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焦慮轟炸機

全文一萬余字，全面梳理所有信息均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港商——“超人”李嘉誠，繼2015年撤資事件后，近日又起爭議。2025年3月4日，李嘉誠家族旗下的上市公司長江和記實業（HK.00001）發表“內幕消息”公告，宣布將以228億美元的價格，將其涵蓋歐美亞洲的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合共199個泊位的權益，出售于美國著名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消息顯示，長和和貝萊德牽頭的財團，將于4月2日前簽署協議。

事件迅速引起了巨大爭議，《大公報》連發文章批評并被國務院港澳辦網站轉載。今天，我們來聊聊此事的來龍去脈，以及背后具有“香港特色”的社會脈絡。全文一萬余字，所有引用文獻資料和公開信息均在結尾列出，感謝讀者們抽出寶貴時間閱讀。

交易的來龍去脈

首先，筆者希望對此次交易做一個最簡單的定性：或許，李嘉誠家族低估了此事在中國方面會引起的回響。但是，此次交易，并非單純“在商言商”思路下，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選擇，而是李嘉誠家族在中美博弈環境下做出的，帶有一定“站隊”意味的政治選擇。開始分析前，我們需要對事件的時間線，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事件源于特朗普對巴拿馬運河的覬覦。去年12月25日，當時還是候任總統的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Social）平臺中“祝愿”——“所有人圣誕快樂，包括中國的優秀士兵們，他們充滿愛心但非法地運營著巴拿馬運河”。今年1月7日，特朗普再次聲稱，不排除使用武力“奪回”巴拿馬運河。

最初，特朗普這一系列暴論，并沒有得到國內輿論的關注——畢竟，特朗普的暴論不止涵蓋巴拿馬，還包括吞并加拿大、格蘭陵以至入侵墨西哥等一系列的暴論，而且大多數人不認為特朗普真的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親自破壞美國賴以維持全球霸權的國際“信譽”。在此次交易前，我國外交部對巴拿馬運河問題的回應口徑，一直是“中方沒有參與運河的管理運營，從不插手運河事務，一貫尊重巴拿馬對運河的主權，承認運河為永久中立的國際通行水道”。

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后，事情迅速發生變化。2月初，在美國脅迫下，巴拿馬當局宣布將退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對此中方表示深表遺憾。與此同時，根據香港媒體“香港01”的報道，在交易發生前，巴拿馬政府曾派出審計小組，進駐和記港口所屬的巴拿馬港口公司展開調查。[1]根據彭博社2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面對美國政府施壓，巴拿馬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取消長和經營運河附近港口的合同。[2]

交易于3月4日達成后，長江和記集團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表示，這項交易是“迅速”、“低調”而又具競爭性的過程下進行的成果，并強調交易是“純商業性質”，“與近期關于巴拿馬港口的政治新聞完全無關”。[3]“香港01”報道指出，與貝萊德的交易談判在數周內完成，各方通過視像會議、電話方式談判，且李嘉誠本人及長子李澤鉅均有參與談判。[4]

3月4日特朗普對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講說，“我的政府將收復(reclaiming)巴拿馬運河，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就在今天，一家大型美國公司宣布，他們在購買巴拿馬運河周圍的兩個港口和與巴拿馬運河有關的許多其他東西以及其他幾條運河”。[5]

必須強調，長和集團這次出售的港口不僅包括其在巴拿馬的兩個港口，還包括其在歐洲、美洲和亞洲等地經營的港口——根據長和集團2023年年報，它合計擁有24個國家53個港口293個泊位的權益，其中歐洲、亞洲、澳洲及其他地區的泊位合共197個，其余96個泊位分別來自“和記港口信托”（主營中國內地、澳門和香港業務）和其他中國內地及香港業務。同時，2023年度，長和港口業務產生408億5100萬港元的收益，其中80%的收益來源于其歐洲、亞洲、澳洲和其他區域的業務。[6]也就是說，長和集團出售了所有的海外港口業務。

更重要的是，根據長和集團2024年業績公告，長和集團“港口及相關服務”的附屬公司、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在中國內地、澳門和香港以外，除了分布荷蘭、波蘭、英國、瑞典、西班牙、韓國等西方國家，以及本次的話題焦點巴拿馬運河以外，更包括埃及、墨西哥、阿聯酋、泰國、新加坡、沙特、巴基斯坦、印尼、阿曼、越南、馬來西亞等“一帶一路”亞非拉國家，以及澳洲、新西蘭兩個掌握中國大量原材料供應的大洋洲國家。[7]毋容置疑，此次交易將顯著影響中國在海外，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國家和主要原料產地的貿易利益——只要看一眼長江和記自己公布的“和記港口全球網絡”地圖，就能明白此次交易涉及了多少“一帶一路”的關鍵貿易路線。

和記港口全球網絡示意（僅展示亞州、非洲、美洲部分）

（資料來源：和記港口公司小冊子[8]）

長和集團港口業務的其中一部分相關附屬公司、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

（資源來源：長和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第133頁[7]）

對于此次交易，我國有關部門的回應來得稍晚，但態度極為嚴厲。（相信大家都有了解，在此不再贅述）

梁振英3月18日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沒有祖國的商人只會淪為沒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舉世皆然。美國商人只能做、只會做符合美國利益的事，不能做任何違反美國利益的事，美國政府只會扶持美國商人，不會扶持外國商人，這就是美國商人和美國的必然關系，其他國家，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同理。中國，也同理。”[9]這段話不僅是對商人的道德要求，更表明了我國政府與商人（包括香港商人在內）關系的實質——我國有關部門與商人不僅存在暢通的溝通渠道，更能夠為商人提供實質性的政治支持。

當我們回顧長和一方對此次交易“迅速”、“低調”的描述，就這一體量的交易而言極短（僅僅數周）的談判時間，極不嚴肅的談判方式（僅以視像會議和電話方式談判，談判期間雙方高層甚至可能并非直接會面），再看我國有關部門極其強烈的反應，便很容易明白：長和一方在此次交易中，不僅沒有知會我方有關部門，更以刻意保密和壓縮談判時間的方式，意圖回避我方有關部門的正式和非正式監管。（由于需要時間確認長和一方是否曾和我方有關部門進行實質性的溝通，以及制定應對策略，我方的回應才來得如此之晚）

長和一方對此次交易“純商業性質”的表態，其真實含義只有在上述分析下才能得以理解：只有排除“非商業”的我國因素，才能讓自身商業利益實現最大化——這本身便是一個政治表態。

問題是，李嘉誠緣何做出如此抉擇？

“超人”的誕生

提到香港商人，李嘉誠絕對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在香港，他被稱為“超人”。

李嘉誠的發跡史，相信各位讀者都耳熟能詳。1928年，李嘉誠于廣東潮安出生，11歲時因日寇侵華，舉家搬遷到香港，并先后在香港的制造業企業擔任推銷員和總經理。1950年，李嘉誠以5萬港元創辦長江塑膠廠，其后開展塑膠花生產，成為著名的“塑膠花大王”。

六十年代中期，香港前后爆發銀行危機和社會動蕩，地產市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李嘉誠趁機吸納大量廉價地皮和物業，開始大規模經營房地產開發的業務。1971年，李嘉誠創辦長江地產有限公司，1972年改名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1月掛牌上市。此時，李嘉誠已經是香港著名的地產商人。[10]

不過，上述的所有“發跡史”都并不是他生平的重點，更重要的是他與港英政府和英資財團的關系。

1974年，長江實業向華人置業購入華人行，并與匯豐銀行合作重建華人行，作為集團總部的所在地。1977年，香港地鐵公司宣布就中環站和金鐘站（香港的市中心）上蓋發展權招標，長江實業提出了“上蓋物業完工時間與地鐵通車時間配合”的發展方案，成功擊敗老牌英資財團置地集團，獲得了兩站上蓋的發展權，被譽為“華資地產界的光輝”，并獲得了進行下一步商業行動的資本。[11]

真正讓李嘉誠成為“超人”的，是他在1970年末到1980年初，對香港英資公司的一系列收購行動——其中最著名的行動，是1979年收購和記黃埔的行動。

和記國際是香港最著名的洋行之一，在其全盛時期，旗下的附屬和聯營公司達到360家，經營業務涵蓋地產、財務、保險、酒店、船塢、船務等等。1970年代中葉，香港歷經股市崩潰及中東石油危機，經濟發生巨大波動，和記國際的財務狀況逐漸惡化。

1975年，由于匯豐銀行收緊信貸，和記國際在印尼的一個工程項目出現周轉不靈的危機，被迫接受匯豐銀行的收購，由匯豐注資1.5億元收購其33.65%的股權，成為其大股東。其后，匯豐對和記國際進行了管理制度改革和重組，并在1977年將其與附屬公司黃埔船塢合并，成立和記黃埔。

1979年，和記黃埔扭虧為盈。根據香港公司法、銀行法，銀行不能從事非金融性質業務，債權銀行可以接管陷入財政危機的企業，但必須在其經營走出正軌時，出售予原產權擁有者或其他投資者。當年，李嘉誠秘密與匯豐銀行接觸商討收購和黃，匯豐答復稱“只要條件適合，長實的建議會為匯豐有意在適當時候有秩序出售和黃提供機會”。[12]

李嘉誠和匯豐的洽談，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老牌英資洋行怡和集團、太古集團以及與匯豐有密切業務聯系的船運大亨包玉剛，都有意收購和黃，但匯豐并沒有與其進行洽談，也沒有就出售和黃事宜招標。[13]這種秘密談判的做法，與今天長和出售海外港口業務的做法如出一轍。

9月25日，李嘉誠與匯豐就收購和黃達成協議，總價僅約6.39億港元，并且只需要立刻支付總價的20%（大約1.2億港元），其余部分可采取延遲支付的辦法，為期最多達到兩年。這個價格是什么概念呢？當時的和黃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韋理直斥“李氏此舉等于用2,400美金做訂金，而購得價值10多億美元的資產”。

為何匯豐銀行選擇了李嘉誠？韋理直言“香港目前的政治與經濟因素是促使上海匯豐銀行決定不將和記股權轉讓予其他人士控制的公司”，“銀行方面是樂意見到該公司由華籍人士控制”。有銀行家更認為，“匯豐估計今后10年內李嘉誠是全港最重要的人物，勝利者當然是首選”。[14]

在1979年，香港“目前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又到底是什么？當年3月29日，鄧小平會見時任港英總督麥理浩，后者提出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以解決新界地契“九七大限”的問題，但是這一建議為鄧小平明確拒絕。同時，鄧小平明確提出，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15]1981年，李嘉誠獲得香港非官守太平紳士銜。

匯豐選擇了李嘉誠，李嘉誠自然投桃報李——他的一位得力干將曾說，“李嘉誠對匯豐銀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業事務都通過匯豐銀行來進行”。[16]1985年，李嘉誠以29.05億港元價格收購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簡稱“港燈”，是香港最主要的電力公司）名下34.6%的股權。收購完成的當年，李嘉誠出任匯豐銀行董事局非執行副主席。[17]

1986年，李嘉誠將一座一米高的新匯豐銀行總部純金復制品，送給匯豐銀行主席沈弼（M.G.R. Sanberg），作為退休的告別禮。[18]

印象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資本家的一系列勝利，往往被視為香港華人資本面對英國資本的勝利，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到愛國商人（港英眼中的“親中”商人）身上，便可以看到另一幅圖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著名愛國港商霍英東。

在1950年代，霍英東便已經是香港地產業的風云人物。1960年代，霍英東經營位于尖沙咀海旁的“星光行”。當時，中英關系處于低谷，霍英東將“星光行”單位租予有中資背景，經營中國工藝美術品的中藝公司，便被港英政府視為“親中”的表現。霍英東眾所周知的在抗美援朝時期的作為，也讓他成為了美國政府的眼中釘。

針對“星光行”，美國駐港領事館將之列入了黑名單，明確宣布其租客將不被允許買賣美國貨——有如今日的“實體清單”。無奈之下，霍英東便采取超低價戰略（每英尺每月僅租九毛錢）促租。然而，此時香港電話公司給各個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戶打電話，讓他們不要租用“星光行”，否則“駁通電話可能遙遙無期”。

在李嘉誠一邊節節敗退的英資置地集團，在霍英東陷入困境時，卻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了。1967年，霍英東被迫以3750萬港元的低價，向置地集團賣出星光行。其中，只有1750萬港幣，是用現金即時支付的，其余2000萬則以承諾票據（Promisory Note）支付。

為此，霍英東一直憤憤不平，“世上哪有這樣豈有此理的事，你向我買物業，我將物業轉名過戶，你卻來一紙票據作算？價錢多少是小事，但我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恥辱！”可以看到，匯豐給李嘉誠的條件，是多么的優惠。

霍英東并非沒有另找買家的想法，他寫了一封信給駐港領事，詢問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會否將之從黑名單中剔除，得到的回復是“先要看買家是誰”。英美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親中”人士手中——如果“星光行”不賣給“置地”，霍英東未來還會遇到很多麻煩，他只好完成出售“星光行”的交易。

此后，香港地產市場進入了又一個黃金時期。但是，出于對港英政府“封殺”的顧慮，即便霍英東是當時資金最為充裕、實力最為雄厚的地產商，但他仍在1967年后改變了投資策略，逐步淡出香港地產市場，“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霍英東發展信德中心，仍要找何鴻燊、李嘉誠等人合伙，便是為了減少來自港英當局的政治風險。

霍英東還曾進入貨柜碼頭行業，曾投得葵涌貨柜碼頭一號碼頭的經營權。然而，港英政府要求他保證每年至少要有二十萬個貨柜箱在碼頭停泊，才能繼續經營。無理要求之下，霍英東只好放棄碼頭的經營權。[19]

李嘉誠的勝利史與霍英東的失敗史，幾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找到對應關系。李嘉誠可以從匯豐以賤價和延期付款買入一整個和黃，但是霍英東卻只能在英美壓力下賤價和承諾票據賣出“星光行”；李嘉誠能夠從英資置地集團搶下香港地鐵公司的地鐵站上蓋發展權，但霍英東的產業卻被置地賤價接收；李嘉誠能夠通過匯豐進入香港的港口行業，但霍英東卻在港英阻力下被迫退出；李嘉誠與匯豐、地鐵公司親密無間，但霍英東只能對港英政府和英資機構敬而遠之。

可見，誰能成為“超人”，不僅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更是殖民者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同時，殖民者并不是單向地選擇“勝利者”，想成為“勝利者”的人們也同樣在選擇殖民者，當“勝利者”被納入殖民體系當中之時，殖民者與“勝利者”就成為了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最自由經濟體”口號的背后，一雙有形的大手主宰著商人的勝利與失敗。

“領班”們的前世與今生

最近“日耳蠻贏學”非常的火，其衍生出來的“達利特領班”和“梵化”兩個新概念，成為了當前風口浪尖上，李嘉誠及其家族的兩頂“新帽子”。公道地說，筆者并不贊同用“達利特領班”概念，來概括包括李嘉誠在內的香港華人精英群體，因為“達利特”這詞確實是過于貶義了——大部分香港華人精英都積極地配合我國有關部門的工作，協助實現了香港回歸的歷史偉業，并且為“一國兩制”的實施和香港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香港華人精英卻是一個矛盾的群體，絕大多數人的愛國愛港立場是站得穩的，但是其生活方式卻又是“梵化”的——這是殖民統治治理術的體現。

殖民統治前期的香港社會，種族歧視無處不在，歐籍人與華人之間形成了顯著的社會隔離。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太平山山頂的白人社區，它有自己獨立的警署、會所和醫院，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王國——直到今天，太平山山頂依舊是香港最著名的富人區。根據1904年的立法，除了傭人、廚師和司機以外，沒人華人被允許在山頂居住。1918年港英政府另立新例，甚至還取消了這些仆役的“居住權”。

太平山山頂的白人社區，是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典型“山中避暑地”（hill station）。“山中避暑地”即印度北部小鎮西姆拉（Simla），是英國殖民精英的“避暑圣地”。殖民精英要求“山中避暑地”與本地人區隔，使用的理由往往是認為山下的“熱帶氣候”并不健康和“衛生”，會傳播像霍亂、瘧疾、傷寒等疾病。不過，“山中避暑地”最核心的目的，在于讓英籍/歐籍人士“恢復開拓帝國所需的體力和精神”，從而延續殖民精英階層的再生產。

1904年80名在山頂擁有物業的人士向港英政府請愿，要求將山頂劃為“只供非華裔居民居住的地方”，理由便是認為如果歐籍人因華人精英涌入而避居山下，就會“大有礙于他們的健康”。它們認為，應該把山頂留給歐籍人士，讓其新一代在“所能找到的最健康環境”中渡過童年。如此才能合乎“整體社會的利益”，因為他們認為香港的未來福祉與“以后對于大英帝國的價值”，極大取決于“這個社會內歐籍人的福祉”。

面對來自白人的種族隔離，香港華人精英的應對之道，是以仿效英國殖民者的方式，建構屬于自身的社會空間，一方面提高自己相對于華人群體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拉近自身與歐籍人的距離——用“贏學”的視角，就是所謂的“梵化”。

1899年，香港著名華商何東與幾名被禁加入香港會（香港歐籍英籍人士的主要會所）的華人，成立了華商會所，其成員多為當時香港著名的華人精英和專業人士。1912年，被拒加入高爾夫球會的何啟、韋玉和另外幾名華人聯名上書政府，要求撥出土地成立中華游樂會，這是一個以木球和網球運動為中心的英式會所，而高爾夫球和網球都是屬于英國精英階層的運動；中華游樂會和英籍人士的會所一樣，會籍篩選嚴格、會費高昂且會規嚴厲，甚至會所餐廳的餐具都是銀制的。

有趣的是，面對港英政府的種族歧視措舉，香港的華人精英并沒有大力反對。例如，1904年的山頂立法當中，著名香港華人領袖何啟和韋玉并沒有大力反對，盡管認為草案帶有“階級立法性質的明顯意味”，但確信它是合理和允當的，因為香港的財富和福祉大大依賴于歐籍華人。兩人只提議新增一個條款，使港督有權批準適當華人到山頂居住。[20]

在省港大罷工當中，周壽臣、羅旭龢等香港華人資產階級領袖，徹底站在了港英當局的立場，認為大罷工是“廣州的布爾什維克的陰謀所引發，明言以摧毀香港的經濟生活為目標”，并通過“工業維持會”和《工商日報》的渠道，策動了反罷工的宣傳戰。[21]不過，這兩人不止對英國人“忠誠”，在日據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時期，他們同樣是日本占領軍的合作者，最終在戰后被重新執政的港英政府，排除出體制以外，不再獲委任公職。[22]

在香港戰后數十年的繁榮中，發展起來的華人資產階級集團，其生活方式和經營方式也同樣是“梵化”的。香港商界所有的“大佬”——包括李嘉誠、郭鶴年、李兆基、鄭裕彤等人——都會玩高爾夫球，以高爾夫球場作為商業接待和商務社交的場所。[23]

中國內地的第一個高爾夫球場，其實就是霍英東倡導興建的——他與何賢、何鴻燊、馬萬祺等合伙在內地興建“中山溫泉賓館”，落成后他提議在賓館的后山坡上，興建一個高爾夫球場，起初在內地方面受到很大的阻力，一些人認為高爾夫球場是“貴族化”和“資產階級化”的玩意，香港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打高爾夫球是“高消費”，質疑到底會有多少人來玩。其后，項目得到時任廣州市第一書記支持，才成功上馬。在霍英東的回憶中，他堅信“只要大陸繼續奉行改革開放政策，高夫爾球場就有興建的必要”。[24]

不過到了今天，哪怕是在香港，高爾夫球場龐大的占地面積，也已經成為了其解決房屋問題的障礙之一，港府無力收回高爾夫球場發展，一直是影響其執政公信力的負面因素。

粉嶺高夫爾球場

相對于其他華人資本家，李嘉誠更為特殊。其他的華人資本家大多只把“鬼佬”外籍人士作為裝點企業的門面，但是李嘉誠在使用外籍人士方面卻得心應手——在收購和記黃埔以后，李嘉誠吸收了大量來自歐美的經理擔任高級職務，和黃被形容為一個“鬼佬王國”。不過，在媒體和股東面前，李嘉誠從來不說英語，而只說廣東話，在香港傳媒面前，他仍然是被譽為華人驕傲的“李超人”。[25]盡管如此，李嘉誠與匯豐和港英政府的關系早已經廣為人知，他比其他華人資本家更為曖昧的立場和態度不難理解。

霍英東是李嘉誠與我國有關部門建立聯系的引路人。在上世紀70年代，霍英東作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經常請李嘉誠、郭德勝、何鴻燊、李兆基等地產商，到他家聚餐，或者到新華社在山頂的招待所和沙涌別墅，讓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與他們見面、交談，“怎樣在地產商里打開困局，霍生起的作用很大”——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當時我國駐港部門在香港地產界的孤立狀態。[26]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李嘉誠與我國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聯系，1985年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2年任國務院港事顧問，并曾多次會見我國國家領導人。李嘉誠在香港的政商關系，也自然延續到“九七”以后。

在這里還要多說一句，李嘉誠作為一個高度依賴政商關系的商人，他本人及其家族大概率能夠意識到，此次和黃海外港口交易的敏感性，而且即便與我國關系不如以往緊密，但只要他想與我方有關部門進行溝通，渠道必然是暢通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能不能”，只有“想不想”。

盡管當年那些香港豪富們盡管政治取態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共同生活在香港上流社會的社交世界當中，共享著香港華人精英階層可稱之為“梵化”的生活方式，并建構了香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底色——從政治立場上看，現在大部分香港的精英階層和資產階級，都堅持愛國愛港和“一國兩制”立場，但其“梵化”的生活方式和資產配置，又使他們在國家利益和香港自身發展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容易抱有某種“曖昧”的態度。

像霍家這樣與我國一直站在一起的家族，立場自然無可置疑。但李嘉誠及其家族在香港的角色，以及在重大國家利益問題上的立場，在社會上一直有巨大爭議。他在1999年在未招標的情況下中標數碼港項目（后來被廣泛認為是一個發展成“地產項目”的失敗投資），便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巨大爭議。[27]

在千禧年以后，隨著香港房價的飆漲和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惡化，他更被視為“地產霸權”的罪魁禍首。不過，隨著他2015年開始的撤資，以及在一系列香港敏感事件當中展現的曖昧態度，他在香港部分人士當中，竟然又變回了“李超人”，重新成為“香港精神”的代表，又何其諷刺。

另一方面，以李嘉誠等人為代表的香港精英階層，盡管其生活方式是高度“梵化”的，與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觀念格格不入——但實際上，這一階層卻壟斷了香港社會從中國內地，獲得發展機會和利益的絕大多數渠道；千禧年后中國迅猛發展的二十年里，香港基層社會和一代青年人，大多沒有從中獲得什么利益。

筆者是香港人，在內地某名牌大學讀書，獲得了某香港著名慈善機構的獎學金，在出席迎新宴和頒獎禮時，驚訝地發現：除了筆者本人以外，幾乎所有獲得（針對內地大學的）獎學金的同學，都有一定程度的內地背景。當香港部分人和部分青年，模仿著精英階層“梵化”的生活方式，而失去了對祖國的興趣和了解，甚至部分人因而走上歧路的時候，像李嘉誠這樣的“領班”們，但卻可以利用與內地的獨特聯系大發橫財——這一組矛盾，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此次和黃出售海外港口業務所引發的事件，表明新自由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國際種姓體系”，已經陷入了重大的危機——所謂“在商言商”，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是否還能適用？是否還要繼續“梵化”，以當一個“達利特領班”為目標？在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應當如何選擇，又將從選擇中獲得和失去什么？

這不僅是李嘉誠和其家族在當前要回答的問題，更是所有香港人，以至所有與這個“國際種姓體系”有關的中國人，都不可能回避的時代之問。

注釋

1. 《特朗普2.0｜長和港口子公司　被巴拿馬政府審計》，《香港01》 ，2025年1月21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9594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 《特朗普兵臨城下　巴拿馬拿香港長和開刀？》，《香港01》，2025年2月6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100653?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3. 《長和開市飆15%！　天價沽港口業務　回籠現金等於市值》，《香港01》，2025年3月5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657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4. 《長和千億元賣巴拿馬港口業務　據報李嘉誠及李澤鉅參與交易談判》，《香港01》，2025年3月6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712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5.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6th March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3/remarks-by-president-trump-in-joint-address-to-congress/

6. 《2023年年報》，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2024年3月31日，第18-23頁，https://doc.irasia.com/listco/hk/ckh/annual/2023/car2023.pdf

7.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2025年3月20日，第133-134頁，https://doc.irasia.com/listco/hk/ckh/announcement/a309955-c_pressannouncement_2024a.pdf

8. 和記港口公司小冊子，2025年3月，https://hutchisonports.com/media/d/Hutchison+Ports+Brochure_TC+%28Mar+2025%29.pdf?key=000000000017425285088169PGc4

9. 《梁振英：商人也有祖國》，大公文匯網，2025年3月18日，https://www.hmo.gov.cn/sgazx/gayw/202503/t20250318_40520.html（國務院港澳辦網站）

10. 馮彥邦：《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126-128、150頁。

11. 馮彥邦：《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150-152頁。

12. 馮彥邦：《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228-230頁。

13.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14. 馮彥邦：《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230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500-501頁。

16.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第114頁。

17. 馮彥邦：《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234-235頁。

18.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第114頁。

19. 霍英東口述、冷夏執筆：《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10-115、197頁。

20.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帝國殖民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80-101頁。

21.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帝國殖民者》，第129-136頁。

22.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帝國殖民者》，第164-166頁。

23.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第94頁。

24. 霍英東口述、冷夏執筆：《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第163-165頁。

25.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第98、102頁。

26. 霍英東口述、冷夏執筆：《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第126頁。

27. 【美】喬·史塔威爾著、史鈺軍譯：《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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