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財經雜志｜作者：孫穎妮｜編輯：王延春｜責任編輯：張生婷

大力提振消費，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2025年全國兩會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3000億元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支持汽車產品、電子產品、家居產品等消費升級，促進汽車換“能”、家電換“智”、家裝廚衛“煥新”。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將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上，以消費提振暢通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促消費”成為2025年全國兩會的熱詞。各地紛紛推出各種務實提振消費的措施。

2月20日，廣東發布了《廣東省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2月19日，湖北省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2025年“中華美食薈”暨湖北服務消費季活動。2月12日，黑龍江印發《黑龍江省關于進一步培育新增長點繁榮文化和旅游消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同一日，山東省委書記、省長一起參加省提振消費工作大會。2月7日，深圳發布《2025年“提振消費 擴大內需 營造放心消費環境”若干措施》。湖南、北京等多地亦推出各式各樣的創新舉措打造消費新場景，培育消費熱點。

過去的2024年，有效需求不足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比2023年（7.2%）回落3.7個百分點，全年消費整體呈回落態勢。2024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為2.2個百分點，較2023年回落2.1個百分點，也低于2017年至2019年3.9%的均值水平。

2024年，外貿對經濟增長發揮了較強支撐作用。出口增長7.1%。然而，2025年，特朗普揚起“關稅大棒”，多位專家和機構預計，2025年中國出口增速下行風險較大。外需面臨挑戰，2025年中國經濟若保持5%的增速，必須全方位擴內需，而擴消費則是關鍵。

從上述中央到地方的系列舉措可以看到，促消費將是2025年宏觀經濟政策發力的重點。去年底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就如何擴消費深入討論。全國政協委員、來伊份總裁郁瑞芬建議，發揮地方財政職能擴大內需，通過資金統籌機制創新、縣域經濟提升工程來構建可持續的消費促進機制。同時，規范電商經營行為，促進消費商業生態健康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汕頭超聲電子（集團）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工藝高級工程師黃貴松建議，擴大政府惠民消費券適用行業范圍，優化發放方式。“政府消費券除了在支付環節給消費者帶來實惠外，應將部分補貼額度發放給生產端企業，以此鼓勵企業優化生產流程，加快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的研發，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

銀發經濟產業鏈長、業態多元。多位代表委員認為，智慧養老、銀發文旅等將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新支點。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財經大學副校長魯曉明建議，構建多元主體共同發展老年教育的格局，豐富老年教育產品供給，將老年教育下沉到各個社區或者居民委員會，讓老年人實現就近多元化的教育，更大力度釋放銀發經濟潛力。

在多位專家看來，將促消費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發力重點，不只是應對風險和外部沖擊的一時之策，還是適應中國新的發展階段、滿足民眾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長遠之策。

據了解，一直以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居民的消費率明顯偏低，消費壓抑現象較為明顯。2023年居民消費率為55.6%，同期美國為81.3%，日本和韓國則分別為75.4%、67.8%。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團隊研究發現，2019年-2023年，美國零售業銷售總額增長了33%，相當于增加了三分之一個美國市場，同期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僅增長了15%。

滕泰認為，研究數據顯示，中國消費需求不足也傳導至生產環節和就業環節，消費增長乏力必然導致企業銷售放緩，收入增速放緩，新訂單減少，庫存增加、效益下降。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營業利潤，從2022年7月以后到2024年10月的27個月中，已經累計出現19個月的負增長。消費低迷導致市場疲軟，企業營收和利潤下降甚至出現虧損，引發失業率上升，尤其是年輕人就業形勢變差，勞動者收入下降，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進一步受損。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歷史和國際經驗表明，一國經濟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消費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將成為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應加快轉向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這既是中國經濟增長驅動力量發生變化后的必然選擇，也將進一步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擴消費怎么干已成為中央到地方政府思考的重要課題。

短期舉措：創新消費場景，增加補貼

夜晚的長沙，生機蓬勃，步行街甚至比白天更喧鬧，這里有滿滿煙火氣的各式夜宵攤，也有24小時書店、“不打烊”健身房等新消費場景。傳統與新潮碰撞的五一商圈，還有各種非遺民俗與國風表演等夜游項目。

如今，“夜經濟”已經是長沙的特色消費場景，成為提振長沙經濟的“金鑰匙”。近年來，培育更多有“煙火氣、湖南味、國際范”的消費新場景，長沙的“新消費之都”正在崛起。

不僅是長沙，當前各地促消費舉措中，創新打造各式各樣的消費新場景已經成為主流。

去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發布了一個推動消費新場景的文件——《關于打造消費新場景培育消費新增長點的措施》，提出圍繞居民吃穿住用行等傳統消費和服務消費，培育一批帶動性廣、顯示度高的消費新場景，推廣一批特色鮮明、市場引領突出的典型案例，支持一批創新能力強、成長性好的消費端領軍企業，推動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不斷涌現。

今年2月1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提振消費有關工作。會議提出，強化消費品牌引領，支持新型消費加快發展，促進“人工智能+消費”、健康消費等，持續打造消費新產品新場景新熱點。

在業內人士看來，消費新場景是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的系統集成，例如現在很火的體驗式、潮流式消費，充分融合娛樂、策展、潮玩等內容，年輕人通過這種消費方式互動、溝通、分享，收獲的不僅是一件商品、一次服務，還有更多的情感滿足。

除了創新消費場景，“以舊換新”活動也是2025年各地促消費的重點舉措。去年下半年以來，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加力實施，對消費拉動作用較為明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央向地方下達了15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支持各地積極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在政策推動之下，2024年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商品零售額比上年增長12.3%，比上年加快11.8個百分點。

2025年開始，“以舊換新”補貼政策首次擴圍至消費電子行業，對個人消費者購買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手表手環等三類數碼產品，在限額之內按產品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今年1月，中央財政已經預下達2025年消費品以舊換新首批資金810億元。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閆衍認為，2025年應繼續發揮“兩新”“兩重”對消費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加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進一步擴圍以舊換新的領域。

擴大消費最終需要解決的是居民消費能力的問題，提高收入十分關鍵。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建議，2025年要加大對特定群體的補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并提振消費：對于待業大學生和失業青年群體，可考慮直接發放補貼助其度過過渡期，以及通過企業用工補貼的方式增加就業崗位；對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待遇人員，尤其是農村老人群體，有必要提高發放標準；對于二孩及多孩家庭發放生育補貼。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袁海霞建議，短期來看，提高居民收入還可通過現金補貼或數字貨幣幫助居民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促進終端消費與企業生產、投資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除了給特定群體補貼，多位專家認為，穩住樓市股市對2025年提振消費也十分重要。羅志恒表示，房地產的穩定可以修復居民的資產負債表，財富效應讓居民能消費、敢消費。現在穩定房地產市場更多的是由地方政府來實施，包括通過收儲，盤活閑置的土地，改善房地產的現金流，提振房地產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但是地方政府仍然面臨“三保”等一系列問題，穩樓市的能力相對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建議探索中央層面成立“房地產穩定基金”，先期發債規模可在2萬億元左右，專項用于保交樓、收儲存量房和房企存量閑置土地等，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

在財政貨幣政策方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建議，2025年通過降息降準、財政開支加碼等逆周期調節工具，推動企業利潤增長，進而帶動居民收入提升，增強消費信心。

長期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公平社會保障

然而，短期的資金補貼并不能解決居民長期的收入問題。提振消費更需從長計議。

羅志恒認為，從長期看，消費取決于三個因素：消費能力、消費意愿和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消費能力跟收入有關；消費意愿與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尤其是與后顧之憂有較大關系；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也直接影響消費，居民想消費是否有相應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去匹配。解決這三方面的問題涉及系列長期改革。

當前，居民消費壓抑的情況較為顯著。滕泰團隊研究發現，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到2萬美元的過程中，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法國、韓國和英國的平均消費傾向基本分布在70%至90%的區間內，隨著人均GDP的提升，這些國家平均消費傾向的平均水平從80.5%提高到88%左右，而與之相比，中國平均消費傾向低了20個百分點左右。

國內有關消費傾向的研究表明，中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0年的85%以上，已下降到新冠疫情暴發前的70%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大約為73%，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為66%。從變化趨勢上看，自2008年以來，下行趨勢加速，2020年疫情發生后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再創歷史新低，其中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63%左右。

消費壓抑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滕泰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經濟增速下行帶來的預期變化，深度老齡化與低社保水平之間的反差、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龐大的低收入群體、高儲蓄傾向以及對消費的限制性措施，都是中國出現消費壓抑的深層次原因。

多位專家認為，在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居民部門收入偏低，是當前居民消費不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數據顯示，近年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偏低。2023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僅相當于當年中國人均GDP（89358元）的43.89%，而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82.18%（2021年）。

滕泰研究發現，計算1978年以來的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可以看出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一度達到63%左右的高點，此后便逐漸下行，2011年下滑至40.23%的低點，其后有所反彈，近年在43%至44%的區間內波動。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計算，2000年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就達72.23%，之后基本呈現逐步上升的格局，2020年達到85.53%，2021年82.18%。

在滕泰看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是在工業化推動居民收入高速增長的階段，就將消費占比推升到總需求的主導地位，中國目前尚未達到這一目標。要實現中國消費的長期繁榮，必須重啟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這是促進消費繁榮的根本解決之道。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多位專家表示，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是從根源上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居民消費的關鍵之舉。羅志恒建議，要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通過完善稅制、增加轉移支付、加快農村土地市場化流轉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溫彬建議，要通過構建一、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工資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吳亞平建議，要努力提高職工工資性收入水平，各地區要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動態調整機制，逐步提高最低職工工資標準，切實防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隨著新業態經濟的迅猛發展，快遞員、外賣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日益增多。吳亞平建議，要針對能源礦產采掘、建筑施工、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出租車、快遞送餐以及輕工紡織制造等勞動強度大、勞動條件差的行業領域，研究制定更高的最低職工薪酬標準。

企業是發放工資的重要主體。因而，各類企業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也要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按照“按勞分配”基本原則，調整優化企業股東、主要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穩步提高企業普通員工薪酬總額在企業生產經營收入總額中的比重，特別是在企業員工薪酬收入總額中的占比，讓全體員工和諧共享企業發展成果。

此外，財產性收入也是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吳亞平建議，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擴大居民的股票、企業債券、政府債券等直接投資渠道，更好地發揮股票市場的收入分配功能。

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愿除了與當前的收入有很大關系，還與居民是否有后顧之憂以及對未來收入增長的預期和信心有很大關系。在中國，教育、養老、醫療、住房是居民支出的重頭。

在滕泰看來，2023年5月，全國30個重點城市房租費用平均為1483元/室，1700元的月收入在大城市已經很難維持基本生活；在中小城市，1700元在維持基本生活開支之后，基本無力承擔疾病等突發情況的開支，更不要說生育、養老等長期大項開支；對于農村居民來說，月收入1700元用來應付生育、孩子上學、疾病、養老等問題也遠遠不夠。這些都加重了居民的后顧之憂。

與此同時，中國偏低的社會保障程度也加重了居民對未來消費能力的憂慮。一些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證明，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例如，歐洲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較高，2019年法國為23.86%，德國為19.74%，瑞典為19.04%，日本也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6.13%（2018年數據），而中國社會保障支出的占比在2020年達到3.21%，2021年下降到2.96%，遠遠低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

因而，通過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來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至關重要。吳亞平建議，加快推進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單位醫療和養老制度的并軌，實施公平、統一的醫療和養老保障制度。以非國有單位職工、自由擇業者和農村轉移人口為重點繼續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切實加強社保體系的保障作用。健全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實現基本養老保障城鄉一體化。進一步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大政府補貼支持力度，擴大參保范圍，提高保障水平。

一直以來，中國農村社會保障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多位專家認為，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內外的二元結構，帶來的收入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也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數據，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6.7%，其間存在約18個百分點的缺口，就是進入城鎮生活但沒有獲得城鎮戶籍以及相應的公共服務的人口。為了獲得教育、醫療等服務，他們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同時由于未能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養老等社會保障，這些“半城鎮化”的人口面臨著未來生活更大的不確定性，需要增加儲蓄來應對不時之需，由此降低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有學者研究了農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發現農民工消費抑制的程度達到23%左右，如果能讓1.72億外出農民工成為城鎮戶籍居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人均消費可增長6686元，由此產生的居民消費增量可超過1萬億元。因而，多位專家都呼吁，盡快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提高居民收入、激發消費的重要一招。

供給發力：優化消費環境，加強產品創新

2025年春晚舞臺上，扭秧歌的機器人爆火出圈，讓其背后的公司宇樹科技也隨之大火，同時也推動了整個人形機器人行業在公眾層面的曝光度。

2月12日，宇樹科技在春晚舞臺亮相的Unitree H1和G1人形機器人正式在京東線上首發開售，售價分別為6.5萬元和9.9萬元。上線當天即被預訂一空。

宇樹科技一位負責人稱，未來四足機器人降到三四千元問題不大，可以真正進入消費級時代。業內也普遍預計，2025年是人形機器人的量產元年，也是商業化落地的元年。隨著中國企業率先進入量產，國產人形機器人的價格已經從單臺上百萬元逐漸降至百萬元以內，接下來價格有望進一步下降，人形機器人將逐步走入“尋常百姓家”。

從實驗室到量產再到消費級市場，人形機器人爆火的案例正是科技創新引領消費市場高質量供給的典型案例。

滕泰表示，當一個國家走過工業化的高峰階段，或者工業化完成之后，大部分工業產品都成為成熟供給，這時除非出現革命性的新產品，由于新供給創造了N倍的新需求，才可能會引發工業品需求的“跳升”，例如當前電動汽車、機器人等新產品的出現，帶來相對應工業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其他傳統工業品的需求增速都會下降。

因此，當前總需求不足的背后，也有供給結構變化的原因，而推動供給結構更新，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是解決總需求不足的重要途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服務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王念向《財經》表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加快賦能消費創新的同時也要看到，火熱出圈的國貨潮品等諸多產品在創新能力、品牌打造能力、持久經營能力等方面還有提升空間，市場秩序不規范、產品質量良莠不齊、知識產權和消費者保護不到位等問題仍然普遍存在，不符合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如何提高產品創新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依紹華建議，產品創新要根據市場需求導向來開展研發，根據對不同收入群體未來需求的細分，通過更加先進、科學的消費知識和理念的傳播，來提供更多“量體裁衣”的創新消費品。

同時，要重點在新能源汽車、節能家電家居產品、電子產品等領域進行技術創新和時尚設計，形成引領消費的創新產品體系。

此外，還要充分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充分挖掘消費者需求，動態追蹤消費者偏好，采用定制化生產方式，快速生產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個性化產品，提供更加多樣化的定制服務。

除了提高供給質量，良好的消費環境也至關重要。近年來，消費品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屢禁不止，消費陷阱無處不在，對居民的消費信心造成了一定打擊。

近日，經國務院批準，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優化消費環境三年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提出實施消費供給提質、消費秩序優化、消費維權提效、消費環境共治、消費環境引領五大行動，破除消費者反映突出的痛點。《行動方案》提出到2027年，發展一大批放心消費商店、網店、直播間、餐飲店、工廠等基礎單元及放心消費市場、商圈、景區等集聚區，動態發展線下無理由退換貨承諾單位150萬家以上。

原國家經貿委質量管理局局長葉柏林向《財經》表示，當前，各類機器人產品大火，有很大的消費空間，但同時要狠抓產品的質量問題，以確保產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前幾年，我家里買了一個掃地機器人，用了沒多久就不好用了，扔在那里不用了。在機器人大量進入家庭之前，建議有關部門趕快制定包修、包退、包換的立法文件，既保護消費者權益，又促進產業健康發展。”

吳亞平也建議，要以消費環境條件改善釋放消費潛力。進一步完善商品和服務等各類消費品質量和技術標準體系，提高消費品的質量和安全水平，強化政府對消費品的質量和安全監管。

當前，直播帶貨已成為居民的重要消費方式之一，但也出現了虛假宣傳、假貨頻發等問題。對此，依紹華建議，探索實行“互聯網+監管”模式，建立跨部門、跨地區協同管理機制，創新電子商務新模式新業態監管模式，細化新業態新模式行業管理辦法和監管規則，規范直播帶貨、數字營銷等行為；加大對農村消費市場的監管強度，強化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力度。

消費環境之外，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和行政性限制也阻礙了消費潛力的釋放。例如，在汽車消費領域，全國多地仍實施汽車限購政策。如在游艇、私人飛機和奢侈品等相關行業，消費場景限制更加嚴重，高凈值人群的購買力不得不流向海外。

機構研究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人奢侈品消費金額達到1.04萬億元，增長9%，其中境內消費占58%，境外消費占42%，且中國消費者境外奢侈品消費客單價明顯上升，平均同比上升36%左右。

滕泰表示，位于收入光譜另一端的高收入群體，基本生活需求已經基本得到了滿足，需要為他們提供能夠把錢花出去的新產品、新服務和新場景，然而，我國目前還存在很多對高消費的限制性政策，有待調整。

滕泰建議，應當破除各種限制消費的政策，只要是符合社會公序良俗的消費項目、消費活動都應當允許和鼓勵其發展。全球的消費者如果喜歡來中國旅游，中國就不僅僅是世界工廠和世界研發中心，也成為世界的消費高地和體驗樂園。

增長模式：以投資驅動為主，轉向消費驅動型經濟

一直以來，促投資、抓項目是各地經濟工作的重點。

近年來，業內對于擴內需的路徑到底是以擴消費為主體還是以擴投資為主體爭議不斷。有觀點認為，當前投資效益出現了邊際遞減的情況，應該把寶貴的資金用來支持消費。

在多位專家看來，這種二元對立的想法并不可取。

羅志恒表示，要避免消費和投資的二元對立關系，兩者都是經濟的有機整體，關鍵是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以及如何提高投資效益，找到短期是需求、中長期能夠優化供給結構的領域，這是更為關鍵的問題。

王念向《財經》表示，消費和投資都是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環節，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有潛能的消費為投資提供市場前景和方向指引，投資則是消費實現的基礎條件，有效益的投資提升消費品質和改善消費環境，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促進、良性循環。要將擴大消費需求與合理增加有效投資相結合，單獨的割裂來看，都會以偏概全。

王念同時強調，在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消費和投資發揮作用的重要性要有所側重，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要突出消費的不同方面和投資的不同方面。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在轉向消費驅動，提振消費是擴大內需、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的重中之重。”王念認為，投資則要更好地適應消費市場新變化和消費升級的趨勢，滿足消費者新要求。投資要更多投到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能夠帶動居民收入增長、能夠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收入提高的領域。

比如下個階段，服務消費是中國消費提質擴容的重點領域，但當前中國生活性服務業創新發展仍面臨不少問題，既存在準入難問題，也面臨準入后限制，還面臨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專業人才隊伍供給短板等問題，這些最終要通過更好統籌消費和投資來解決。

多位專家認為，接下來，中國要形成以促消費為目標的經濟增長模式和政策體系。依紹華表示，進入新時代，以出口驅動和投資驅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已轉變為消費驅動型經濟，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國內需求不僅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應有之義，也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出發點。

去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金融街論壇上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方向應從過去的更多偏向投資，轉向消費與投資并重，并更加重視消費。”

事實上，從國外發展經驗看，在經濟增速換擋后，消費的作用往往會有所抬升。從歐美地區來看，自1960年以來，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始終維持在70%之上，且近20年間波動較小。從亞洲新興經濟體來看，消費占比均呈現先降后升的趨勢。海通證券認為，這一變化趨勢符合經濟規律，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力仍有待挖掘。

縱向來看，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服務業快速發展，2012年以來，服務業增加值占比超過第二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橫向來看，隨著人均GDP的不斷增長，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2020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達到80.14%。因而，服務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會持續增加。

當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會帶來一系列良性變化。滕泰表示，如果工業化大國能夠實現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也將提升潛在的增長率，這一點往往為人們所忽視。首先，消費需求持續增長，能夠推動分工細化帶來的“斯密增長”（注：斯密增長是指主要依靠資本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

以大家都愛吃的火鍋為例，最初開一家火鍋店需要負責從買菜到服務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隨著火鍋消費需求的增長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分工逐漸細化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裝修等細分行業，還出現了堂食、電商、外賣等不同的業態。數據顯示，中國的火鍋行業在很長時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2023年整體銷售收入已經超過6000億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擴大、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

其次，消費需求持續增長能夠推動創新帶來的“熊彼特增長”（注：其核心特征是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經濟波動的決定性因素）。消費繁榮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產能可以利用起來，為企業的研發等創新活動提供了可能。正是福特等美國汽車廠商通過降低車價，成功地擴大了汽車的需求，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家”，每年數百上千萬輛的汽車銷量，支撐著美國汽車工業貢獻出了車用空調、渦輪增壓、轉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進技術。

“當前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是中國經濟深度轉型的主要任務。只有調整宏觀經濟管理政策、觀念，從以生產、投資為主向以市場和消費為中心轉變。”滕泰說。

THE END

轉載聲明：本微信公眾號刊登的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眾號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