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街頭響起了巷戰的槍聲。

那一天，一個小姑娘正趴在窗口，看著樓下的解放軍邊警戒、邊走動。她是多么盼望解放軍趕快勝利啊，年幼的她并不懂得解放的含義，只知道自己的伯父就是解放軍中的一員，伯父選擇的軍隊肯定不會有錯。

這位小姑娘的名字叫做周秉德，而她的伯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

在天津解放后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并改回“北京”，周恩來也將他疼愛的侄女接到了北京讀書。

1949年9月1日是開學的日子，在前一天，鄧穎超將周秉德找來，嚴肅地跟她說：“我們共產黨干部與歷朝歷代當官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兵，而且絕不允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意識抬頭！在成長的道路上，你不要想靠伯伯的任何關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

當時年僅12歲的周秉德向伯母肯定地點了點頭，就是這一次點頭，便是她對伯父、伯母一輩子的承諾。

周秉德就讀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在入學之后，她恪守對伯母的承諾，從來沒有以總理侄女自居。

學校的住宿條件非常簡陋，吃飯都是大灶，一個月的餐食費為7萬塊（舊幣），洗漱用的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

周秉德是從天津剛剛搬過來的，從來沒有在老解放區待過，而她同宿舍的室友都是從老解放區過來的。她們特別能吃苦，特別守紀律的精神深深地觸動了周秉德，令她也嚴格要求自己，不敢有任何放松。

當一個雙休日來到，周秉德從學校回到西花廳，周總理正準備要問她學校的情況，她就迫不及待地講起了自己的感受。

聽完她的話，周總理欣慰地點了點頭，鄧穎超則鼓勵她說：“她們身上有許多老區的光榮傳統，你過去缺少這方面的學習和鍛煉，現在能發現，就是進步的開始，要努力向她們學習。”

剛剛入學的那一個月，學校除了正常授課之外，還需要為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做準備。

周秉德這里學會了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就是明朗的天》、《咱們工人有力量》等歡快、有力的歌曲，還學會了跳紅燈舞。

紅燈是紅燈舞必不可少的道具，為了每個人手上都有一盞紅燈，她和同學們找來了高粱桿兒和紅紙，親手制作紅燈，這也是她第一次參與集體勞動。

1949年10月1日的午后，周秉德跟隨著全校師生一起，懷著興奮與自豪的心情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隆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當毛主席莊嚴地宣布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周秉德和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民群眾一起，熱淚盈眶，互相擁抱。她們唱啊，跳啊，直到夜幕降臨。在夜幕下，她們點燃紅燈里的蠟燭，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獻上了自己新學的舞蹈。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們的理想，也非常重視品德教育。老師們的諄諄教導讓周秉德明白了有國才有家，作為新中國的主人就應當時刻關心國家的命運。

1950年的抗美援朝開始之后，師大女附中開展了宣傳活動，好多同學都參加了志愿軍。

周秉德被這無私的報國熱情所感染，也前往了報名站報名。

“你叫什么名字？”報名站的工作人員問。

“周秉德。”

“幾歲了？”

“十三！”

招兵的人立刻搖了搖頭，說：“不行！年齡太小了！下一個！”

沒有任何猶豫與等待，周秉德就這樣被拒絕了，沒有給她一點爭取的余地。當她回到西花廳，將這件事告訴周總理，周總理哈哈大笑：“志愿軍當然不能要你，你還是個孩子嘛，到了朝鮮，到底是你照顧別人，還是別人照顧你呀？”

“可是我想上前線打美國鬼子，保家衛國嘛！”周秉德委屈地說。

“愿望是好的，可也要立足于實際呀！祖國要人保衛，也需要人來建設嘛！你年齡還小，好好學習，將來有的是為國效力的機會。再說，抗美援朝的形式有很多，你也可以在后方積極宣傳，鼓勵適齡的青年踴躍報名參軍嘛。”

周恩來的安慰與教導令她茅塞頓開，于是她積極參加師大附中與女附中所組織的劇團表演，有時在后臺為演出打鼓、敲鑼，有時也出演一些角色。他們以表演話劇、歌劇的方式，為抗美援朝宣傳、募捐。

三年的初中生涯飛快度過，1952年，周秉德就要初中畢業了。

她的成績非常優秀，考上高中完全沒有問題。她的老師和同學都對她說：“以你的成績將來高中畢業一定能去蘇聯留學！”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人都以能去蘇聯學習為榮耀，周秉德自然也不例外，她的母親王士琴還是位俄語教師，一直期盼著女兒能前往蘇聯，將來成為一位醫生、工程師或者作家。

可是，此時一部電影的上映改變了周秉德的想法，而這個想法改變了她的一生。

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在中國的上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電影中女主人公瓦爾瓦娜在農村艱苦的條件下，嘔心瀝血哺育下一代的情節深深地打動了周秉德。

電影中瓦爾瓦娜到晚年時，她教育出來的孩子成為了醫生、工程師、作家等等。周秉德非常感動，她也想為祖國教育出一位位杰出的人才！那幾天，她天天哼著電影中的歌曲，做夢都夢見孩子們對她說“老師好”。

當她回到西花廳，周秉德懷著激動的心情向周總理與鄧穎超宣布：“伯伯、七媽，我不想考高中了，我要報名上師范學校。”

“好啊！和我一樣啊！”鄧穎超非常高興，“我原來也是做老師的，我16歲就老師了，做老師非常有意義，何況現在國家又這么需要。”

說完，她又把頭轉向了周總理，說：“我已經同意了，你怎么不表態呢？”

周總理看了看自己的侄女，然后對鄧穎超說：“她得獨立思考嘛，你說，我也說，這不是給孩子壓力嘛！將來她后悔起來那就沒辦法了！況且秉德也得聽聽自己爸爸媽媽的意見，對不對？”

當周秉德回到家，將剛才的情況與父母一說，父親周恩壽就像自己的大哥周恩來一樣，沒有表態，而母親王士琴則表示了反對。

可是無論母親怎么勸說，周秉德就是一句話：“我要上師范學校，當一名鄉村女教師！”

最終，一直不說話的父親終于開了口：“既然你已經拿定主意了，我和媽媽都支持你。”

雖然父親話不多，但是起到了一錘定音的效果。

1952年，周秉德如愿以償被保送進入北京師范學校，這所學校當時已經有70年的歷史了，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

她在這里學習了三年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東郊區第三中心小學當老師，實現了成為一名鄉村女教師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