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群書的革命家

——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

逄先知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也是學識淵博的學問家。孜孜不息的讀書生活伴隨著毛澤東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我從1950年冬到1966年夏，為毛澤東管理圖書報刊，歷時近十七年，直接和間接地了解到毛澤東讀書生活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盡管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把它們介紹出來，對于了解和學習毛澤東是有價值的，對于今天的“兩個文明”建設也是有意義的。

酷愛讀書，廣收博覽

毛澤東從幼年起，就勤奮好學，酷愛讀書。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讀書欲望愈來愈強烈。為了增長知識、開闊眼界，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廢寢忘食地閱讀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后來，即使在最艱苦最緊張的革命戰爭環境，也總是不忘讀書。到陜北以后，毛澤東通過各種渠道，盡一切可能，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各類書報。到了延安，他的書逐漸多起來了，并有專人替他管理。他的書起先放在離住處不遠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機轟炸，搬到一個很深的窯洞里，保護起來。毛澤東十分愛惜自己的書。有一次，他的一些書被別人搞散失了，非常生氣，這件事他一直沒有忘記。1947年從延安撤退的時候，別的東西丟下了很多，但是他的書，除一部分在當地埋藏起來以外，大部分，特別是他寫了批注的那些，經過千辛萬苦，輾轉千里，以后被搬到了北京。這些書是毛澤東藏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珍貴資料。

全國解放后，毛澤東讀書的條件好了。在我接手管書不久，毛澤東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所有圖書都給他配置起來。這個要求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后來實際上也沒有做到。但是他對書的酷愛，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當時毛澤東的書總共還不到十個書架，經過十幾年的建設，在我離開這個工作崗位的時候，也就是1966年夏，他的藏書已達幾萬冊，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毛澤東需要的個人藏書室。這里要特別提到，為建設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指導和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毛澤東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魯迅的全集以外，還有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部分)、《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翻譯叢書，等等。就個人藏書來說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滿足毛澤東的需要。他還經常要我們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1958年夏，北京圖書館(簡稱“北圖”)換發新的借書證，我們特地給他辦了一個。北圖的同志出于對毛澤東的敬重，把他的借書證編為第一號。

毛澤東讀書的范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就哲學來說，不但讀基本原理，也讀中外哲學思想史，還讀邏輯學、美學、宗教哲學等等。這里稍為多介紹一點毛澤東對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閱讀情況。他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都讀過一些。對于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對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興起，使佛教在中國民間廣為傳播。《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編纂的語錄。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毛澤東閱讀宗教經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他說：“我贊成一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是不行的。”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說：“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學技術書為例。從各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直到某些技術書籍，毛澤東也廣泛涉獵，而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最有興趣。1951年4月的一天，毛澤東邀請周世釗和蔣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對他們說：“我呢，也很想請假兩三年學習自然科學，只可惜可能不允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

毛澤東常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1958年9月，張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視察工作。有一天，在行進的列車中，毛澤東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冶金工業的書。張治中詫異地問他：“你也要鉆研科技的書?”毛澤東說：“是呀，人的知識面要寬些。”毛澤東經常用這句話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不論是做秘書工作的，做警衛工作的，還是做醫護工作的。1957年親筆寫信給秘書林克，要他“鉆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

毛澤東跟書籍可以說是形影不離。在他的臥室里，辦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過的地方……都放著書。每次外出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杭州、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廬山等地圖書館，都留下了毛澤東借書的記錄。

毛澤東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必先作兩方面的調查。一是向人作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一是向書本作調查，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風土人情以及古人寫的有關當地的詩文。

1958年3月，毛澤東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3月4日下午，一到這個蜀漢古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以后，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等地方志書籍，還在書上批、畫、圈、點。會議期間，親自挑選唐、宋兩代李白、杜甫、蘇軾、陸游等十五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詞四十七首，明代楊基、楊慎等十三人寫的十八首，連同《華陽國志》，一并印發給與會同志。3月8日他曾借閱楹聯書十余種，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對聯，還有孫髯作的昆明大觀樓長達一百八十字的對聯。毛澤東對這幅長聯甚為贊賞，他能背誦如流。清人梁章鉅在《楹聯叢話》中，認為此聯“究未免冗長之譏也”，毛澤東頗不以為然。他在此書的批語中寫道：“從古未有，另創一格，此評不確。近人康有為于西湖作一聯，仿此聯而較短，頗可喜。”毛澤東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閱當地的地方志、當地古人的文集和詩集。例如，借閱過宋朝林逋(和靖)的詩文集，明朝于謙的文集、傳記和有關的小說。林和靖，就是那個隱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種梅養鶴，被人稱為“梅妻鶴子”的詩人。于謙，愛國名將，做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毛澤東在杭州還要過歷代古人寫的有關西湖的詩詞。當時在杭州從事文史工作的葉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詠西湖的詩兩千多首，從中選出二百首，編成《西湖古詩集粹》，抄送毛澤東閱覽。

毛澤東的讀書習慣幾乎滲透到他的生活的各個方面。或者探討一個問題，或者參觀了一個展覽會，或者得悉科學技術上有什么新的重大發展，以至看了一出戲，往往都要查閱有關書籍，進一步研究和學習。1958年，劉少奇曾以唐朝詩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作為古代官吏禁帶家屬的例證。毛澤東覺得不妥，為查明此事，不僅翻閱了《全唐詩話》等書，還特地查閱了《舊唐書》列傳的賀知章傳，發現賀傳中并無不帶家屬的記載。毛澤東隨即寫信給劉少奇，陳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載有賀傳的那本《舊唐書》。毛澤東在信中說：“唐朝未聞官史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史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得不甚妥當。請你再改一改，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與周培源、于光遠談哲學問題，在講到地動說時，毛澤東說：“宋朝辛棄疾寫的一首詞里說，當月亮從我們這里落下去的時候，它照亮著別的地方。晉朝的張華在他的一首詩里也寫到‘太儀斡運，天回地游’。”這首詩叫《勵志詩》。隨后他要我們找出載有這兩首詩詞的書給他。辛棄疾在《木蘭花慢》詞中有這樣兩句：“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意思是說，從我們這里西邊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個人間，那里剛好見到月亮從東方升起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詩詞里包含著地圓的意思。1958年7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瀛臺參觀一機部的機床展覽，回到住所，就要我們給他找兩本書：《無線電臺是怎樣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是他在參觀時看到的。1959年1月2日蘇聯發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幾本關于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

毛澤東的學問很淵博，但他總覺得自己的知識不夠。他碰到不懂的東西，或者讀一些有關的通俗小冊子，或者請教專家，或者查工具書。在讀書學習上，毛澤東無止境地追求著，一步一步地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

幾十年前，毛澤東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吧。毛澤東所以能夠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戰略眼光寬廣一些，成為一個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于這一點，凡是與毛澤東作過長談的人，包括外國的一些學者、記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欽佩的。

說毛澤東博覽群書，并不是說他廣泛涉獵了一切方面的書籍。例如，外國文學作品，除了《茶花女》《簡·愛》《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少數的名著外，他讀得很少;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也讀得很少;至于經濟管理方面的書，特別是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面的書讀得更少。這一情況，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產生某些不利的影響。毛澤東讀書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側重，有所偏愛。他最重視、最喜歡閱讀的是馬列著作、哲學、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澤東很重視工具書，我們也很注意為他收集這類圖書，在他的藏書室里，各種辭書和地圖等工具書是相當齊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辭海》、《辭源》、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和中國歷史地圖。

《辭海》《辭源》是過去發行量最廣、影響最大的兩部辭書，但毛澤東對這兩部書都不甚滿意。1957年，他在北京見到《辭海》的主編之一舒新城時說：“《辭海》我從二十年前使用到現在。在陜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后來在延川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后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訂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實學的人從事這項巨大的重編工作。1965年出版了試行本。新的《辭海》出版以后，毛澤東要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將它跟舊《辭海》對照，看看新《辭海》有什么優點，與舊《辭海》有什么不同。他對新《辭海》仍不甚滿意，他說，有的條目寫得太簡單，有的條目應該有而沒有。這些話，與其說是對新《辭海》的批評，不如說是反映了毛澤東強烈的求知欲望。新《辭海》后來幾經曲折，終于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9年重新修訂出版。在重編《辭海》的同時，《辭源》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進行了修訂。

在毛澤東的故居里，現在還保存著一部小字本的《辭源》，那是從延安帶出來的。解放初期毛澤東一直使用這部《辭源》，里面有他圈、畫的地方。當人們看到這一道道的筆跡，會深深地為他的勤學精神所感動。這部書字太小，后來我們給他買了一部大開本的《辭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澤東提出編輯的另一種重要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地圖集》。據譚其驤回憶，1954年冬，有一天毛澤東和吳晗談起標點《資治通鑒》的事，講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歷史地圖，但都失之過簡，一般只畫出一個朝代的幾個大行政區劃，絕大多數歷史地名在圖上查不到。這種圖只能適應中小學教學的需要，滿足不了讀《資治通鑒》之類史書的要求。吳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于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也應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繪制出版。毛澤東贊許他的意見，改繪“楊圖”的工作經吳晗推薦，由譚其驤負責。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項更為艱巨的工程，它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在1982年才開始正式出版。全書共八冊，為研讀中國史書提供了一部詳盡的地圖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雖不能說沒有工具書則無法讀書，但是有了好的工具書，確為讀書提供了便利條件，有時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條件。毛澤東從長期的讀書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編好工具書的重要性。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毛澤東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里說的書，是指《書經》。毛澤東把它推而廣之，及于其他，就是說，不要迷信書本，讀書不要盲從，要獨立思考。他要求身邊同他一起讀書的同志，在看完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之后，總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澤東在他寫的大量讀書批語中，提出了很多新穎的見解，作出自己的評價，有些見解和評價是相當精辟的。毛澤東認為，讀書既要有大膽懷疑和尋根究底的勇氣和意志，又要保護一切正確的東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樣，既要勇敢，也要謹慎。他不僅對待中國古書是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也是這樣。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評價是比較好的，但他在建議各級干部學習這本書的時候，強調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發表了大量評論性的意見，提出自己的許多觀點，但他自己認為，這還只是跟著書走，了解他們的寫法和觀點。他認為，應當以問題和論點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們的論文，知道爭論雙方的意見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見，作進一步的研究。他說，問題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兩方面的意見。

毛澤東的早年同學周世釗，在談到毛澤東青年時代讀書情況時，說毛澤東有“四多”的習慣，就是讀得多、想得多、寫得多、問得多。這個“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澤東酷愛讀書而又不迷信書本，具有獨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使看書占領工作之外的時間

毛澤東是一個讀書不知疲倦的人。讀書忘記睡覺，讀書忘記吃飯，是常有的事。他曾經號召我們的干部，要養成看書的習慣，使看書占領工作之外的時間。他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

讀者可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每天管很多國家大事，哪有時間讀那么多書?要知道，毛澤東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讀書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過人的精力和驚人的記憶力，加上深厚的知識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所以讀得快，記得牢，理解得深。毛澤東給人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論讀一本書，看一篇文章，還是同別人談話，他能迅速而又準確地抓住要點，抓到問題的實質。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讀者大概都讀過《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最末幾篇評美國白皮書的文章。白皮書是1949年8月5日發表的，不到十天，8月14日毛澤東就發表了他寫的第一篇評白皮書的文章《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又連續發表四篇評論文章。他抓住并針對白皮書中的一些要害處，揭露了美國當局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人對美國的幻想，并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再舉一個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侖傳，選了幾種翻譯過來的本子。跟他一起讀的同志一本還沒有看完，他卻三本都看完了。毛澤東每天睡眠的時間很少，像工作起來常常晝夜不眠一樣，讀書也是如此。他幾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時間都用于讀書了。

毛澤東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換取來的!它是毛澤東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的升華和結晶，也是毛澤東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結出的碩果。

活到老，學到老

“活到老，學到老”，這是毛澤東常說的一句中國俗語，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193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過：你學到一百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可能說“我已經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呢?據說是50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這里，毛澤東把學習(認識世界)的主體，由個人推延到整個人類。客觀現實世界運動永遠不會完結，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

晚年的毛澤東，身體衰老了，視力減退了，但讀書學習的精神絲毫未減，追求知識的欲望不見低落。1973年，他在大病恢復后不久，還同科學家楊振寧談論物理學的哲學問題。1974年，他以極大的興趣同李政道討論“對稱”“宇稱不守衡”這些深奧的物理學問題。他說：“很可惜，我年輕時，科學學得太少了，那時沒有機會學。不過，我還記得年輕時非常喜歡讀湯姆生的《科學大綱》。”1975年他的視力有所恢復后，又重讀《二十四史》，重讀魯迅的一些雜文，還看過《考古學報》《歷史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等雜志，并且提出給他印大字體《化石》雜志和《動物學雜志》。到1976年，他還要英國人李約瑟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至三卷)。根據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徐中遠的記載，毛澤東要的最后一本書是《容齋隨筆》(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比較喜歡讀的一部有較高價值的筆記書)，時間是1976年8月26日。他最后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逝世前的那一天的5時50分，是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讀的，共讀了七分鐘。

五十多年前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演說中講過一句話：“年老的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學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澤東以自己的實踐，實現了他五十多年前所作的諾言。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兼學問家，幾乎是在他的心臟快要停止跳動的時候，才結束了他一生中從未間斷過的讀書生活。

附記

這里有一個書目，是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外出前指名要帶走的書籍。這是從當時我的登記本里抄錄下來的，讀者可以從中窺見毛澤東博覽群書情況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帶走一大批書，種類很多，包括的范圍很廣。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諸如：《資本論》、《馬恩文選》(兩卷集)、《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馬恩通信集》、《列寧文選》(兩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一步，退兩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聯共黨史》。

《毛澤東選集》全部。

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藝術論》。

黑格爾的著作。費爾巴哈的著作。

歐文、傅立葉、圣西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荀子》、《韓非子》、《論衡》、《張氏全書》(張載)、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

《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米丁：《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尤金等：《辯證法唯物論概要》。

艾思奇：《大眾哲學》及其他著作。

楊獻珍的哲學著作。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

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界關于政治經濟學的論文選集。

《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標點本《史記》、《資治通鑒》。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

西洋史(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日本史。

《昭明文選》、《古詩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詩別裁》、《詞律》、筆記小說(自宋以來主要著作，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

朱熹：《楚辭集注》、《屈宋古音義》。

王夫之關于哲學和歷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辭類纂》、《六朝文絜》。

《魯迅全集》(包括魯迅譯文集)、《海上述林》。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

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如講透平、鍋爐等)。

蘇聯一學者給主席的信(講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

郭沫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金文叢考》。

字帖和字畫。

中國地圖、世界地圖。

(本文原載逄先知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5月出版的《偉大旗幟：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一書)

紅果寶公司與古田縣政府簽訂了投資協議，規定公司主營業務形成的股東可分配利潤，全部用于社會公益事業:鄉村振興、文化傳播、紓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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