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結束后，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的命運也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政治斗爭的波譎云詭也在持續上演。

接下來的路該怎么走？

關于這一點，每個人都有基于自我認識的觀點。而也正是因為獨立個體的差異性及其背后錯綜復雜的關系才讓政客們難免唇槍舌戰，乃至孤注一擲。

作為歷史轉折中的主席華國鋒在次年2月提出了“兩個凡是”——公允的說，它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華老也并非最主要的參與者，可是作為領導人他又顯然是難辭其咎的。而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就在特殊時期結束后不久，鄧小平就已經重獲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利，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接下來的問題就已是大論戰。

1977年7月，鄧小平已經擔任了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相繼在中央黨校、《光明日報》、新華社等發表，矛頭無疑就是“兩個凡是”。

汪東興對此曾公開批評了胡耀邦、《光明日報》，討論也短暫叫停。但在兩個月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因為葉劍英等人的反對討論得以繼續，接下來就有了一如《中國青年》等的復刊發表。

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意味著華國鋒對方向把控上的失效（這也與他出身地方，缺乏基礎等無不相關）。很快也就有了我們現在人盡皆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了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

這也帶來了一系列的人事變動，華國鋒的去留也擺上了前臺。1980年，很短時間內北京連續召開了九次高層會議。會議期間氣氛相當緊張，討論的問題很復雜，也很嚴峻，這不僅關系到一眾領導人的去留，也更關系到國家命運。

對于這一輪會議，華國鋒無疑是有著極高的政治素養高尚品德的，他允許大家開誠布公，大膽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因此會上不少人都直接談了自己的想法。

這些想法里有些肯定了華國鋒這幾年為了穩定局勢而做出的努力，也有很多想法則公開向華國鋒表達了不滿，認為他已經不太適合再擔任國家一把手。

因為爭論非常激烈，所以華國鋒也感受到了壓力，幾輪會議結束后，意識到大勢已去的華國鋒已經向組織表達了辭職的想法，但這事并未最終確定下來，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同意。

看到會議陷入僵局后，陳云開始明確表達自己的想法，他表示華國鋒在粉碎 “四人幫” 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關鍵的歷史關頭擔起了責任，穩定住了全國大局，避免社會陷入危機之中，這是值得歷史銘記的豐功偉績。

但現在國家面臨新的歷史選擇，正在面對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因此領導人需要有更強的綜合能力，要有戰略眼光和改革魄力。

當下對國家發展制約最大的就是經濟領域的僵化模式，只有大刀闊斧改革，打破舊思維和舊做法，才能進一步激發干部隊伍活力，推動經濟領域的生產建設。

而華國鋒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有局限性，因此華國鋒要有 “自知之明”，要立足當下、著眼未來。

陳云這番話意思已經十分明確了，那就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思路已經和當下時代的需要發生了沖突，所以應該主動離職，讓更有改革精神的人來領導大局。

當時鄧小平已經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主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討論過，但具體是否落實，怎么落實，當時工作其實并沒有真正展開，畢竟有很多人不太相信先富能帶動后富。

面對當時國家財政的困難局面，社會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的狀態，似乎不改革開放，貧窮的問題就沒辦法解決，也不可能去引進外資，推動產業發展，所以改革開放實際上成了不得不走的一條路。

對于華國鋒感受到的壓力，葉劍英也感同身受，畢竟他曾經和華國鋒聯手粉碎了“四人幫”，兩人也可以說是生死之交了。但葉帥也認為國家需要改革，不能再按照原來的路走了，最終他決定為華國鋒承擔一些壓力，講了一些話，倒是讓不少人頗感意外——這其實也是政治素養的體現。

當時在談及華國鋒去留問題時，葉帥明確表示華國鋒在粉碎 “四人幫” 的艱難斗爭中頂住了巨大壓力，為國家撥亂反正打開了希望之門，這份功績名垂史冊，但自己作為重要的核心領導，也有責任，況且自己年事已高，也到了考慮退休的時候，也提出了辭職的想法。

葉帥這么說，一方面是避免華國鋒成為眾矢之的，讓華國鋒過于尷尬，另一方面也是擔心華國鋒突然去職，引發國內外過多猜測，所以自己也提出了離職的想法，這樣的話，能緩解一下緊對立氛圍。

最終，華國鋒決定離職，鄧小平開始主持工作，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