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就職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我最早得知一群人籌劃推動香港成為高等教育中心，是在1988至1989年。北美華人科學促進會在波士頓開小型研討會，我在那里結識不久后擔任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的吳家瑋教授，他剛于3月2日去世。由于國際政治和安全形勢的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變化，香港高等教育院校近年來對內地高中和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吸引力日增。他們申請來港讀學位當然是一件大好事，然而申請者猛然增多，就難免出現一些負面現象，這就像北方農民俗話所言，“林子大了，什么樣的鳥都有”。本篇評論盡量把這些現象擺在桌面上討論，即便其中的諸多細節讀來令人難為情，目標只在于刺激各位提出預防和改進的建議，讓香港高等院校和內地學生包括其家庭，少受損多受益，讓內地生來港讀書的趨勢可持續。

1990年代初香港科技大學剛開辦，在香港招生的勢頭不太令校方滿意，因為本地優秀的高中畢業生報考理工科的不夠多。校方非常在意開辟向內地招生的新渠道，那個時期他們過來是讀研究生學位。因為招生人數少，所以申請者的素質有可靠保障。許多內地生所在學校的教師，與我們這邊的教師在業務上早有交流，他們推薦自己熟悉的考生來報考，從嚴把關，基本上沒有出現過欺騙行為。我本人了解的幾屆香港科大的內地生獲得學士或碩士學位后，多數被推薦到西方的著名研究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很多人后來在專業發展上成績顯著。

可是，近兩年我與香港4所大學的內地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都有）交流，卻發現他們有些人似乎沒有學到什么新東西。早年來港的內地生，即便英語口語不夠流利，半年一年后，書寫不復雜的英文報告或信件是基本過關的。可是我最近的經驗卻顯示，對方從來不用英文與我討論問題，雖然往返信件多次，而且我們討論的是全球化與內地廠商去海外投資的項目。這類項目涉及的法律、政治、外交、安全、資源、宗教、文化因素復雜交錯，許多內容最清楚的表述應該是用英文，然而對方使用的術語和表達方式，百分百的內地特色。他們在香港已經快畢業了，真是令我困惑。

另一個實例，某位研究生的簽名格式，也顯露出缺少基本的學位知識。他署名的下面是Master，我猜出他本意是表明他的學位是碩士。如果他還是在讀學位的過程中，準確表達應該是Master Student in ABC Program。如果他已經畢業了，應該注明所獲得的正規學位包括專業，比如MS in Statistics 或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他在署名下面標明自己是Master，這到底是啥意思？與他交往一個月后我仍舊是一頭霧水。

與另兩位博士研究生幾次討論他們的論文選題，是中國“一帶一路”延申到東南亞、中亞及更遙遠的地區以后，有些工程項目和商業拓展遇到形形色色的糾紛沖突。造成麻煩的主因之一，是那些地區的宗教組織勢力。我并不是建議博士生對某種宗教組織采取批判或是贊同的立場，這樣的表態不應該寫進博士論文里。但他們首先必須對當地的主要宗教流派及其跨境的聯系網絡要有基本的知識，有些麻煩是境外勢力影響到當地民眾的。而主要的宗教流派之覆蓋廣度和滲透力，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維度。

英美大學里廣泛使用的一本教材（香港高校也有采用）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有專門篇章著力討論。遺憾的是，那兩位博士生對此模模糊糊，只能講出極膚淺甚至扭曲的見解。我當然明白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在內地的正規教育過程中，關于宗教的政治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內容基本空缺。然而他們是在香港讀博士，理應系統地補充這些教學內容。

我不得不進一步探討：以上狀況是不是由雙重因素導致而成？第一是近年來香港高校從內地招研究生的標準下降了（招收本科生的程序不一樣，以后討論）？或者正規標準在紙面上沒有滑落，而在實際的招生過程中有些環節不嚴謹，讓申請方易于鉆漏洞？第二，香港高校對招進來的內地研究生訓練不全面不嚴格，馬馬虎虎讓他們過關獲取畢業證書，本應該在香港學到的內容并沒有學到手？

首先聚焦在第一個因素，探討招收研究生過程中的問題。這幾年我在內地獲知的實際情況，許多暴露出申請方的不夠專業、尤其是不誠實的操作，香港對此也有戲劇性的傳聞（這類傳聞在內地的影響驚人）。申請方包括學生本人、家庭及親友、申請中介機構，我認真觀察和詢問過多個案例。普遍狀態是：學生本人愈是不夠出色，家長的教育背景愈是薄弱，他們就愈是依賴于花錢聘請中介機構全盤操作。

我絕非一概看低這些機構，在全世界的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行業都要聘請中介機構，沒有中介機構就沒有服務業的一大塊，關鍵是他們是否嚴格按照專業標準和行為規則辦事。

在一些比較負面的內地案例里，中介機構人員暗示甚至名言，只要申請者家庭付出合適水平的服務費，就可以做到讓他們的子女拿到入學通知書。所謂“合適水平的申請費”，取決于幾個相對難度，學生本人的綜合狀況水平愈低，收費愈高。在這樣的動力機制驅使下，中介機構人員與學生及其家庭密切配合，在學習成績、本科畢業證書、推薦信、個人綜合素質、實習或工作經驗（報考研究生的人有些已經有這類經歷）、外語和計算機能力等方面，粉飾造假。這樣的申請者成功入學的案例，也刺激了周邊的人趨同。給予內地職業市場的競爭愈益緊張，拿到香港高校的研究生學位對年輕人找工作愈來愈具有廣告效應，于是整個申請行業的操作就愈來愈強化和精巧。

我的建議第一點是：香港所有的高校應該設立一個中英文的公開網站，把歷年外地（當然是以內地為主）中介機構經手辦理的申請香港高校研究生的負面案例，分類說明，披露給公眾。對于那些多次用不專業和不誠實的方法辦理申請事務的中介機構，在查有實證的前提下，點名披露。這樣對雙方都有益處：香港高校不至于接受申請資料造假的學生，發現以后再處理，影響到校方的聲譽。

申請者及其家庭明白，聘用這樣的中介機構辦理，即使拿到了入學通知書，一旦被查證造假，學生本人就成了肇事者。前此我讀到的報道是，香港高校查證了申請資料造假的案例，對學生除名也是懲罰。學生驚恐離港，因為在港居留的合法身份也失效了，這個消息在內地被加倍炒作成類似“逃犯”的案件。剛有報道，一名內地學生造假入學后被香港法庭判決坐監。可是，幫助造假的中介機構人員拿到了服務費（約在3萬元人民幣之內），繼續會做類似的操作，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不公平，而且也不能阻止造假行為對香港高教的損害。

我的建議第二點：在招收外地研究生的程序中，加強對申請者的面試。早年我們在招生過程中，把所有相關資料審核后，會成立一個教師組進行面試。通常是3個人，不能完全是一類的，比如全部來自同一個地區或國家，以避免偏見。面試之前要討論技巧，像做體檢一樣，必須聚焦在申請者資料里最不清楚或可疑的部位，多問幾個問題，基本上能夠讓我們放心。參照我以前的另一個經驗，為美國的私立著名大學做面試，可以提前通知，在指定的城市和時間里，申請者到場，由我們校友做面試。香港高校在內地的校友漸增，可以嘗試委托他們做面試。絕大多數校友對母校是負責任的，不至于刻意聯手申請者造假欺騙。

我的建議第三點：香港高校每隔三年，在內地校友聚集多的地市，委托可靠的專業機構，對近幾年本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影響，包括專業的和非專業的貢獻，進行民意調查。調查結果一定會給母校的發展包括招生方法提供寶貴的啟發。這幾年里我在內地聽到太多的議論，稱許多海外拿到碩士學位回來的青年為“水碩”，意思是“水貨”次品。一問授予這些人學位的海外高校，絕大多數是三流大學。我絕不希望未來幾年里，聽到內地公眾戲稱的“水碩”，甚至“水博”，很多是香港畢業的。香港高等院校在這幾十年里奮斗成就的聲望，是極寶貴的無形資產，千萬不能讓其流失。

本文首發于香港信報評論，原題為“香港高校：林子大了什么樣的鳥都有”，文本據學人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