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最后的高光時刻，明清兩代集前朝之大成，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展到了成熟完備的階段。

得益于社會生產力的飛躍、商品經濟的繁榮，以及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江南一帶大大小小的城鎮開始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

這些城鎮不僅是富人修生養息的風水寶地，還積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其中有一些甚至足以和大中型城市媲美，對明清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本文從當時江南城鎮的空間分布、人口的職業變動，以及經濟和文化的輻射三大角度，探析城鎮文化如何推動明清江南一帶的社會發展。

明清時期江南城鎮的空間分布：“江南七府甲天下”

與當代社會如出一轍，明清之際江南城鎮的大量涌現，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結果。

提起“江南”，今天的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溫暖潮濕的魚米之鄉，聯想到那句聞名中外的“蘇湖熟，天下足”。

其實從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對于江南一詞尚沒有確定一個明確的地域范圍。

一般來說，結合地理、經濟和社會文化三大塊的完整性，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一般指今天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七座城市及其周邊區域。

明代著名大學士顧鼎臣認為，以上七府的糧食賦稅輸出，要比全天下所有其他地方加起來還多，可想而知當時江南一帶的農業經濟有多么發達。

從地貌角度上看，江南地區遍布山地、水系和運河，水源充沛港汊繁多，四通八達的水道網絡將整個江南劃分成四大塊區域，分別是東南湖積平原、東部沿海平原、西北海積平原以及西南山地丘陵。

遼闊的平原不僅適宜人類居住，更為農業的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歷經宋元二朝數百年的區域開發，至明代時江南平原的可開發空間已經趨于飽和，不僅人口密度大幅增長，更建立起成熟的集約化農業發展體系。

然而問題接踵而至，受限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滯后，江南一帶農業的發展遭遇了瓶頸，越來越多的人口涌入，可是土地終歸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困境究竟該如何解決呢？

為了突破發展的壓力，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充分發揮勞動力充足的優勢，一方面廣泛播種能夠延長產業鏈的經濟型作物，另一方面大力扶持以手工業為核心的商品經濟。

同時加強與其他省份的自由貿易和勞動力輸送，客觀上推動了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如清代中期時，江南一帶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產品，就是棉花棉布和養蠶繅絲兩條產業鏈。

當時江南棉區的棉花種植占所有土地的七成以上，蠶桑區的比例也有近三成，集約化程度之高比起今天也毫不遜色。

此外，還有席草、竹木、山貨、瓜果等五花八門的產品，類型繁多千帆競速，讓江南農業經濟走上了一條多樣化發展的道路。

據《吳興掌故》記載，明代江南城市共計137座，城鎮193座；清代發展為城市221座，城鎮327座。

江南一帶數蘇杭兩座城市規模最大，至清朝道光年間，人口均超過50萬。

而以江南七府為代表的大鎮、巨鎮，其人口則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以清代中期為例，江南七府的平均人口為205萬人，平均規模最高時可達一萬戶，占全國城鎮人口比例近四分之一。

明清時期江南人口的職業變動

從城鎮與農村人口職業結構變動的角度出發，明清時期江南經濟之所以獲得突飛猛進的增長，主要原因在于農村人口出現非純農化趨勢，大量本地或外來人員為了養家糊口。

為了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紛紛涌入城鎮工商服務業，努力拓寬收入渠道，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在潛移默化之間，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上文提到，爆炸式增長的人口壓力一度成為明清時期江南各府道臺的心頭大患。

為了緩和人口和有限的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江南人民自發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

日益緊張的土地資源，迫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背井離鄉尋找另外的謀生手段。

即便是留守鄉土的農業人口，在職業上也有了更多的選擇，農忙之余可以把時間用在手工業或者商業上，逐漸成為一群非純農化的特殊群體。

在蘇州一帶的廣大農村，至今仍流傳著一句千年民諺，叫做“逢雙為豐，逢單為欠”，以年份的單雙來預測該年是否適合耕種。

從科學的角度出發，這種思想當然是封建迷信的樸素經驗，并不具備任何理論支撐。

但它卻直觀反映出廣大農民階層對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社會，完全靠耕地種田養家糊口，是非常保守、同時風險又很高的一件事。

此外至明清兩代，江南一帶的農業發展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平。

人們懂得了充分榨取土地潛力的重要性，重視提高單位面積內的糧食產量，利用引進高產農作物、種植雙季稻、改良土壤、消滅蟲害等方式，不斷增強土地利用率。

與此同時，日益普及的水利工程也為糧食收成加固了一層保障，這些因素客觀上都推動了江南農民的“非純農化”。

追求更好的生存條件是人的本能，也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面對日益激烈的職業競爭，江南人民充分發揮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結合自身所在的地理環境優勢，廣泛開展漁業、棉紡、絲織、竹木等副業，利用農閑時到市場上叫賣補貼家用。

至清朝乾隆年間，江南一帶的棄農風氣已經十分普遍，傳統農業正式邁向了集約化和商品化。

嘉定年間，江南各地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大量耕地不再種植糧食，而是大片大片地種植桑木棉果等經濟作物。

每到豐收季節，辛勤耕作了一年的農民就會將這些產品帶到市場上，換回白花花的銀子，再用這些銀子買回一家人的口糧。

如此循環往復，逐漸形成了糧畜桑魚之間的正循環關系，既解決了大量勞動力剩余的問題，又很好地保護了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使古代江南的經濟格局邁上了新的臺階。

據歷史學家的估算，在明清江南43種遠近聞名的特優產品當中，糧食只占了三個席位，而各類果品、蔬菜、畜禽、花木等卻高達40種，其中一些直到今天仍然蜚聲海外。

如洞庭碧螺春，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陽澄湖大閘蟹，是逢年過節饋贈親友的必備佳品；還有太湖的莼菜、湖州的湖絲、桐鄉的杭白菊等，樣樣都是行業標桿的存在。

這些歷史名產久負盛譽，不僅為江南農民帶來了豐收和財富，更是他們用智慧和汗水留給后世的豐碩成果。

江南城鎮文化如何推動明清社會的發展？

繼南宋之后，明清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又一次城市化的高潮，且這一輪城市化最明顯的標志，就是以江南為代表的一大批新興城鎮的出現。

總面積三萬多平方公里的七府之地上，三百多個大小城鎮星羅棋布，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面貌，成為明清盛世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農業轉型和手工業、商業興起帶來的經濟飛躍，城鎮的文化功能在推動社會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明清兩代，江南一帶出現了許多紅遍大江南北的文學流派，如浙西詞派、虞山詩派等，都是文人階層爭相歌詠的對象，體現了江南城鎮的文化輻射功能。

經濟面貌的繁榮與文學風氣的鼎盛相互融合，成為明末清初資本主義在江南萌芽的縮影，反映了那個時代下江南城鎮獨特的風土人情。

據《鴛鴦湖小志》記載，公元1644年清人入關，終結了大明王朝兩百多年的統治，并實施慘無人道的野蠻屠戮政策。

大批心憂天下的文人志士思念故國，扶老攜幼移居江南，并從此以筆為刀，通過寫詩作詞感慨世事多變，抒發心中的亡國之痛。

其中有一位叫做朱彝尊的人，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創了浙西詞派，在江南一帶頗具影響力。

朱彝尊出自一個典型的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明神宗年間的登科狀元，官至翰林院大學士、戶部尚書，時人尊稱其為“狀元宰相”。

有這樣的家庭背景，朱彝尊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長大以后同樣學富五車，寫起文章手到擒來。

康熙十三年，此時的朱彝尊早已為了避禍遠走他鄉，客居通州幕府。

恰逢歲寒飄雪，朱彝尊心緒低沉，遂揮毫作詩，洋洋灑灑一口氣寫了一百多首，后人將其整理成詩集《鴛鴦湖棹歌》。

在百首絕句當中，朱彝尊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飄零異鄉的惆悵、對大明王朝的追憶、以及對故鄉風物的思念。

尤其是“嘉禾八景”一章，詩人對故鄉嘉禾最著名的八大風物娓娓道來，“樓頭沽酒樓外泊，半是江淮販米船”，記述了江淮糧農將糧食運到江南販賣，忙里偷閑在酒樓小憩的場景，展現出江南城鎮商品經濟的繁榮盛況。

朱彝尊的詩句，勾起了無數文人的懷鄉思國之情，所以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里，《鴛鴦湖棹歌》得到了廣泛地傳播和唱和，逐漸自成一家，號稱“浙西詩派”。

而像朱彝尊這樣的地方名士，在明清時期可謂比比皆是。

在他們的號召下，廣大江南人民喚醒了心底的報國壯志，紛紛組建地方義軍，打起“反清復明”的旗幟，與殘暴的清廷頑強斗爭。

與此同時，愛國人士為了妥善保存故國底蘊、傳承家族文化，藏書之風在江南悄然盛行。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私人園林中，潛藏著無數價值連城的圖書史籍，為后世研究明清歷史留下了一筆珍貴的財富。

久而久之，江南城鎮的文化氛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刻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結語：

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后的高光，明清之際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也是集前朝之大成的文化高峰。

當經濟結構從農業向工商業轉型，當民族融合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洪流，安寧溫潤的江南水鄉憑借自己獨特的地理優勢。

在經濟和文化兩個方面走到了時代的前列，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

參考資料：

《吳興掌故》

《鴛鴦湖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