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交流不迷路

3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建立健全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機制。這一消息或許在眾多國際大事中并不顯眼，但對于國內中小企業來說，卻是關乎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舉措。

涉企收費主要涵蓋四大類：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經營服務性收費以及行業協會商會收費。

這些收費項目在合理范圍內是維持公共服務和行業發展的重要手段，然而長期以來，涉企收費亂象叢生，如同“隱形賬單”，給企業帶來了沉重負擔。

涉企收費亂象的“三座大山”

首先，行政審批環節“巧立名目”現象嚴重。

收費項目繁多且不透明，分散在各個部門，企業難以全面掌握，導致隱性收費問題頻發。其次，違規設立與執行收費項目的情況屢見不鮮。一些部門和單位在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情況下擅自設立收費項目，或擅自擴大征收范圍、提高收費標準。再者，權力濫用與強制收費問題也不容忽視。

中介機構借助行政職能強制服務并收費，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通過評比達標、職業資格認定等方式變相收費，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企業的利益。

這些亂象并非個例，而是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

例如，江蘇省某市民防局在2017—2018年向醫療機構違規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設費21.94萬元，而該費用早在2014年已明確免征。河南省特種設備檢測研究院將電梯年檢費從政府定價的200—300元/臺提高至300元/臺，2018—2019年多收351萬元。內蒙古某排水公司以“安裝材料費”名義強制銷售閥門，2019—2021年違規收費24.84萬元。

此外，行業協會與中介機構亂收費現象也較為突出。廣東省東莞市道路運輸事務中心聯合協會舉辦安全培訓，要求企業參加并收取350元/人培訓費，2019年違規收費7.38萬元。

武漢市機動車檢驗協會2017—2018年新增“PDA拍照費”和“信息采集輸送費”，29家機構多收1000余萬元。還有一些地方存在轉嫁政府應承擔的費用的情況，如內蒙古某市公安局通過企業向旅館業轉嫁治安系統維護費，2018—2019年收取322.5萬元。

江蘇省某市環保局將本應由政府支付的環評服務費轉嫁給申請企業。公用事業與交通領域也是亂收費的重災區，如某大城市機場重復收取橋載設備操作費2790萬元，航空油料公司自立項目收取燃油保管費、出車費等65萬元。某鐵路局超標準收取貨車修理費150萬元，并以“技術服務費”名義收取已取消的過軌檢查費920萬元。

此外，一些地方還存在五花八門的攤派與隱性收費，如江蘇省某市以“河豚節”名義向企業攤派4200萬元，通過拉贊助等方式籌集資金。河北省某縣鄉鎮以“保潔費”名義向村集體攤派1434萬元，部分未入賬。

這些案例表明，亂收費的形式多樣，包括繼續收取消費項目、擅自提價、強制捆綁服務、轉嫁費用、攤派贊助等，覆蓋了行政、交通、公用事業等多個領域。涉企亂收費如同“市場里的‘攔路虎’”，既有明目張膽的強收，也有隱蔽的搭車收費。

企業如同“在迷宮里找出口”，稍有不慎就被“坑”。這直接導致企業負擔過重，增加經營成本，制約發展活力。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亂象會嚴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在權力與壟斷的雙重擠壓下，滋生腐敗與權力尋租，亂收費成為權力變現的“捷徑”。當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中小微企業生存困難，亂收費會進一步壓縮利潤空間。因此，治理涉企收費，已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國家治理涉企收費的舉措

早在2023年12月12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就發布了《涉企收費違法行為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去年10月14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羅文表示，正積極推動出臺該處理辦法。

在該辦法尚未正式實施之前，國家已經開始下重手治理，主要以專項行動整治為主。例如，2024年查處涉企違規收費案件3042件，退還企業13.6億元。同時，對存量收費政策進行審查，清理不合理政策，取消或調整不合規項目。此外，市場監管、財政、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協同作戰，共同打擊亂收費行為。

然而，這種行動模式還需通過長效機制來鞏固成效。3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最新部署，直指企業痛點，著力從長遠解決問題根源。此次治理邏輯是通過“清單曬賬”“全程監控”“社會共治”等組合拳，既斬斷亂收費“黑手”，又優化政策設計，實現從“治標”到“治本”的跨越。

涉企收費長效監管機制的要點

目錄清單制度：所有收費項目納入清單并公開，清單之外一律不得收費，從源頭杜絕亂收費。同時，依法依規對存量涉企收費政策進行全面清理。

全過程監管：聚焦政府部門、中介機構、壟斷企業等主體，強化審批、收費、服務全流程監督，確保收費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常態化監測與評估：建立收費哨點監測、企業問卷調查等機制，及時發現和處置問題，確保收費政策的實施效果。

源頭治理與追責：對違規收費項目“零容忍”，取消無依據項目，嚴懲擅自提標擴圍行為。對確有必要新出臺的涉企收費政策，要加強合法性、公平性以及社會預期影響等方面的審核。

社會共治：拓寬投訴舉報渠道，鼓勵企業、公眾參與監督，形成協同治理格局。

過去，涉企收費整治多以“運動戰”為主，屬于“治標”。如今，國務院通過“制度+科技+共治”的組合拳，轉向“陣地戰”治本。未來，當企業不再為“隱形賬單”頭疼，市場活力才會充分釋放，中國經濟航船也將行穩致遠。

清單不是終點，而是企業輕裝前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