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余華受邀首爾國際作家節(jié)，作為重磅嘉賓出席開幕式。眾所周知，在韓國，余華是最受歡迎的中國當代作家，尤其《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兩部作品更在韓國讀者中掀起了“余華熱”。

得知余華應邀開幕式對談，韓國主辦方更是夙興夜寐地篩選可與之匹敵的本國作家。要知道，這個人及其作品將代表整個韓國的當代文學，不僅要在韓國文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要在韓國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中有強大的影響力。

到底誰能與韓國讀者最喜歡的余華平起平坐？

謎底揭曉時，中國讀者一頭霧水，但韓國人立馬心領神會。

這個人就是，鄭智我。

2023年韓國首爾國際作家節(jié)開幕式

這位年近六十的女作家，曾因“赤色背景”被韓國封殺5年，卻在2022年憑借一本長篇小說，成為韓國現(xiàn)象級的當紅作家。這部在韓國賣爆的作品就是《父親的解放日志》。

2023年韓國首爾國際作家節(jié)開幕式

01

全韓封殺5年，作品成禁書，57歲翻紅

“我很苦惱。選擇了父親，我就是叛賊；

選擇了國家，我就是不孝女。”

鄭智我，1965年出生于全羅南道求禮郡，韓國中央大學文藝創(chuàng)作系博士。她的父母都曾是朝鮮勞動黨游擊隊員，父親曾任全南組織部部長，母親曾是南部軍政治指導員。她的名字“智我”，取自父母戰(zhàn)斗過的智異山與白鵝山（韓語“鵝”與“我”同音）。小學二年級時，父親因“赤色”身份入獄，直到她初三才獲釋。小學四年級時，鄭智我得知了父親的特殊身份，在學校的“民間防衛(wèi)訓練”上，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的是“反對我父親那種人”的訓練。那一刻，她感到“整個世界都在急忙從身邊逃開”。

我常苦惱該怎么做，如果選擇了父親，我就是一個叛賊；選擇了國家，我就是一個不孝女。

而正是這種“我與世界分離”的瞬間體驗指引她走向了文學。她說，“文學”是她可以避難的唯一角落。

鄭智我和她的貓

1990年，25歲的鄭智我以父母經(jīng)歷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游擊隊的女兒》，踏入韓國文壇。但書剛上市便遭禁售，15年后才得以再版，她本人也因涉嫌違反韓國國家安保法被逮捕，被全韓封殺長達5年。

此后32年，鄭智我始終是韓國文壇的“邊緣人”。她筆耕不輟，卻鮮少被主流認可。直到2022年，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父親的解放日志》橫空出世，首周銷量破5萬冊，兩個月登頂韓國阿拉丁、教保文庫、YES24三大圖書電商網(wǎng)站榜首，一年狂銷30萬冊。韓國《中央日報》《東亞日報》《朝鮮日報》三大主流報業(yè)連續(xù)23周力薦，成為韓國現(xiàn)象級國民小說。57歲的鄭智我也憑此成為韓國當紅作家。

我想寫出像米飯一樣能讓人借以活下去的小說。

這是鄭智我的創(chuàng)作信條，也是她半生的寫照。

與《游擊隊的女兒》相比，《父親的解放日志》已經(jīng)收斂了年輕氣盛的尖銳與怨懟，而以更加沉穩(wěn)、內(nèi)省、細膩的筆觸去書寫、去撫平歷史、代際、身份掙扎下個人與時代的傷口，去理解、擁抱命運，重新審視作為人、一個鮮活生命所具有的珍貴價值。

32年過去，我所做的事無非就是直面自己的局限和傷口。最后我發(fā)現(xiàn)，無論誰都有傷口，無論是誰都覺得自己的傷口最疼。帶著像命運一樣留在我們身上的處處傷口，無論如何也要繼續(xù)活著，這就是人生。

時間不會白白流逝，我們在一年年變老，也在其中醒悟——每個人都會痛苦，都會孤獨。每個人都渴望被認可、被理解、被愛。這就是人。時光荏苒中，我領悟到這個人盡皆知的簡單道理，這個小小醒悟的結(jié)果就是《父親的解放日志》。

有人說，鄭智我的這本書“背叛了整個韓國”；而更多人卻在讀完后淚流滿面：原來我們從未在時代與命運中真正看見自己。在當下韓國，鄭智我的文字正像熱騰騰的米飯一樣，慰藉了千千萬萬人。

02

韓國赤色分子×一生“徒勞”的倒霉蛋

“直到死后，他才走上韓國人正常的人生流程。”

父親死了。

一頭撞在電線桿上死的。

嚴肅古板地活了一輩子，最后竟然撞在電線桿上，結(jié)束了他一本正經(jīng)的人生。

10萬字，只寫父親3天的葬禮。小說開篇即定調(diào)：這不是一場控訴，而是一場追悼。

女兒高娥依在父親高尚旭的葬禮上，迎來一群“怪人”：有名望的官員、出獄的犯人、叛逆的不良少女、斷了來往的親戚……上到七八十歲，下到十幾歲，魚龍混雜，他們擠滿靈堂，滔滔不絕地分享著與她父親的故事。從他們口中，娥依發(fā)現(xiàn)，這個生前被稱為“赤色分子”、脾氣差、老頑固的父親，正在無數(shù)人的記憶碎片里，以全新的面貌活過來。

高尚旭是韓國前游擊隊員，一名虔誠的社會主義者。1948年潛入智異山，1952年為了重建黨組織，偽裝自首；1974年左右他再次入獄，那時娥依才上小學四年級，服刑六年后，高尚旭回到家鄉(xiāng)求禮郡生活。在娥依的印象中，幼年被父親扛在肩上哈哈大笑、被抱在懷里安然入睡的溫馨記憶，早被這反復的牢獄之災給消磨殆盡。等到父親再次出獄，她已經(jīng)長成了一個胸部隆起、需要穿胸罩、開始經(jīng)歷例假的女中學生。眼前的父親就像是一個初次見面的陌生男人。

父親一把抱住了我。我的身體卻僵硬得好像一個稻草人，心里還不停地念叨著好熱啊、好餓啊、好渴啊，以此來緩解尷尬的心情。父親應該也感覺到了，我們之間變得格外疏遠了。

從青春期重新認識父親，難免帶上一些叛逆的委屈。

她看不慣父親身上“社會主義”的習性——總是屁股癢癢地坐不住，走街串巷地幫完這家忙那家；出獄成了沒耐性的新手農(nóng)民，一板一眼地照搬書里教程“紙上種田”，次次失敗，害得母親一個人照管偌大的農(nóng)田；把母親辛苦曬的美味柿餅都分給鄰居，自己的女兒眼巴巴等著，卻一口也沒吃上；在家只聊國家大事，從不和女兒談心，家里的話題只有大事和國家大事……

她煩透了父親的“麻煩”——被警察盯梢了一輩子，動不動就被抓進監(jiān)獄；與立場不同的發(fā)小相愛相殺；把陌生人帶回家里過夜，結(jié)果本就不富裕的家差點兒被偷空；被父親牽連受罪的小叔，隔三差五就上門辱罵，而父親就會呆呆坐在檐廊上喝酒……

她把人生所有不如意都歸咎于父親——從小在學校被區(qū)別對待，被未婚夫悔婚，與表哥決裂，不懂穿衣打扮、與同齡女孩格格不入……因為父親的赤色身份，娥依的成長飽受欺負和非議。

直到死后，他才走上一個正常韓國人正常的人生流程。

如今，不再有監(jiān)視、欺凌和歧視，父親以一個不被認同的身份死去，死亡讓他終于融入了韓國的大社會，被允許擁有一場普通韓國人的葬禮。在此之前，娥依一直無法理解父親，也不愿意去理解一個被公認的“背叛者”。

然而就是一個在女兒眼中徹底的“失敗者”，在這些吊唁的人口中，卻呈現(xiàn)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他們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將那個被時代碾碎理想?yún)s始終溫暖助人的社會主義者父親重新拼湊起來。

吊唁者中有人愛父親，有人恨過他，他們之間也有彼此意見相左、水火不容的，但大家都因為父親聚在這個小小的吊唁廳里，互不干涉地用自己的方式悼念。他們都與父親相知相交，彼此之間也有過不可逾越的圍墻。但在葬禮上，一種微妙的和平涌動，一種或許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實現(xiàn)的和平。

也許，父親一直為之奮斗的，就是葬禮上的這個畫面。死亡不是終點，當他活在所有人的記憶里時，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03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活著才是一場盛大的抗爭

小說中的父親，至死都堅信社會主義和唯物論，他“一本正經(jīng)”的處事風格一度成為女兒戲謔的對象，書中這樣描寫父親的意外死亡：

一頭撞在電線桿上，連人生的最后一幕都像極了他的風格，充滿幽默。當然，恐怕一頭撞上去的那一刻，他也不敢相信眼前戳著這樣一個攔路虎。父親堅信是老百姓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了人類的歷史，而自己就是懷著這樣的心境，認真地邁出了那一步。只是那里剛好戳著一根電線桿罷了，不經(jīng)意地，偏偏就立在那里。真是絕了。

父親生前，連褲腿上沾的泥土，都視之為“人類的起源”；他堅信是普通人的腳步丈量出歷史，最終卻荒誕地撞向一根突兀的電線桿。

這充滿黑色幽默的結(jié)局，恰恰撕開了生命的真相：在死亡絕對的公平之下，意識形態(tài)之爭變得蒼白，唯有活著時的溫度真實可觸。

書中，智異山腳下的求禮鄉(xiāng)民們不懂主義，卻懂“做人的道理”。當一位被歷史定義的“罪人”離世時，他在求禮這個小鎮(zhèn)建立的人情關系網(wǎng)，呈現(xiàn)出鄉(xiāng)下人情感共同體的濃厚溫情。殯儀館的黃社長細心關照安排葬禮流程；年糕店姐姐主動請纓籌辦酒席，料理祭祀食物；因父親的“罪孽”而被牽連、受盡冷落和苦難的親戚，也簇擁著忙前忙后，為父親的死亡感懷流淚。

在死亡面前，所有標簽與恩怨忽然失去了重量——人們只是圍聚在一起，替一個生命完成最后的體面；而活著才是一場盛大的抗爭，不是為了戲劇化的英雄敘事，而在于有限時間里對虛無的持續(xù)抵抗。

當殯儀館的火化爐亮起時，所有人都會成為平等的灰燼。但也正是在這終極的平等面前，生前的每一聲問候、每一次對視，甚至每一次爭吵，才顯露出驚人的重量。

父親撞向電線桿的那一步，人們圍攏在葬禮上的每一個瞬間，都在訴說著同樣的真理：生命的尊嚴從不寫在結(jié)局之中，而在于活著時自己認真踏出的每一步。

人生終究會撞上那根“電線桿”，但走過的那段路，值得鄭重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