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發布了《1967年，徐向前罕見發火，大罵蕭華，還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地上》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述了著名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的經過，同時，也講到，從1967年開始，中央逐漸有意識地把京西賓館起用為專供大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人的避禍場所。

為了以防萬一，周恩來特地對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

從1967年2月7日起，京西賓館開始實行軍事接管，任何人不許隨意進入。

話雖如此，“造反派”仍是以“造反有理”作為擋箭牌，不斷沖擊京西賓館。

1967年8月，周恩來把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接到了京西賓館后，東北的“造反派”尾隨而至，他們仗著人多勢眾，和警衛部隊展開糾纏扭打，沖破了警戒線，到處追拿宋任窮。

傅崇碧接到報告后，不得不親自帶了兩個加強連匆匆趕來維持秩序。

說起來真是好險，當他們趕到京西賓館六樓，“造反派”已經捉住了宋任窮，正在七手八腳地往宋任窮的身上套繩子，說是要用繩子將他從陽臺吊下去，強行搶走。

傅崇碧不由分說，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將“造反派”驅出了賓館。

經過這件事，周總理總結了教訓，指示在京西賓館周圍加砌一道圍墻，將京西賓館徹底保護了起來。

但圍墻并沒能將“造反派”完全攔在外面，1968年4月，宋任窮還是被迫從京西賓館轉移到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

在總參招待，宋任窮與陳再道、鐘漢華、李成芳、秦基偉、甘渭漢、王必成、鮑先志、林維先、左齊等一批同樣受迫害的領導同志共聚了。

抗日戰爭期間，宋任窮和陳再道在同一條戰壕里同甘共苦，并肩戰斗。

此刻，竟是命運相似，境況相同。

陳再道向宋任窮講述了自己這一兩年來的遭遇。

他告訴宋任窮，他是毛主席專門讓人把他從外地接到京西賓館的。

說起來，陳再道到京西賓館的時間比宋任窮還要早一些，是在1967年7月24日。

“造反派”的氣焰極其猖狂。

陳再道入住京西賓館的第二天，北京文藝口的“造反派”便出動了數千人，將京西賓館團團圍住，口口聲聲要捉人。

警衛部隊攔都攔不住。

周恩來先讓衛戍區第三政委黃作珍去京西賓館做工作。

黃作珍的口水講干，不起作用。

周恩來只好讓傅崇碧出馬。

傅崇碧到了，也無濟于事，萬般無奈，就把陳再道藏進了一個平時不怎么用的電梯內，暫時緩解了局勢。

吳法憲卻暗中授意三軍“造反派”趕來增援。

文藝口的“造反派”和三軍“造反派”合在一起，氣勢更盛。

周恩來沒有辦法，只好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到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討論解決方案。

陳再道被指定在站在第一排，接受大家的發問。

謝富治和吳法憲輪番向陳再道“開炮”，誣蔑“七二○”事件是陳再道搞起的叛亂活動，說陳再道是“中國的蘇哈托，現代的張國燾，鉆進革命隊伍里的蔣介石”。

徐向前和陳毅和譚震林等人實在聽不下去，憤然離席。

周恩來因為中途有事，也暫時離開了會場。

如此一來，吳法憲更加有恃無恐。

他煽動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員對陳再道進行拳打腳踢。

吳法憲本人還擠上去親手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

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看得目瞪口呆，跑去找周恩來。

周恩來聽了周家鼎的報告，氣憤至極，說道：“真是荒唐！”

但等他回到會場，吳法憲等人已經散會走了。

周恩來打電話對吳法憲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吳法憲被批評得不敢做聲。

周恩來為了保護好陳再道，先是把他送到了西山橡皮子溝一個工兵部隊的營房里，后來才轉到了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

此番和宋任窮相見，彼此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