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美國白宮突然宣布新一代戰斗機F-47的研發計劃，在中國兩款六代機原型機亮相的背景下，特朗普高調宣稱這款“第六代戰機”將成為“全球最強”，并指定由近年來深陷丑聞的波音公司負責研制，在外界看來里面透露著不同尋常的信號。

特朗普乃至整個美國政府對這款F-47隱形戰斗機寄予厚望，因此在命名上也花費了不少心思，比如編號上呼應特朗普就職美國第47任總統，再比如編號數字上恰恰比中國第六代隱形戰斗機殲-36略大，貌似“領先一代”。

但深入中美兩款隱形戰斗機的技術細節，兩國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設計哲學和設計理念。

以氣動布局為例，F-47意外采用了曾被美國航空界“唾棄”的鴨翼設計，這種布局雖能提升機動性，卻可能犧牲隱身性能。反觀中國的殲-36，堅持“三無”設計（無鴨翼、無水平尾翼、無垂直尾翼），通過矢量發動機和飛控系統實現機動與隱身的平衡。從這里不難看出，美國傾向于在現有框架內快速迭代，設計偏向保守；中國則追求顛覆性創新。

再者F-47強調“模塊化升級”和“超大航程”，其機身尺寸比F-22大30%，意圖打造“空中武庫機”，在印太地區執行遠程制空任務。

中國的殲-36更注重“體系化作戰”，據外媒推測，該機型可能配備量子雷達和激光防御系統，側重與無人機群的協同配合。當然，咱們不能以此評價誰先進、誰落后，其實都是需求所致：美國需要彌補基地分散的劣勢，中國則聚焦區域拒止/反介入。

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性能指標上，美國政府和媒體似乎有意夸大宣傳。美方宣稱F-47的隱身涂層技術“領先兩代”，卻選擇性忽視中國在太赫茲雷達領域的突破，而這可能抵消F-47隱形上的優勢。

特別是在動力系統方面，F-47沿用改進型F135發動機，殲-36則可能配備變循環發動機，后者在超音速巡航能力上更具潛力。這些技術變量的差異，使得單純比較紙面參數失去意義，實戰環境下的體系對抗才是決勝關鍵。

應該說美國F-47與中國殲-36各有千秋，不過美國軍費似乎在戰略方面賦予F-47更多意義，這點很符合特朗普的一貫作風：“沒有我更懂得隱形戰斗機的用途”。

美軍方文件顯示，F-47將搭載“自主作戰管理系統”，能指揮無人機群實施蜂群攻擊。美軍試圖用這種“有人機+AI”的作戰模式，將飛行員角色從操作者轉變為決策者，進而提升單軍作戰力。

但值得警惕的是，五角大樓的《2040空戰規劃》明確將F-47定位為“印太戰區核心節點”，其部署重點直指中國東海、南海方向。

在經濟層面，它要重振軍工霸權。 美國計劃向盟友出口F-47相關技術，試圖復制F-35的“全球供應鏈”模式。當然，這種從掏空盟友錢袋子的做法在實際操作中面臨很多挑戰，因為日本已啟動“FX第六代戰機”計劃，歐洲推出“未來空戰系統”（FCAS）。日本和歐盟的想法也不復雜，他們更希望掌握核心技術而非永遠當“付費用戶”。

特朗普反復強調F-47將在其任期內服役，阿爾文上將更揚言要讓對手“失去平衡”。這種話語本質是“技術恐怖主義”，本質上是通過渲染武器性能制造戰略焦慮。但中國的冷靜應對揭示了另一種可能：當技術競賽變成政治秀場，真正的贏家未必是嗓門最大的那個。

事實上，美國空軍原計劃在2035年部署六代機，如今卻突然將時間表提前至2029年。這種“搶跑”姿態的背后，是多重壓力的疊加。

首先是中國六代機進展的刺激。 根據公開情報，中國在2023年已完成兩款六代機原型機的首飛，其設計采用“三無”理念，理論上具備全向隱身能力和超高機動性。美軍內部評估報告直言：“中國可能在未來十年內實現六代機實戰部署。”這種技術代際追趕的壓迫感，迫使美國不得不打破原有節奏。

其次是維持軍事霸權的焦慮。 自F-22生產線關閉后，美國在隱形戰機領域的技術優勢逐漸被中俄蠶食。F-35雖產量龐大，但其空戰能力始終遜于殲-20等對手。美國空軍參謀長阿爾文上將的發言頗具深意：“F-47要讓敵人在抬頭看天時感到絕望。”這種宣言本質上是想通過技術威懾重塑“降維打擊”能力。

更深層的則是國內政治博弈。 特朗普選擇在競選年高調宣布F-47項目，并將機型編號與自己的總統任期（第47任）刻意關聯，顯然試圖將軍事成就轉化為選舉籌碼。而繞過傳統軍工巨頭洛馬公司、選擇波音作為承包商，更被外界解讀為對軍工利益集團的重新洗牌。

特朗普將這款軍火大單交給波音，可謂一箭雙雕，既能維護背后金主，又拿到政績，這對深陷財務危機的波音而言，F-47項目無異于雪中送炭。

據估算，該項目總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僅初期研發經費就達200億美元。這筆巨資不僅能緩解波音因737MAX事件導致的現金流危機，更能助其重振軍工業務——畢竟，自F/A-18生產線停滯后，波音在戰斗機領域已邊緣化十余年。

問題是波音真能克服技術難題，按期交付嗎？波音近年來的重大軍工項目幾乎全部翻車：KC-46加油機因設計缺陷被軍方拒收、T-7A教練機交付延誤三年、“空軍一號”改裝費用超支兩倍。更令人擔憂的是，其核心研發團隊在五次裁員中流失過半。

美國防務分析師米切爾·佩克尖銳指出：“把六代機交給波音，就像讓泰坦尼克號的船長指揮登月計劃。”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軍事工業化模式的困境，美國防務承包商長期依賴“成本加成”合同（即實際成本+固定利潤），這種模式催生了F-35這種單價1.2億美元的“吞金獸”。F-47雖宣稱要控制成本，但其3.5億美元的單價仍是天文數字。當軍工復合體與政治利益深度綁定，技術理性往往讓位于商業算計。

美國試圖通過這款戰機達成三重目標：技術上壓制中國、經濟上盤活波音、政治上提振霸權信心。但歷史經驗表明，單一武器系統從不能決定什么——蘇聯米格-25曾讓西方震驚，卻未能阻止帝國崩塌；F-22號稱“永不外售”，但生產線仍因成本失控關閉。

在這場競賽中，中國展現出迥異的思維方式：殲-36研發幾乎零宣傳，卻已進行數百次試飛；不參與型號編號的口水戰，而是穩步推進“空天一體”體系。這種“少說多做”的風格，或許正是破解“F-47神話”的關鍵。

筆者想說的是，當一款隱形戰斗機被賦予過多目的和任務，它還是一款能夠沖鋒陷陣的戰斗機嗎？而包括特朗普在內的整個美國政府高層，似乎正在“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道理上狂奔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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