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輝

終于完成《北歸記》

早在八十年代就認識了宗璞。

我為大象出版社策劃“大象人物聚焦書系”時，讀她寫父親的幾篇文章，覺得非常好，建議不妨做一本畫傳。我將幾篇綜合，請宗璞提供照片，她為這本畫傳起了一個很好的書名《云在青天水在瓶》。

畫冊出版后，我到燕園送給宗璞，她在上面認認真真寫了一句話題贈。之后，香港出版繁體版，韓國又出版韓語版。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去探望宗璞，特意帶去香港繁體版請她簽名留念。此時，她的眼睛非常不好，卻認認真真寫下“宗璞”名字，年月日也寫得清晰。

我喜歡收藏一些史料。沒有想到，竟然收藏到馮友蘭先生五十年代為科學出版社推薦楊伯峻先生《論語今譯》的一封信。后改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書名為《論語譯注》。這封信寫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全信如下：

1957年1月馮友蘭推薦楊伯峻《論語今譯》（出版時為《論語譯注》）信

科學出版社負責同志：

茲送上北京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楊伯峻先生著的“論語今譯”稿本，《論語》這本書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極重要的資料。但是文約義豐，極不好翻譯。

楊先生是古漢語文法學家，他的翻譯，大概是從文法方面著眼。有些地方從義理方面看還有可以商酌、討論的地方。但是《論語》這部書將來要有很多的翻譯本。

楊先生這個翻譯本，曾經用過很大的工夫，又經過楊樹達先生的校正，對于研究《論語》的人及一般讀者都有很大的幫助。我建議由你們出版。此致

敬禮

馮友蘭

一月十日

為這批往來書信等，我在“六根”上寫了一篇《楊伯峻史料，看看人就醉了》，沒想到閱讀者如此之多。關鍵是這些往來書信不可復制，短信、微信早已取代手稿、書信，重新讀手跡，怎能不讓人醉？

王蒙生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九四年是他的六十歲生日。宗璞與劉心武忙著張羅為王蒙做一次六十大壽，這件事，自然移交由我張羅。好像宗璞還是劉心武說了一句話“大懶使小懶，小懶不動彈”，最終我來操辦。

王蒙的六十誕辰，我安排在報社附近的一家飯館。這一天，王蒙的一些朋友前來。分別為王蒙與夫人崔瑞芳，宗璞蔡仲德夫婦、唐達成、李國文、邵燕祥、劉心武、張鳳珠、李輝、應紅等。

宗璞為王蒙六十大壽撰聯慶賀：“智圓行方黃鐘大呂世相人間金管立，氣豪辭銳朗月清風姓名天上碧紗籠。” 唐達成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多年與王蒙共事。唐達成書法極好，生日這天，他書寫隸書相贈王蒙：壽如金石嘉且好。

十幾年前，宗璞眼睛患上嚴重疾病，最終近乎于失明狀態。可是，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她沒有放棄長篇小說的寫作，她告訴我，她用口授方式，一字一句講出來，請朋友錄入。

開始，她還可以用放大鏡看，后來卻只能請別人念給她聽。如有不妥之處，她逐字逐句予以潤色，于精雕細刻之間，使小說的故事情節敘述柳暗花明，起伏跌宕。

未曾想到，在九十歲來臨之前，繼《南渡記》《西征記》《東藏記》之后，她終于完成了“野葫蘆引”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北歸記》。四部長篇，完成了昆明西南聯大與抗戰八年的全紀錄！真為宗璞感到高興。

了不起的宗璞！

《北歸記》的前五章率先發表于《人民文學》。宗璞與《人民文學》有緣。一九五七年，她的短篇小說《紅豆》發表于此；一九七八年她的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發表于此；一九八七年，她的《南渡記》前半部分也發表于此——這一次，她開始長篇小說的創作。

三十年后，最后一部《北歸記》再次亮相于此。雄心勃勃的宗璞，終于完成一個夙愿：以四部長篇小說，精彩地敘述西南聯大的故事，敘述硝煙彌漫的八年抗戰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宗璞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民國期間更名為“北平”），在這個古城生活了十年。抗戰爆發，全家人離開北平，南渡前往云南昆明，在那里，宗璞進入西南聯大的附中學習，在昆明，一呆就是八年。

八年，諸多往事都在她心中，走進半百之后，“野葫蘆引”的四部長篇小說，一直留存心中。曾經以寫短篇小說為主的宗璞，此時開始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六十歲寫到九十歲，三十年的歲月，眼睛漸漸失明狀態之下，她還是以頑強的毅力，以最后這本《北歸記》完美收官。

讀發表于《人民文學》的《北歸記》前五章，總能感受到宗璞回到北平的那種激動。小說中的主人公，其實都有她自己的影子。第一章第一節，宗璞以雄渾而蒼涼的筆調，書寫萬里長江承載中華民族的歷史前行。讀這段文字，可以想象在她心中沉甸甸的歷史厚重：

嘉陵江浩蕩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濁浪卷起一層層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和金沙江相會，合成了萬里長江，載著中華民族奮斗的歷史，穿山越嶺，晝夜不息，奔向大海。太陽正在下山，映紅了遠處的江面。沿著江岸搭起的凌亂的棚戶，在遠山、江水和斜陽的圖景中，有幾分不和諧，卻給雄壯的景色添了幾分蒼涼。棚戶里有人出出進進，岸邊小路上有推車的、挑擔的慢慢移動，好像江水也載著他們。

不知從哪里飄來的歌聲，隨著江波歡騰起伏。“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刺刀叢里回去！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歌曲的最后一句旋律高亢，直入云天。

（《北歸記》第一章）

如此這般，宗璞以雄渾的開局，完成“野葫蘆引”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北歸記》。

北平，常在宗璞心中

離開北平八年，古城一直在宗璞心中。

幾個月后，合子、嵋、燕殊三位女性，從重慶坐飛機上返回北平，宗璞借她們的眼睛與內心，傾注她對北平的思念。飛機抵達北平，宗璞如此寫道：

時光已經到了下午，飛機進入北方的天空了，快飛！快飛！人們在心里為飛機鼓勁。

“北平！我看見了！”有人在舷窗邊大喊了一聲，許多人擁過去看。果然遠處城郭在望，飛機下面樹木漸漸多起來。“那里有一片水！”有人大叫。“昆明湖！”有人回應。

北平，我們回來了！下午三時二十四分，飛機到達北平西苑機場。飛機停穩了，擴音器里傳出好聽的聲音：“北平，到了。”人們這時倒安靜下來，坐著不動。

機艙門拉開了，一位工作人員出現在門邊，他是從地面上來的，他站得筆直，大聲報道：“北平，到了。”

北平，到了。這用熟悉的口音說出的幾個字，大家聽起來如同仙樂一般。

（《北歸記》第一章第三節）

2009年10月北大燕園看望宗璞，應紅 攝

2011年春節期間北大燕園探望宗璞。宗璞、應紅、小玉，李輝 攝

為返回北平，宗璞在小說中寫了一篇長長文章，題為《北平，和我一起飛》。敘述心中的北平，敘述她兒時生于斯長于斯的北平記憶：首、尾兩端，讀起來，感觸無限：

親愛的北平，我們回來了。我們是飛回來的。本來空中就是我的天下。空中的路是勝利之路，我離開你的時候年紀太小，印象太少。記得的只是方壺，方壺后面的小溪，和小溪上的螢火蟲；城里面只記得香粟斜街的住房和后花園。大人們的懷念和敘述，包括小姐姐的描述在我心中建造了北平城。北平，你是我們心中的城。我們回來了。

車在香粟斜街三號門前停下了，那大影壁上涂染了好幾處黑灰顏色，顯得很臟。開車人跳下來，跑過去敲打那兩扇黑漆大門，黑漆有好幾處都剝落了。一會兒，門開了，忽然出來許多人幫著搬東西。車開走了，我們對著大門站著，娘好像要跌倒，靠在爹爹手臂上。我不知道他們要站多久，我知道門里再也沒有公公了。

北平——我心中的城！我們回來了！

（《北歸記》之《北平，和我一起飛》）

讀《北歸記》，宗璞的敘述可謂起伏跌宕。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她筆下所寫的一位“文化漢奸”的結局。

院中有人說話，是嵋的聲音：“文化漢奸應該照法律一樣懲罰。”

“我看應該嚴懲，因為他們有文化。”是合子的聲音。

蓮秀猛省地從床上站起來，幾乎摔了一跤，她把床單拉平，又怔怔地坐著，看著眼前的小屋。想到凌太太這幾天不知怎樣了，她家的宅子多好啊，誰能想到有一天凌老爺會坐監獄，凌太太住到荒山草屋里去。

（《北歸記》第二章第二節）

躺在床上的蓮秀，想到的就是以“文化漢奸”而入獄的凌京堯。

凌京堯擔任偽職以后，小規模的送往迎來，也免不了參加。有一次，日本人要他穿上日本軍服，去醫院慰問日本傷兵。那時，來找京堯的已不是烏木陽二，而是更為彬彬有禮的文化官員。

京堯聽到這個命令，本能的反應是不能去，可是，怎么樣能夠不去？他和蘅芬商量，想出了一個喝醉酒的辦法。京堯本來是懂得酒的，還曾為酒寫過文章，說各種的酒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是人不同的朋友。卻沒有想到，它可以幫助他逃脫奇恥大辱。

在規定去醫院的那一天，他喝得爛醉如泥，根本站不起來。再加上煙癮發作，眼睛都睜不開。日本人來看了，哼了一聲，把已經送來的日本軍服帶走了。大概因為有更顯赫之名的大文化人，積極參加了日本人規定的活動，他們對于凌京堯這樣的人物就不大關心了。

（《北歸記》第二章第二節）

抗戰勝利消息傳來，凌京堯為之高興：

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他衷心高興，他覺得自己的苦難到了頭。軍警來逮捕他的那一刻，他笑了兩聲，被人喝住。被捕半年以后，依法審訊判決，判他有期徒刑八年。他雖擔任偽華北文聯主席，并沒有做任何實際的事情，總是在煙榻上打發日子。

人問他是否要上訴，他又笑了兩聲，說：“我要說判得太輕了。”他知道這八年他是挨不過去的。刑期的長短對他意義不大，他覺得他對不起一切人，他在煙燈上燒盡了自己，在酒精里化去了自己。

（《北歸記》第二章第二節）

入獄之后的凌京堯，病重住進香山腳下的一個教會醫院。孟弗之前往醫院探望，凌京堯的妻子岳蘅芬。凌京堯見到孟弗之，斷斷續續說：“我等的就是這一天。我要對你們說，對不起。”他連說兩個對不起。孟弗之說：“你已經懺悔了，我們都了解你。安心吧！”

凌京堯最關心的是與他脫離父女關系的女兒雪妍：

京堯望著蘅芬，蘅芬用了很大力氣說：“她在哪里？我們的女兒雪妍她在哪里？”弗之定了定神，橫下心來也用了很大力氣說：“我想你們已經猜到了，三年前，她因為給阿難洗尿布，跌進河里，后來就葬在那個村子里，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弗之提高了聲音說：“你們的外孫已經三歲多了，現在在絳初家中。衛葑已經和澹臺玹訂婚，你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弗之鼓足勇氣說了這一段話，覺得好像走了幾十里路。蘅芬的眼淚滴濕了京堯的被子，京堯閉了眼睛神態安詳，輕聲說：“我知道了，我可以去了。”接著又喘息起來，斷斷續續地說：“我要告訴你們，”他又喘息，然后又說，“我——凌京堯——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說了之后覺得還不夠，又奮力睜開眼睛大聲說：“我愛中國。”他用完了他最后的一點力氣，閉上眼睛松開了手，他去了。

（《北歸記》第二章第二節）

走進一九四七年，宗璞在小說中寫到四月份子蔚和惠杬的婚禮，是在東交民巷一個教堂舉行：

一周后，子蔚和惠杬的婚禮在東交民巷的一個教堂舉行，這是天主教堂。他們都是無神論者，但惠杬喜歡教堂的氣氛，有時也去做禮拜。她覺得只有在教堂舉行婚禮才夠莊嚴，天主教或基督教對她是一樣的。

這座教堂不大，但很秀雅。他們兩人都喜歡這建筑，又都喜歡教堂音樂，選用了一首圣歌。

婚禮只有四位賓客：鄭惠枌和趙軍徽，孟弗之和孟靈己，孟靈己是碧初的代表。另外還有一個小合唱隊，是北平藝專的師生組成的。惠杬穿著白緞本色團花旗袍，長及腳面，還有一件同樣料子的披肩。腳下是一雙銀色淺口高跟鞋。頭上仍梳著高髻。

（《北歸記》第四章第二節）

探望宗璞幾天之后，我走進東交民巷這座修建于一九〇一年的這座教堂，拍攝一組照片。我仿佛可以想象，七十一年前那個日子，無神論者的婚禮在這里舉辦的景象。在他們二人的婚禮上，走出一個人是冷若安。宗璞筆下寫到，他吟誦的是納蘭容若的詞，婚禮以此而達到高潮：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

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為誰春。

漿向藍橋易乞，藥成碧海難奔。

今得執手成連理，偕老霜鬢。

宗璞《北歸記》筆下，呼喚民主、自由是那一代年輕人的理想。《北歸記》第五章，正是以“自由”這首詩，激發所有人的想象：

狂風撼動了參天大樹

撕破了厚重的霞裹云裳

快樂的歌聲高聲唱

自由 自由

讓心靈無拘束

讓頭腦無屏障

自由 自由

讓大寫的

人 呈現在藍天上

合子舉起手臂大聲朗誦：“自由，自由，讓大寫的人，呈現在藍天上！”若安也念道：“自由，自由，讓大寫的人，呈現在藍天上！”又說道：“這詩是誰寫的？”合子指指嵋：“她呀。”嵋忙道：“其實，是受爹爹的啟發，和合子合作的。”

（《北歸記》第五章第三節）

宗璞終于為《北歸記》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2007年1月宗璞研討會上，鐵凝宗璞合影，李輝攝

西南聯大，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

二〇〇二年開始，我一直是吉林衛視“回家”的策劃人。二〇〇五年，終于請宗璞成為“回家”的主人公，走進北京大學的燕園，拍攝她的寫作情景，請她談西南聯大，談小說創作，談她與父親的情感，談她所經歷的政治漩渦。

最終，落筆在她開始創作的“野葫蘆引”系列。讀她與“回家”劇組的對話，可以體味他們一家如何走到云南，昆明時期八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聯大附中的學習生活，一直到開始動筆寫八年抗戰的那段歷史……

宗璞“回家”播出時，片名為《病后余生》。開篇解說詞敘說宗璞在燕園與父親的故事，敘說自己十歲那年離開北平南渡昆明的一路行程，敘說“文革”經歷，敘說晚年開始創作“野葫蘆引”的故事……轉眼十三年就過去了，當年拍攝宗璞的情景卻歷歷在目。

幸好當年有這一次詳細的交談，宗璞為我們留下南渡、北歸的八年故事。細細品讀，可以感受硝煙彌漫的抗戰期間，昆明西南聯大師生們的諸多精彩故事。

宗璞回憶，當年一家南渡，是朱自清先生到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前來接他們：

母親帶了我們四個孩子。就是從天津到香港，你好像，我們已經談過這個事情，就是朱（自清）先生到海防來接我們。在一個飯館里面吃飯，吃飯他的上衣和帽子都被小偷偷走了。

我父親從長沙到昆明去的時候走桂林，走過一個關叫木南關，在車上他把手放在車窗上，當時司機就叫大家，要關車窗叫大家把手都拿進來，別人都很迅速的，他就很慢，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這個手已經傷了，后來給我講這個事情，說別人一聽見說要把手收進來馬上要照著做，只有你爸爸要考慮，說這個抽象意義是什么，意義是什么，想了半天呀等他也想清楚胳膊也撞壞了。

當時聞（一多）先生是參加那個步行團呀，很艱苦的，那個是很艱苦的，從長沙一直走到昆明，和學生一起步行，走了一百天呀，三個多月。

（宗璞“回家”場記摘錄）

走進昆明，十歲的宗璞上西南聯大附中。她曾在蒙自住過幾個月時間。從蒙自，到昆明，八年的生活，一切都留存宗璞心中，從未忘懷。這也是晚年的她，以巨大毅力寫八年抗戰故事的至為重要的原因。宗璞敘述在蒙自、昆明期間的經歷：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昆明，我是上聯大附中，現在也算聯大的校友啊，現在連聯大附小的小朋友也算聯大的校友，老校友一個個的都沒有了。那一段的時光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也是和全國人民一起經受這個八年的這個抗戰。

我覺得那個時候，那種精神啊，還是非常可貴。雖然生活很艱苦，可是好像沒有人想說，我要去躲避這個艱苦，想一個什么招去躲避這個艱苦，能夠很坦然的就在那種生活里頭，過得還很快樂。因為有一個抗戰必勝的信心。因為覺得我們這個生活是非常有意義，對我們的國家非常有意義。

我回去過好幾次了，去過好幾次了，我回去，每次去都要去看自己住過的地方。就是龍頭村，住的時間很久的。在鄉下，就是，我說過我們住在一個豬圈上，起先是住在一個豬圈上。后來搬到一個廟里。如果這次要回去的話，我要去看蒙自。

因為幾次回去都沒有去蒙自，我們到云南最先的一站是蒙自，在蒙自住過兩個月，才到昆明。因為最初，西南聯大到昆明的時候校舍不夠，就把文法學院放在蒙自，以后建立了校舍又搬回昆明。

那個時候雖然生活很苦，可是大家還是精神上很蓬勃向上的，還是很高興的，應該做的是，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少年，一個少年人應該得到一切的教育，家庭，這些我并沒有失去。大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比如像我父親呀，像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一些老一輩，生活很苦，可是他們一方面教書，一方面寫作，從來好像沒有浪費光陰，總是很認真負責的在做事。

我常常記得我們那個時候用那個菜油燈，我并沒有寫到書里去，因為也有電燈，也有煤油燈，有的時候什么也沒有了就用這個菜油燈，就是一個小盤子，你們可能沒見過，一個小盤子，一個竹的架子，就是點這個幾根燈草，《儒林外史》里頭點那個燈草，點那個菜油燈，出一種煙，很黑的。

我記得小的時候，我們是有傷風感冒，我母親就把這個，就用那個煙呀來揉這個鼻子，那就弄的滿臉都是黑的。我父親寫他的《貞元六書》，常常是在晚上，因為白天他常常要教書，要工作，在晚上要點這個菜油燈，然后第二天滿臉都是黑的。

可是當時也并不覺得這個有多苦，我母親有一陣生病，病的比較厲害，常常不能起床，我父親來做飯，我們怎么來點那個爐子也點不著，他是用松樹枝呀，松枝呀編成一個很長的東西，然后把它盤在爐子里，這樣底下一點，上面放上炭，一點就應該著了。

可是我們就弄不好這個，總也弄不著，然后就弄的到處是煙，然后做飯也是，因為那個時候我比較小，我記得我和我父親做飯做的怎么也做不熟，可是也覺得挺好，也并不覺得很苦。

張岱年先生是我的堂姑夫，他就說我的母親呀特別能干，特別的會照顧家。他說馮先生作學問的環境呀，誰也趕不上。他說馮先生一輩子沒買過菜。我父親還是買過菜的，就是在龍頭村，在那個躲警報的那個鄉下。我母親生病的時候，我們一起拿一個籃子去趕集買菜，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比如說朱自清先生，因為朱太太在成都，有的時候他就一個人住，他后來得的胃病嘛，吃飯不太合時，就是遇見好吃的就要多吃。有一次走到一個什么地方，他一次吃了七個饅頭，因為很久沒有吃到饅頭了。

那個時候，他到我們家來吃炸醬面，他覺得很好吃，就吃了太多，后來回去他就告訴別的先生了。說馮先生家的炸醬面好吃，可是千萬別多吃，說回去脹肚，所以朱先生胃病一直沒有好。

在戰亂的那個環境里，一直沒有好吃的，可是大家對這種生活都是很幽默的看待。因為最主要的是要把學生教好，這是學校的責任，這就是最主要的，無論多苦，可是自己所擔負的責任不能放松，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老一輩在他們身上表現的很突出。

把學生教好就是把文化傳承下去，我們的文化不能斷，如果一個民族可以一城一池可以失掉，一個民族一個文化能夠傳承下去，他就是活的。如果整個的文化都消失了，那么他就要死了。老一輩的先生們，就是用他們自己這個心血在培養學生，就是要傳這個薪火。

（宗璞“回家”場記摘錄）

燕園三松堂

宗璞完成《南渡記》，重新開始寫《東藏記》，是在父親去世之后。歷時多年，二〇〇一年《東藏記》出版，三年之后，蔡仲德先生去世。談及這些往事，宗璞心態從容，并無抱怨。她說得好——“人生就是這樣”：

我沒有接著寫《東藏記》就是因為照顧我父。我父親去世以后，也是對我很大的打擊啊。然后再調整幾年，才寫《東藏記》。《東藏記》出版以后，先生又去世了，反正人生就是這樣，我覺得，也沒什么可抱怨的。

就是這是一個沒完的事必須把它完成了，種種的無論是身體有病還是外界的事情都是打斷，我從來沒有想要放棄它，所以一有可能就又繼續寫，就是時間拖的實在是很長。

不過有時候自己想想也還可以安慰，雖然慢了，總是在盡可能的向前走一點一點。有時候就原地踏步，不過再過一陣子又可以走一點，我想這個主要能堅持還是可以做完自己要做的事，就看老天能給多少壽命了。

我生病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父親，對我很大的鼓勵，我父親到晚年這個身體情況很不好了，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最后幾年坐在輪椅上，吃飯也，連吃飯嚼東西都比較困難，吃一頓飯要一兩個小時，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呢我父親還是堅持它的寫作。

每天上午一定的時間要進書房，他自己說他一進書房他的那些想法什么就來了，然后就口述寫文章，他寫文章就是不怎么要改的，寫出一段就很是一篇文章。我寫文章就是要反復的改。

我父親在西南聯大的時候他們說我父親是寫作機器，他們說講演，就是講一段話就是一篇文章，上課講一段話就是一篇文章。他到老寫作，當然不是像以前那么樣的這么順利呀，不過他就是能堅持下來，一直到他九十五歲去世，一直在他完成他的新編巨著。

幾個月以后去世，他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我覺得我有時候是要想起他的這種情況，無論有什么困難只要心里堅持一個目標，一定要這樣。

這個是一種責任，因為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在我們整個民族最危難的時候，每個人都有責任去救亡，去救國，現在這個歷史過去了，這個人的精神，當時那個歷史的，當時生活的真實情況，后人就有責任把它留下來，就是我說的這個整個的，我們一個民族的記憶應該鮮明的，我經歷的那一段歷史，我又是一個寫東西的人，那么我覺得我是有責任來寫，如果不寫對不起許多人那種精神。

《東藏記》好像寫的還不太好，我現在寫《西征記》覺得很困難，《西征記》很困難，因為究竟是沒有去過戰場，可是現在我要寫的事情是和我比較遠的，我在想我究竟有沒有這個本事來把它寫，后來我就想這個《水游傳》，施耐庵也是聽人家講故事，怎么能夠寫出那么樣好的書，我就有時候在那兒琢磨，比如現在寫《西征記》我就要想寫不止是寫戰爭，而且寫當時民眾對于抗戰的支持，比如修路，這一陣抗戰這材料你們都看到了，還有這個修了路然后又破壞路，來阻擋敵人的前進，這些老百姓，我想給它表現出來。

（宗璞“回家”場記摘錄）

宗璞寫“野葫蘆引”，“文革”的反思其實也在她心中。面對鏡頭，她的講述可謂痛切而悲涼：

禍國殃民就是“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誣陷了那么多人，傷害了那么多人。歷史上還有前例嗎？巴金老人提出來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意思也是要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這樣來來反省。“文化大革命”怎么反省就需要勇氣了。需要每一個正直的人的勇氣，避免以后的禍國殃民，它給我們國家帶來這么大的災難。這是我的想法。究竟死了多少人，傷害多少人，這都沒法算了。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記住呢，還有怎么才能不發生這樣的悲劇，這個要大家動動腦筋，不能有發生這樣悲劇的土壤。

（宗璞“回家”場記摘錄）

五月二十四日，前往探望宗璞的時候，墻上掛著一幅父親馮友蘭為女兒書寫的對聯。我與宗璞，在對聯下面合影。拍攝“回家”時，宗璞說，她一直喜歡這幅對聯：

這個對聯我就很喜歡它，就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有一個說法，是說刻在曹雪芹硯臺背后，不過這當然不一定確切。我父親知道我喜歡這個對聯，就寫了這個書法，所以它前面有小字，璞女頗喜此聯為書之。

這個書法非常的秀氣，我覺得，我父親他沒有怎么練字的，他的字都是自己就是興致所至這么寫的。可是他自然的就有這么一種秀氣。他寫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四歲了，寫的這個字啊有點歪，所以有的時候我就叫它斜聯，有點斜。這個雖然有一點斜，并不妨礙他的這個整個字的美。這個對聯也是一種意境吧。這種境界很瀟灑，很超脫，我父親也很喜歡，我們都喜歡這兩句。

（宗璞“回家”場記摘錄）

文章寫得太長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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