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先生對服飾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曾有一個生動總結：“歷史展示給我們：服飾的平等自由，與社會的平等自由，是一對美麗的孿生姐妹。”可見服飾與人類及人類社會關系密切，因此，對古代服飾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自然也無法回避服飾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問題。古代服飾的理論問題主要涉及服飾起源、服飾文化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服飾文化變遷的動力等方面。通過《漢服的形成：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可以看到，東周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服飾的轉折期和重要發展階段，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因此，從靜態角度考察服飾文化與東周秦漢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橫向聯系，從動態角度分析服飾文化變遷與社會變革的關系將是本節（文）重點探討的兩個方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初步認識將有助于相關理論問題的探索。

《漢服的形成：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

王方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1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03-077935-9

服飾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之一，不僅具有基本的物質屬性，而且蘊含著豐富的精神內涵和社會文化意義。東周秦漢時期是我國古代服飾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本書在全面占有、系統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礎上，運用考古學的理論方法，結合歷史文獻、出土文獻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東周秦漢時期服飾的基本面貌和發展脈絡，勾勒出“漢服”的起源與形成過程，并就服飾考古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思考。

服飾文化
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關系

漢服的形成：

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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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文化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關系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進行考察。宏觀來看，東周秦漢時期又可分為“漢服以前”和“漢服形成發展” 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兩個階段的服飾文化面貌有所不同。服飾文化面貌的演進軌跡與社會發展進程作為兩條主線，它們之間的整體聯系值得思考。微觀來看，每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服飾均有其時代特點，在共同的時代特點下，不同服飾傳統中又有著各自的獨特風貌。這種風貌與社會發展階段的關系也值得關注。

通過對漢服以前階段（東周時期）和漢服形成發展階段（秦漢時期）服飾面貌的揭示與研究，我們可將兩大發展階段的服飾面貌概括如下。東周時期，東周列國地區的服飾以發髻發型和交領右衽的服裝款式為主要特征，可稱之為“發髻右衽”服飾傳統。這一服飾傳統下，不同地區的服飾又存在有明顯差異，形成不同的服飾體系。“發髻右衽”的服飾傳統之外，又廣泛存在有以“被發左衽”為主要特征的服飾文化傳統，與“發髻右衽”的服飾傳統一起構成當時的二元服飾文化格局。秦漢時期， 東周時期的二元服飾文化格局逐漸被打破，新的服飾文化傳統——“漢服”傳統開始形成并通過三個階段實現了初步發展。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東周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展階段，在近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古代社會先后經歷了由“王國時代” 向“帝國時代”的社會轉型，以及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和鞏固發展階段。東周時期，政權分立、社會動蕩、文化面貌復雜，社會文化格局處于極度不穩定的狀態。秦漢時期，隨著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終于結束了“王國時代”的戰亂和分裂局面，迎來了有著更加穩定局面的“帝國時代”。“帝國時代”區別于“王國時代”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地域的統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高度統一。與此相適應，東周秦漢時期的服飾面貌也體現出類似的格局和發展態勢。東周時期，服飾面貌復雜多樣，“發髻右衽”服飾傳統中不僅存在有各種服飾體系，不同服飾體系中的服飾面貌還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服飾類型、裝飾、搭配、組合等有關服飾物質形態的方方面面。秦漢時期，尤其是秦至西漢早期，“漢服”傳統中雖然仍存在各種地方類型，但區域特點一般僅局限在服裝的款式、發髻的形態等細節方面，有差別但差別不大。西漢中期以后，“漢服”傳統中的服飾地域差異愈加微弱。與服飾面貌的差異性特征逐漸減小的態勢相反，有著相似特征的服飾面貌分布地域卻在日益擴大。以此來看，服飾文化與社會發展階段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東周秦漢時期的服飾文化面貌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服飾文化可以反映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時代特點和政治文化格局。

本書曾反復提到“服飾傳統”的概念，所謂的“服飾傳統”，是指在特定的時空框架內，不同服飾元素交匯在一起呈現出來的服飾面貌及文化特征。服飾元素不僅包括像服飾款式、紋飾、質料、色彩、搭配、組合等物質形態方面的元素，也包括服飾所承載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

就服飾的物質形態而言，一個服飾傳統中，服飾款式、紋飾、質料、色彩、搭配、組合等方面的特點與形成這種服飾傳統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都有著直接聯系。結合具體史實，這種聯系便不難理解。研究表明，西南地區的服飾傳統中，女性服飾的常見搭配為上身著對襟式服，下身著短筒裙，跣足；西域服飾傳統中，常見各種質料的帽，服裝質料以毛織物和皮革制品為主。這些特點均反映出當地自然環境在服飾傳統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又如，東周時期發髻右衽的服飾傳統中，楚式系統內等級較高的人群，其服裝款式多為闊袖；東漢時期漢服傳統中，貴婦多以高大的高髻和繁縟的發飾來裝飾頭部。這些特點都表現出服飾的等級差別，從一定程度上說，這種差別當受到了來自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因此，服飾特點也間接反映出相關方面的情況。又如，在漢服傳統中，絲織品一直是大宗的服裝質料，并且品種繁多、工藝精湛；西域服飾傳統中，毛織品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并且有著悠久的歷史，同樣也有著高超的工藝。這些史實表明，服飾尤其是服裝質料是受紡織技術、生產工具等條件直接影響的服飾元素，而生產工具推動生產力，體現著生產力發展水平。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服飾同樣也可以間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需要指出的是，服裝質料的材料來源與當地的生業形態關系密切。我們知道，絲綢來自蠶桑，種桑養蠶是我國古代中原地區的重要農事活動；毛織物和皮革制品則來自牲畜，畜養放牧則是我國新疆地區的主要農事活動。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服飾也可反映出有關社會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

服飾區別于其他物質文化遺存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服飾具有很強的象征性，有學者曾將服飾的這種特點形象地概括為“無聲的語言”。這種語言可以表達出視覺印象無法表現的部分，也就是人類的精神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構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很多古代文明的早期藝術品發現都或多或少的揭示出這樣一種現象，即很多文明的服飾文化在其萌芽階段都表現出很強的象征意義。以往的人類學者普遍認為，服飾的出現當與其實用功能密切關系，早期服飾滿足了人類御寒遮體、避蟲驅害的基本需求。如吳越地區的先民“斷發文身，以像鱗蟲”，“以避蛟龍之害”。有些學者認為這種習俗“乃是起于保護生命的要求，其效用與動物的保護色相等”。但又有一些文化現象和相關的民族學考察似乎證明了與其相悖的一種可能，即服飾的出現更多的是為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表達， 并且這種需求有不斷增強的趨勢。例如，同樣是“斷發文身”，有些學者認為它的出現是一種古老的成人禮習俗。同樣的現象也反映在世界其他文明以及當今的社會中。澳洲的土著部落中，普遍流行在身體上割出各種形狀的線條，線條的多少在某些部落中可以標明等級差別，比如昆斯蘭德人。這種割痕的性質具有更多的裝飾意義和宗教功能。當今社會中，很多造型各異的“奇裝異服”層出不窮，這種現象應當表現了人們對個性的表達和審美追求。

作為一個服飾個體，它的某些特點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意識形態和精神生活；而作為一個服飾群體，它們的共性特征則可以反映出一群人乃至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精神追求，具體表現為人們的價值觀、倫理觀、審美觀等，這些觀念可借助服飾的某些特征傳達出來。例如，西漢早中期， 低髻在女性中普遍流行，裝飾簡單；西漢中期以后，高髻逐漸流行開來并且有不斷增高的趨勢，在此基礎上，頭飾裝飾也日趨繁縟。由此可見兩漢時期的人們在審美觀念方面發生的變化。此外，在意識形態指導下構建的社會關系也可通過服飾得以展現，結合本書的研究，最明顯的莫過于服飾的等級特點、身份特點和性別特點所反映出來的人們等級、身份方面的差異和性別特征。在漢服傳統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類似長袖、繞襟曲裾、華袂、魚尾下擺這樣的服裝款式，研究表明，具有類似款式的服裝一般為舞女穿著，因此，這些服飾特點可以理解為舞女身份的象征。西南滇地服飾文化中，貴族對襟服的衣緣、背后正中、袖筒上都有規整的雷紋裝飾條帶，其他平民服飾上則不見裝飾；西北西域服飾文化中，貴族所著上衣、褲子的質料上乘，式樣講究、裝飾豐富、搭配完整齊備，一般平民服飾則僅著單層素布服，有些衣物還打有補丁，有的甚至是赤裸上身。據此，可以將這些紋飾裝飾理解為等級的象征。漢服傳統中，女性多數結髻、著裙，男性則多戴冠、穿褲；西南地區的女性普遍發髻較低、短衣、短裙， 男性則發髻較高、頭纏帕巾、短衣、短褲。這樣的服飾組合和服飾搭配則可以理解為性別象征。又如，東漢明帝的服制改革，將服飾與國家祭祀相結合，深衣制由先秦時期的常服成為漢代的禮服，這種由常入禮的轉變體現出服飾的制度化，可見服飾又是政治屬性和意識形態的深刻體現。

通過服飾表現人的等級身份以及社會秩序等在很多服飾文化傳統中都可以見到，具有“共性模式”。所謂的“共性模式”是指“在一系列特定社會和生態環境中演進的服飾行為所具有的共同的反映模式”。由此可見，服飾的象征意義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凡此種種，服飾在表達人類情感、傳達人類精神世界方面的優勢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服飾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形態、生產技術、思想意識、審美觀念、宗教信仰等均對服飾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這些方面的很多特點都在服飾中留下痕跡，并通過服飾的物質形態傳達出來。以上的諸多方面既涉及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也涉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上層建筑，它們共同指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以此來看，服飾文化與社會發展水平也存在一定聯系，服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這是我們在研究中得到的第二個啟示。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就服飾文化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關系得出如下認識。

• 其一，服飾與人類及人類社會密切相關。

• 其二，服飾本身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其發展也受到了來自人類及人類社會的影響和制約。

• 其三， 服飾具有辨別和標識功能，服飾文化可以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的特點和發展水平。具體表現為，通過服飾文化自身的發展和服飾文化格局反映出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格局和演進態勢；通過服飾自身的物質形態和象征意義，反映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

• 其四，具有標識作用的服飾及服飾文化，既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的差異，也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的共性。

服飾文化變遷
與社會變革的關系

漢服的形成：

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

/02

東周秦漢服飾面貌的發展進程傳達給我們：服飾文化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這種變化不僅包括服飾的款式、質料、搭配、組合等物質形態方面的變化，也包括服飾穿著行為和穿著觀念的變化，還包括服飾加工工藝和生產技術的變化。這些方面的變化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行進、發展，最終導致了整個服飾文化格局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服飾個體以及服飾整體的變遷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直接相關。

研究表明，東周秦漢服飾經歷了兩次較大規模的發展變遷。第一次變遷發生在戰國秦漢之際，在這一階段，東周時期的二元服飾文化格局已逐漸被打破，“發髻右衽”在吸收了“被發左衽”服飾傳統的若干特點后， 呈現出全新的服飾面貌。一方面，服飾傳統內的多樣性特點逐漸減少，統一性逐漸加強；另一方面，有著統一服飾面貌的服飾傳統，其地域分布進一步擴展。新的服飾傳統“漢服”在這一時期初具雛形。結合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看，戰國晚期至秦漢初期正處于我國第三次社會變革的尾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大規模的兼并戰爭愈演愈烈，戰爭不僅帶來了政治格局的巨變，也帶來了日益頻繁的政治文化交流。秦王朝的統一大業更在形式上加強了地域之間的交流和聯系。東周時期多樣的服飾體系能夠在這一時期迅速融合并形成全新的面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推動作用下完成的。

在這一次服飾變遷中，交領式上衣的領部特征變化較明顯。東周時期的交領式上衣主要有斜直交領、曲尺形交領、圓形交領幾種形態，秦漢以后，基本固定為斜直交領，并且多為右衽。我們知道，領式的差異是東周時期發髻右衽服飾傳統中不同服飾體系間的主要款式差別，而斜直交領又是楚式系統服飾的主要款式特點，也是漢服傳統中的上衣領式特點。在第三次社會變革中，秦文化和楚文化均實現了較大規模的擴張，而楚文化在文化上的擴張又更勝一籌。有研究表明，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先后向北、南、東三個方向進行擴張，楚文化延伸至楚地以外的很多地區。至戰國晚期，楚國北方的周朝封國、楚國南方的各方部族以及長江下游地區，都被囊括于“楚文化”的勢力范圍內。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周時期的“楚式系統”服飾也得以在其他地區流行開來，例如，戰國晚期，吳越地區出現了具有楚式風格的服飾面貌，替代了原有的“斷發文身”的服飾風格。西漢早期，南邊的楚服系統保留了東周時期楚式系統服飾的大部分特點；北邊漢服系統也吸收了楚式系統的很多服飾元素。由此可見，楚式服飾的發展變遷軌跡與楚文化的擴張道路是兩相吻合的。可以看到，楚文化的政治擴張和文化拓展為服飾的變遷帶來了新的契機。

第二次變遷發生在西漢中期以后至東漢晚期的300多年時間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漢服傳統最終形成并不斷鞏固發展。漢服傳統的發展變遷主要體現在其外在形態不斷趨于穩定、分布范圍不斷擴展。西漢中期，隨著漢武帝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與經營，當地獨特的服飾面貌進入到漢王朝的視野，西漢晚期以后，這樣獨特的服飾面貌已難以見到。當然，這一現象很可能受到了發掘材料的限制。但是，西域地區服飾面貌的變遷則明顯受到了來自政治聯系和文化交流的影響，在這一影響下，西域地區的服飾傳統中融入了較多的來自中原漢服傳統的特點，在服飾的款式、質料、搭配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一段歷史表明，政治聯系、經濟文化交流等因素對漢服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東周秦漢時期的兩次服飾變遷充分顯示出政治歷史變遷對服飾文化產生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服飾文化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服飾面貌的改變。當然，我們還需要意識到，服飾文化的發展變遷并不僅僅限于政治因素的影響。服飾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就社會而言，“技術、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都會對相應的文化產生持久的影響，這種變化明顯地可以從人們的穿著上反映出來”。因此，社會變革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生產技術的進步、意識形態的變化都會不同程度地對服飾產生影響，推動服飾文化的變革和發展。以服裝質料為例，西漢時期的服裝質料以絲織品和麻織品為大宗，常見的種類也見于東周時期，但這一時期絲織品和麻織品的組織結構更為致密、組織變化更為多樣，以此為基礎產生的質料種類也就更為多樣。對此，衣物疏資料中相關的服飾名稱也有較多反映，如“鮮支”“毋尊”“冰”“練”等名稱的出現，反映出當時質料的改進，這種進步當是織造工具不斷改進、織造技術不斷進步的結果。又如，西漢時期出現的印花敷彩紗和泥金銀印花紗說明了當時印染技術取得的杰出成就，印染技術的出現推動了服裝質料的多樣化發展。此外，意識形態一定程度上也會對服飾發生作用，引發服飾的變革，最典型的莫過于漢明帝在服飾上的復禮改制。從古今中外服飾文化的發展長河來看，由意識形態引發的服飾變革也屢見不鮮。魏晉時期，受當時清談之風和玄學義理的影響，服飾形態發生了顯著變化，士族、文人普遍崇尚褒衣博帶式的寬肥上衣。辛亥革命以后，在民主、平等觀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進步人士剪掉了長辮、脫掉了馬褂，開始著西式服裝。歐洲中世紀的拜占庭時代，受基督教精神的影響，人們懷揣著對上帝的向往和追求上帝光照的心情，將服飾裝扮得異常華麗，來表現服飾在這種光芒映照下的景象。凡此種種，說明了意識形態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服飾的風格，這種現象在服飾發展史上并不是孤例。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看到在特定的群體和時代中，各種文化因素對服飾各種元素產生的影響，進而引發的服飾整體的變化。由此我們知道，生產力變革、社會關系的變革、精神世界的變革都是服飾文化變遷的主要動因。但就東周秦漢服飾文化的變遷模式來看，這些動因在推動服飾變革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對等的。誠如文中所述，漢服在形成過程中，東周時期各種服飾元素的交匯融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變革帶來的文化交融，漢服穩定的外在形態的形成同樣也得益于地理上的統一和經濟文化政策的統一。漢服在穩定發展過程中能夠在邊遠地區迅速傳播也主要借助于穩定統一的政治結構、漢王朝政治勢力的延伸以及漢文化對當地的沖擊和影響。從這些方面來看，政治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交流和社會變革對服飾文化變遷的推動作用是巨大而徹底的。相對而言，生產力進步帶來的技術進步以及思想觀念變化對服飾產生的影響作用就不那么明顯了。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不同社會文化元素對服飾發生作用的方面不盡相同。一般而言，生產技術變革會影響到服裝質料以及紋飾、色彩方面的變化；而思想觀念的變化會帶來服飾外在形態以及色彩等元素的變化；政治變革和文化交流一般會引發多重服飾元素的變化。無論哪種變化，都主要通過服飾的物質形態反映出來。服飾的物質形態是服飾文化的載體， 它的風格、款式、質料、色彩、紋飾等元素是服飾傳達給我們的第一映像。因此，服飾的物質形態如同服飾文化的指示器，它既可以指示服飾文化變遷的狀況，也可以指示服飾文化變遷的程度。在一個服飾傳統中，服飾開始發生變化主要通過服飾物質形態的變化得以反映，同樣的，服飾傳統發生改變也是通過服飾物質形態的變化程度得以反映。這種認識也正是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

談到服飾傳統，這里擬就服飾傳統的變遷與社會變革的關系補充一點認識。服飾傳統不僅關乎服飾的物質形態，也關乎服飾背后的穿著行為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因此，服飾傳統作為一個群體性的服飾文化，有著相對穩定的內部結構，這樣一個復雜的文化事物，其產生和變遷均不可能是在一朝一夕間完成的。以漢服傳統的形成為例，秦至西漢早期，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已經建立，在這一時期，服飾面貌相較于東周時期有了很大改觀，主要體現在不同地域內的服飾差異逐漸減小、服飾體系逐漸較少。同時，“漢服”一詞也已出現并有了相對應的服飾形態，但與西漢中期相比，西漢早期的“漢服”，其分布范圍仍然相對狹小、地域性特點仍然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漢服傳統仍未建立。因此，漢服的形成時間實際上滯后于社會變革的時間。又如，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西域地區服飾傳統中已經出現很強烈的中原服飾文化的元素，但文獻記載顯示，西漢中期，中原與西域地區就已經開始發生聯系。由此可見，服飾文化變遷的步伐并不與社會變革的步伐相一致，經常表現出一種滯后現象，這種現象歸因于服飾傳統自身的一些特點。以東周秦漢服飾的發展進程為例，東周時期與秦漢時期的服飾雖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服飾面貌，但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有前后相繼、一脈相承的聯系。漢服傳統不僅吸收了發髻右衽服飾傳統中的諸多元素，還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被發左衽服飾傳統中的一些元素。具體表現為，發髻右衽服飾傳統中交領右衽、上下連體、被體深邃、發髻發型等基本特征，被發左衽服飾傳統中的靴、郭洛帶、低髻發型等。史實表明，服飾傳統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與傳承性，相對于服飾個體的變化，服飾傳統的整體變遷是相對緩慢的過程。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服飾傳統植根于文化傳統，是一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因此，服飾傳統的改變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整個文化結構的改變和文化觀念的改變。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服飾文化變遷和社會變革的關系問題得出以下初步認識：服飾文化變遷是社會變革的結果，社會變革是服飾文化變遷的動力。社會變革并不是單純的社會結構的整合與重組，而是包括了生產力提高帶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上層建筑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會引發服飾文化不同元素的改變，進而推動服飾文化變遷。同時需要注意到，服飾文化變遷的動因雖是多重的，但就東周秦漢服飾發展變遷的歷史來看，由政治影響引發的社會變革更為直接和敏感。此外，服飾傳統作為一個文化傳統中相對穩定的部分，具有很強的延續性與傳承性， 與服飾個體的改變相比，服飾傳統的整體變革則是相對緩慢和滯后的。反之，如果一個服飾傳統能夠接受來自其他服飾傳統的影響而發生改變，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出文化變遷的徹底和深入。

本文節選自《漢服的形成：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王方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1） 一書“第九章 余 論”，標題為編者所加。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03-077935-9

責任編輯：蔡鴻博

本書是一部關于服飾考古的綜合性研究專著，適合于考古學、歷史學、文物博物館和服裝設計學等學科研究者及相關專業的高等院校師生閱讀和參考。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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