銅簋底部銘文拓片

圖5

銘文大多字數不多，1字的最多。1字的一般多為標志族徽，例如舉、戈；有一些符號，可能也有特殊的含義，比如前掌大的“鳥”，沂水戈上的“鳥”等，個別銘文或符號目前不能辨識，例如鄒城西丁村的“”。字數較多的銘文銅器較少，2、3字的一般是帶有日名，為祭祀類銘文，表明器物為誰而作，目前所見的多是為“父”作，例如桓臺史家遺址的“父癸”觚。少見為母而作的，例如泗水張莊的“史母癸”觚，族徽有時在前，例如滕州前掌大的“戈父乙”觶；有時族徽在后，例如淄川區的“父辛魚”觶。有少量多字銘文的銅器，銘文為敘事，如桓臺史家且戊觚，圈足內有銘文：“戍寘舞疇作祖戊彝”。道光年間壽張縣梁山出土的“小臣艅犀尊”。

圖6-1 山東博物館藏“作珙從彝”盉

圖6-3 盉蓋內銘文拓片

圖6-2 盉蓋內銘文

圖6-4 盉蓋面紋飾拓片

帶有銘文的器型也比較集中，容器主要是鼎、甗、罍、尊、簋、卣、觶、觚、斝、爵、角，武器有鉞、戈、矛等，少見斝，其中又以觚、爵數量最多。銘文在器物的位置相對比較固定，例如鼎、甗、罍一般在器物口沿下的內壁，尊、罍、卣、觶多位于器內底，觚多在圈足的內壁，爵、角或者斝等帶鋬的器物，多位于鋬內。有蓋的器物如果有銘文的話一般在蓋內有對銘。鉞、矛的銘文在器身，戈在內上。

從出土銘文的情況看，山東地區一些商代遺址和墓葬地位較為重要。能夠成為方國級別的有青州蘇埠屯、滕州前掌大、壽光益都侯城等。很多地點從地理位置、銘文情況反映商王室東征的據點，如長清小屯、濟南大辛莊、濟南劉家莊、惠民大郭、濱州蘭家、桓臺史家、坊子院上、費縣朱田等。有些地點或與殷遺民相關，如兗州、鄒城一帶、蘭陵東高堯、新泰府前街、膠州西庵等，出土較多商末青銅器（個別地點與西周早期青銅器共存）。眾多銘文青銅器的出土，反映了商王室派出多支系、大量貴族東征東夷，也逐漸成為東土的重要成員，也是周代東方主要對峙力量的根源。

圖 7-1 濟南市博物館

藏亞醜罍

圖7-3 罍肩部紋飾拓片

圖7-2 罍口沿內壁拓片

圖7-4

罍下腹部紋飾拓片

除了出土器物以外，在山東一些博物館中保存相當數量的商代青銅器的傳世品，為研究商代青銅器提供更豐富的資料，《山東館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銅器卷》中也有收錄。例如現收藏于山東博物館的射婦桑銅鑑，原為山東黃縣丁干圃舊藏，長方體，帶雙附耳，器身滿飾紋飾，腹內壁鑄有“射婦桑”。此件器物不僅形制奇特，制作精致，銘文也少見。又如濟南市博物館的亞醜罍（圖7），青州蘇埠屯出土，是在廢舊物資倉庫中揀選而出，通高達42厘米，為帶蓋的圓罍，器蓋和口內均有“亞醜”銘文，器型厚重，器身滿飾紋飾，繁縟而精細。此兩件器物均為商代晚期青銅器的重器，甚至填補了出土青銅器的空白，豐富了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研究資料，也為商代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編著

《山東館藏文物精品大系：青銅器卷》

科學出版社

978-7-03-079541-0

全套定價：2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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