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如何通過法律工具抵御突發風險

【案例一：跨國物流合同中的“病毒變種”爭議】

2022年，某國內建材企業與海外采購方簽訂鋼材供應合同，約定“新冠疫情屬于不可抗力”。然而，在合同履行期間，因奧密克戎變異株導致港口封閉，企業遲延交貨達3個月。外方拒付貨款并要求賠償，主張“病毒變異未超預期，不適用不可抗力條款”。法院審理認為：變異株的傳播路徑與初期疫情存在顯著差異，超出一般商業主體的合理預判，最終認定企業部分免責。

俞強律師法律分析：根據《民法典》第590條，不可抗力的認定需滿足“無法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三要件。本案爭議焦點在于“病毒變異是否屬預見范圍”。法院通過分析合同簽訂時的科學共識與行業預判標準，劃定了“合理預見”的邊界。啟示：企業應在合同中明確“不可抗力事件”的具體定義，如細化“疫情擴散等級”“政府防控措施級別”等觸發條件，避免籠統表述。

【案例二：國際商事仲裁中的“數據缺失”困境】

某進出口公司與歐洲客戶簽訂設備采購協議，約定因不可抗力導致的交付延期需提交政府證明文件。2023年初，國內疫情管控政策調整后，企業因供應鏈中斷導致延期，但未能及時取得行政機關的正式證明材料。仲裁庭認為：企業未按合同約定程序履行舉證義務，需承擔不利后果。

俞強律師法律分析：根據國際商會（ICC）2021年發布的《不可抗力與情勢變更條款指南》，主張不可抗力方需承擔嚴格舉證責任。此案暴露出許多企業忽視的細節——證據形式需符合合同約定。后疫情時代，企業在主張不可抗力時，不僅要保存通行證、物流記錄等直接證據，還需關注對方所在國司法程序對證據的認定標準，必要時可引入第三方公證或行業協會證明。

【案例三：商品房交付爭議中的“灰色地帶”】

2022年，某房企以“疫情防控導致施工停滯”為由，延期交房6個月。數十名業主起訴要求賠償，房企援引購房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抗辯。法院調查發現，房企在疫情期間未采取合理措施（如調整施工計劃、申請復工許可），最終判決：房企未盡減損義務，僅能免除30%的違約責任。

俞強律師法律分析：《民法典》第590條明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義務的當事人需“及時通知對方”并“提供證明”，同時采取必要措施減少損失。此案中，法院通過審查施工日志、人員調配記錄等，認定房企存在“消極應對”問題。關鍵提示：不可抗力條款并非“免責金牌”，企業需同步履行減損義務，否則可能面臨“部分免責”甚至賠償責任。

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俞強律師提示

1. 條款精細化：將“疫情”“自然災害”等抽象概念轉化為可量化的觸發條件（如停工天數、封控范圍）；

2. 證據鏈管理：建立突發事件的實時記錄機制（如政府公告截圖、物流中斷證明）；

3. 動態調整義務：在合同中加入“再協商條款”，明確雙方在長期不可抗力下的合作調整路徑；

4. 行業差異化：制造業企業可重點約定供應鏈中斷責任，外貿企業需關注國際貿易術語（如Incoterms）與國內法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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