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

知識分子，是引領社會思潮的精英，還是百無一用的社會蠹蟲？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士農工商，讀書人向來占據四民之首，科舉制度讓讀書人直通政治坦途。但是從晚清到民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這種想法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從四民皆士到書生無用，再到讀書人都應該成為工人，知識分子一步步地自我邊緣化，自貶的代價就是失去了抗衡權威的正當性與自信。

思想史大家王汎森在其經典著作《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中，帶讀者重返晚清至五四的歷史現場，通過對隱沒史料的挖掘與爬梳，再現了多元競逐的聲音。

在一個價值和意義失落的年代，這本書中呈現的近代思想發展與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緊密關系、儒家文化中經世濟用的思想對讀書人的影響，以及每篇都在呼應的時代議題，使得讀者能夠從中獲得長程的視野、“擴充心量”，并進而獲得立于當今的價值和勇氣。

全新增訂版， 六篇再修訂

晚清：無用的“士”

晚清出現兩種觀點，它們急遽地改變了“士”的自我形象：第一是“四民皆士”的新觀點，第二是所謂的“規范知識”與“自然知識”的對立。

在晚清，當西方科技知識涌入，而中國又一再地挫敗之后，興起了一種專業主義，它一方面是強調追求應用性知識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專精理念的興起，取代原來“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觀念。他們認為，長期以來被社會心態貶抑為末流的“百工”，應提高到與傳統的士所追求的知識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國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

在西方科技知識大舉涌入中國之后，幾乎形成兩種知識形式的對立。在這里，我想借用費孝通的一個觀念。費孝通說：“在人類所知的范圍里，本來可以根據所知的性質分成兩類，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樣的，一是知道應當怎樣去處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識’，后者是‘規范知識’。”他說“規范知識是勞心者治人的工具”。

在過去，“自然知識”與“規范知識”的區分是沒有社會及思想意義的，原先，農圃百工的“自然知識”是士所看不上眼的，并不形成一個對立的范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書”主要是指四書五經之類的規范知識。而且，宋代以后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是以《大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主。在《大學》“八條目”的傳統下長大的讀書人，格物致知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是一個連續體。更何況是在理學的傳統下，認為“格物致知”并不是單純地向外追求自然知識。

但是現代西方科技知識進來之后，人們逐漸發現所謂格致與治平天下之學是不同的，格致與辭章考據是不同的 ，那也就是“自然知識”與“規范知識”之不同。前者是百工器物，是實用的，后者是道德、政治的原理。四民之中，農工商屬于前者，士屬于后者，這兩種知識的升降當然也就決定了“四民”的性質與定位。

晚清出現一種“四民皆士”的觀念，認為理想的現代國家，“士”不是一小群讀書應考者的專稱，所有人民都應該受教育。

《走向共和》

曾國藩有一段話，可以說是含蓄的四民皆士的主張，他說 ：“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他并未說出“四民皆士”，但是他抱怨中國除“士”以外便不入塾讀書的傳統。“四民皆士”的主張很簡單，即四民中的農、工、商也應該讀書、講求他那一門的專業知識。農、工、商不能只靠一點代代相傳的經驗，也應該研究其中的知識，所以他們也應成為“士”。

后來梁啟超在《變法通義》的《學校總論》中更進一步說：“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于此。”如果回到前面所提的“規范知識”與“自然知識”之區分，則“四民皆士”是主張“士”或“讀書人”不應只是攻習“規范知識”的人。不管所講求的是“自然知識”還是“規范知識”，他們都是“士”。在今天看來，這是何等平常的觀念，但在晚清，這是一個非常令讀書人感到不安的想法，湖南的王闿運（1833—1916）就認為四民皆讀書是危險而要不得的事。

除“四民皆士”之外，晚清也有以商、工為本的論調。當時甚至出現一種以“商”立國的論調。鄭觀應（1842—1921）《盛世危言》說 ：

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

又說要：全以商賈之道行之。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

不管是“恃商為本”還是士不能自養則“士”之名乃消失，其態度是很激烈的，嚴復在 1895 年發表的名文《救亡決論》中，也以是否“有 用”來決定“士”的地位。他先是說：“求才、為學二者，皆必以 有用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也就是說，“格致”，即“自然知識”，才是“有用”的，是能致富強的，“規范知識”是不行的，故他在這篇大量批評“士”的長文中宣稱士“為游手之民”“士者，固民之蠹也” ，“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用” 。

如果我們簡單歸納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四民皆士”的觀念的興起，以及在士大夫心目中以“規范知識”為主體的典范沒落，形成交互更迭的兩個軸心。過去被輕視的“自然知識”不但逐漸取得與“規范知識”相平等的地位，慢慢地，“自然知識”的地位還要壓倒“規范知識”，使得士要回過頭來反省并質問自己的定位。

從某一個層面來說，1905 年廢科舉是“自然知識”與“規范知識”的決裂點，晚清最后幾十年的輿論及現實最終使得“自然知識”壓垮了“規范知識”的地位。

廢科舉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為讀書人開啟了許許多多新路，讀書人可以不必一輩子兩眼盯著科舉考試所限定的幾本書，自由地追求各種知識 ；讀書人也可以不必擠向那近乎唯一的成功的窄門，路途可以無限寬廣，人們可以成為各種專業人士。但是家門前的一條河，有的人會放一條小船航向遼闊的世界，也有的人會把它當作自己和外面世界的天然阻隔，對大部分人來說，廢科舉是斫喪了他們的前途，把只有規范知識而無自然知識的舊讀書人，推向社會的邊緣。廢科舉，使得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對某些人來說是解放，但對大部分的讀書人而言，是逼使“士”成為一個漂浮的階層。

我并不敢說現實上的困境必然導致士的自貶，但我們必須放在心上的是，1905 年廢科舉是空前的事件，它的拋擲力也是空前的，它把“士”的“無用”映照得格外鮮明，這與士之自貶自抑不可能沒有任何關系。

五四：“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一種言論開始產生莫大的影響力，主張勞工神圣、勞動神圣、勞心與勞力之結合，知識分子必須與勞動者聯合，反對將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分開，認為“沒有勞動，就沒有人生”。盡管他們一再強調勞心與勞力之結合，但顯然“勞動”居于優位。即使是勞心與勞力結合，他們也不稱其為知識分子，而稱為工人 ；如果不能與勞動相結合，便是“偽士大夫”或“偽知識分子”。這樣的議論當然不會出現在胡適陣營，原來“知識分子”觀念仍是主流，卻是在青年當中流行，他們不只對一種身份，而且對值得追求的知識的范圍，產生不同的看法。這一脈思想的來源相當復雜，主要是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之影響隨著俄國大革命的成功而更活躍。如果我們稍為檢視幾種資料書，如《五四時期的社團》《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很快便發現這一思想的絕大勢力成為當時許多社團、期刊中頻繁出現的口頭禪。而當時甚囂塵上的各種“勤工主義”“工學主義”、工讀互動的團體，則為其表現。提倡這一思潮的，都是當時的新知識青年，它非常深刻地改變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1927 年，當王國維自沉后，顧頡剛在《文學周報》發表了一篇紀念文字，他一面紀念，一面卻又責備王氏。他說學術研究工作應該是要像“做工”一樣，“我們應當造成一種風氣，把學者脫離士大夫階級而歸入工人階級”。這段話有兩種意義，即學術研究像是工人做工，而且“他們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農夫、織女的地位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憑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許多新事物。他們都是做工，都沒有什么神秘”。應當“把學者們脫離士大夫階級而歸入工人階級”，所以人們不必認為會寫文章的人有什么神圣，必定要做官，也必定要被社會“捧作民眾的領袖”，學問研究與做官是兩回事。

王國維/網絡圖

知識分子應該和“民眾”在一起，他拿王國維作反面教材批評說，王國維少年時期在日本已經剪了辮發，到了民國成立后反而留起辮子來，最后還殉清，“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這種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顧氏原來是想成為王國維弟子的，但在這里竟有譴責的意思，其關鍵原因是讀書人積極希望成為他們所不是的身份，他們認為自居為士大夫是可恥的，應該成為“工人”或“民眾”，而王國維卻選擇維持士大夫的架子。

經過幾年的宣傳，“勞工神圣”的論調已定，翻開當時的各種報刊，都不難看到類似“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或“只要我是一個工人”之類的話，只是文字沒有這么戲劇性而已。

必須強調的是，與此同時的另一批文化精英主義者，像胡適、傅斯年、蔣廷黻（1895—1965）這些人的言論中都見不到對知識分子如此灰心喪志的話，他們仍相信一群有理想的文化精英仍然是積極正面的力量，相對于“勞工階級”，他們提出的是所謂“社會重心論”，希望中國知識界出現幾十個出色的學者，成為社會的重心，并以他們為核心領導國家的穩定進步。

《我們的法蘭西歲月》

胡適一生的言論幾乎都是在提倡如何檢討中國社會的病根，并步趨西方文明腳步，在這個前提下，現代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才可能成為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承擔者。胡適在 1926 年的兩段言論可以代表這種看法。這一年 7 月，胡適出國前在北大演講“學術救國”，說：“救國不是搖旗吶喊能夠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學術事業，苦心孤詣，實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日本很小一個國家，現在是世界四大強國之一，這不是偶然來的，是他們一般人都盡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學學術才成功的。你們知道，無論我們要做甚么，離開學術是不行的。”

他在同年9 月 17 日的一段日記上也說：德國可學，美國可學，他們的基礎皆靠知識與學問。此途雖迂緩，然實唯一之大路也。

不管是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知識分子的自我貶抑運動，歸根究底，皆與近代儒家自我定位的危機有關。“士”原來的自我定位是什么？簡言之，即以四書五經為其訓練，去實踐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其職業則是做官，“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 ；士是候補的大夫”。

但近代中國現實上的變局使得四書五經中的“規范知識”遠遠敵不過聲光化電的“自然知識”，即使在治國平天下方面，西方那一套政經制度看來也遠比中國的四書五經所規范的那一套強，1905 年廢科舉則從現實上徹底切斷舊讀書人原先認定的天經地義的出路—做官。

以上種種嚴重動搖了舊讀書人的自我定位，在俄國大革命成功之后，“階級”觀念涌入，讀書人不但懷疑自己是不是承擔國家前途的階層，而且自責、自疚，認為自己是一不勞而食的階層，是四民之末，應該謙卑地學習成為工人，應該不時反身自問“為什么我還不是一個工人”。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全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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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熟悉化”，于思想的層次中發現歷史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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