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劉強東在其社交媒體發文稱，2024年京東有1200多名快遞員退休，這些已退休的快遞員，每人可領取數十萬公積金，此外每個月還有超5000元的退休金，并享受醫保。

劉強東回顧了為基層快遞員工繳納社保的歷程，他表示，一開始快遞員自己也對繳納社保不積極，更想拿現金，但京東堅持為一線快遞員工繳納社保，并將員工應繳納的部分改為由公司支付，堅持了17年之后，為京東快遞員工的退休生活，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因此，劉強東呼吁各大平臺，不要只是唯平臺利潤優先，用知識、商業模式和技術算法去壓榨社會最底層。劉強東認為，這些大平臺的利潤和市值完全可以支撐其為底層員工建立起基礎的社保制度，大平臺的利潤、市值與財富，不應該建立在底層百姓無保障的生活之上。

劉強東的言論，讓我想起了四五年前的一個熱點話題：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當時的一篇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爆火，文章直指外賣平臺通過算法壓縮送餐時間，還建立了一整套“超時就罰款”的規則，使騎手們的工作難度越來越大，甚至越來越危險。

雖然當時這個話題引起了社會關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平臺對于算法壓榨快遞員的反思，但這么多年下來，算法壓迫人的情況并未獲得根本的改觀。外賣員依然被算法驅趕，不停地違章騎行，以滿足系統對于外賣員時效的考核，而眾多網約車司機也經常抱怨平臺抽成太高，派單太“精”，司機要與派單系統斗智斗勇，才有可能維持一定的收入水平。

從算法壓榨員工，又可以聯想到另一個話題，即技術是否是中立的。技術經濟學的研究表明，技術選擇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決策過程。技術的研發、應用和擴散，受成本、收益、市場需求等因素驅動，而這些因素往往與技術特性緊密相關，最終的社會效益則與技術擁有者的選擇直接相關。

例如，GPT 等人工智能技術因其高效處理信息的能力被廣泛應用，但其算法偏見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另一個典型案例是芯片中的“軍民兩用技術”，實際上，半導體技術與市場的早期發展，原本就與國防軍工市場密不可分，源于國防軍工的很多芯片技術，后來陸續進入民用市場，并以民用市場為主開始新的技術演變，而今芯片半導體技術對人類的社會生活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現代生活的基礎，幾乎現代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都可以找到芯片等半導體器件的身影。

技術中立性是一個常辯常新的話題。就當前而言，美國以防止“軍民兩用技術的擴散”為借口，對中國的很多民用技術發展設置了嚴重的障礙，這是因政治需求而影響技術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中美兩國的信息技術發展路線，可能由此產生分叉，用張忠謀的話來說，就是信息技術的“全球化已死”。

而另一方面，在單純的經濟利益驅動下，中美兩國的芯片技術也被用在了很多灰黑色市場。例如，在今年315上曝光的“106”短信平臺，已經成為垃圾短信或詐騙短信的主要發送源頭，而電信詐騙產業鏈離開半導體技術顯然玩不轉，雖然很多技術誕生時，其目的并非為惡，就像一開始芯片技術主要是為了改善武器性能而非人類生活一樣，在逐漸發展過程中，其用途發生變異，半導體技術的民用化，離不開以改善人類生活為目的的一批批企業前赴后繼的努力，而部分芯片技術的黑化，也離不開以經濟利益為第一位的一批批機構持續把技術應用于危害社會的場景。

所以，辯論技術是否中立的企業或個人，往往在其“發心”中，已經有了將技術應用于灰黑產業的念頭，所以他們才強調技術是中立的。一項技術，一個算法，在沒有具體應用時，確實是中立的，但一旦它進入到具體應用中，就有了善惡之分。

既然美國可以精準地跟蹤美國技術在中國市場的應用狀況，那么對一些灰黑產業進行監控從技術實現上難度并不大，例如，對于電信詐騙產業進行信息跟蹤、定位與清查，這在技術上或許并不難，只不過由于經濟收益不如放任灰黑產業發展來的大，所以很少有組織機構來做這樣的應用，這樣社會效益大而經濟效益可能不大的應用，可能需要一定的政府支持，例如將打擊灰黑產所得的30%，用于獎勵打擊灰黑產的技術供應商，或許就會有更多的企業，愿意投入資源，做這種“天下公芯”的技術投入。

這個世界，不乏有“技術惡人”，明知某些應用將危害社會與個人，仍然在經濟利益誘導下，持續將技術在這類方向上演進；也必將有“技術良知”，在經濟利益并不充分的情況下，全身心投入到可能對社會與個人有益的應用技術開發過程中。兩者的不同，在于發心，希望在芯片半導體領域，有更多的企業，以“天下公芯”為己任，在不斷技術向善的過程中，逐漸實現“天下無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