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的初稿寫作于2017年，距今即將8年了。在這8年中，幾位作者先后畢業，其中一位離開了學術界。我邀請了新的作者加入，并對文章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幸運的是，文章終于在國內著名期刊《世界經濟》發表了。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僅在于告訴人們，安全生產和經濟效益可以兩者兼得，更重要的是為破除“ 內卷式競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政府管住該管的，市場淘汰掉差的。我過幾天會在B站上錄制一個視頻，詳細介紹。——聶輝華 2025年3月22日

《安全與效益可以兼得： 來自中國煤炭行業的證據》

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

桂林（南京大學）

阮睿（中央財經大學）

內容提要：21世紀以來，中國煤炭行業的生產安全水平和經濟效益同時提高，這與企業生產安全和效益之間存在沖突的傳統觀點相違背。為解開這一 “悖論”，本文構建一個包含安全監管的古諾模型，證明安監部門從屬地管理體制變成更嚴格的垂直管理體制后，企業安全投入增加，負外部性更大的企業被淘汰，市場集中度提高，在位企業安全投入和利潤率同時提高 并且垂直管理體制比屬地管理體制能更好地防范管制俘獲。然后，本文將各省分批設置垂直管理的煤礦安監局政策作為自然實驗，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方法進行檢驗， 發現安監局實施垂直管理后，煤礦企業安全投入增加，死亡人數減少，經濟效益提高。本文的研究為在新發展階段實現 “統籌發展和安全” 這一重大方針提供了理論支持。

關鍵詞: 安全 效益 煤礦 監管 俘獲

出處：聶輝華, 桂林, 阮睿. 安全與效益可以兼得：來自中國煤炭行業的證據[J]. 世界經濟, 2025, 48(3): 59-89

一、引言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企業在生產安全和經濟效益之間存在沖突。因為增加安全投入，就意味著要提高總的生產成本，從而降低利潤。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來說，安全投入是一筆不低的費用，導致企業會想辦法規避。按照中國國務院1979年的一份文件[1]規定，企業每年應該在固定資產更新和技術改造資金中提取百分之十到二十（礦山、化工、金屬冶煉企業應大于百分之二十），用于改善生產安全，不得挪用。為了節約這筆費用，四十年后還有不少企業難以滿足這一規定或者干脆規避這一規定。例如，2017年，濟南市410家建筑施工企業實行了安全考核，其中不合格的企業有33家，規避考核的有68家，兩者合計101家，占全部考核企業的大約四分之一。[2] 即便在經濟水平發達的西方國家，安全投入對企業來說也意味著較大的財務壓力。例如，一家名為Patterson-UTI的美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公司2001-2010年花在生產安全方面的投入高達1.5億美元，占在此期間總收入的大約7%或者銷售及管理費用的32%（Cohn and Wardlaw，2016）。在增加成本和降低效益的沖突方面，環境保護和生產安全面臨同樣的難題。[3] 例如，Greenstone（2002）推斷，美國《清潔空氣法》實施的前15年（1972-1987年），受管制地區大約減少了59萬個工作崗位和370億美元的資本存量，以及750億美元（1987年貨幣單位）的產值。[4] 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統籌發展和安全是黨中央基于新發展階段的新特征新要求，為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而確定的重大工作方針；另一方面，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是中國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因此，能否破解安全（環保）投入和效益提升的兩難沖突，不僅關乎很多企業或行業的發展前景，更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而亟待破解的難題。

幸運的是，中國煤炭行業的發展經驗為我們破解這一難題提供了啟迪。中國煤炭行業一度被認為是生產安全的重災區，因礦難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是全球最高（Wang，2006）。因此，煤炭行業是觀察安全生產和經濟效益的典型樣本。圖1展示了1993-2008年中國煤炭行業安全生產和經濟效益的變化趨勢。我們用百萬噸煤死亡人數衡量生產安全（左軸），用總資產利潤率衡量經濟效益（右軸）。圖1顯示，1999年之后，每百萬噸煤死亡人數快速下降，從1999年的6.20人下降到2008年的1.17人。這表明，中國煤炭行業的生產安全水平在明顯提高。事實上，煤礦治理是近二十年來最成功的公共管理實踐之一（聶輝華等，2020）。全行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在2000年之前呈下降趨勢，但是在2000年之后明顯提高。總體上，2000-2008年中國煤炭行業出現了生產安全水平提高和經濟效益提高這種良性的“雙高”現象，這與傳統觀念是相反的。

中國煤炭行業的“雙高”現象促使我們反思關于安全與效率相沖突的傳統觀點。[5] 通過梳理煤礦安全監管體制的變遷及其對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我們認為，傳統觀點之所以無法解釋煤炭行業的“雙高”現象，是因為傳統觀念只關注了單個企業的安全投入和效益之間的沖突，而忽視了安全監管通過改變市場結構對企業效益產生的影響。為了解開上述“悖論”，本文首先構造了一個包含安全監管的古諾模型，證明安監部門從屬地管理體制變成更加嚴格的垂直管理體制后，一方面企業的安全投入會增加；另一方面，當嚴格的安全監管導致外部性內部化的成本足夠高時，落后產能會被淘汰，市場集中度也會隨之提高，這導致以生產外部性小的在位企業為主的行業利潤率提高。然后，我們放松假設條件并考慮管制俘獲的情況，發現主要結論依然穩健，并且垂直管理體制比屬地管理體制更有利于減少尋租。由此可見，嚴格的安全監管可以發揮“優勝劣汰”的效果，在提高企業安全投入的同時，提高利潤率。這說明，對企業來說，安全和效益并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而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兼得。

山西煤炭行業的變遷與我們的理論模型比較相符。山西省是中國煤礦產量最高的省份，約占全國煤炭產量的四分之一。2008年之前，山西煤礦在產業組織方面呈現“多、小、散、亂”的格局。僅2006年和2007年，山西省就發生了多次重大礦難事故和特大礦難事故（湯球，2011）。2008年9月2日，山西省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推行煤礦企業規模化管理，主要標準是將年產能低于300萬噸以下的煤礦關閉。“煤改”之后，全省煤礦企業數量從2008年的2600座減少到2010年的1053座。2009年四季度，全行業上繳稅金同比增長6.42%，煤礦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40%和32%。[6]

在文章的主體部分，我們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煤礦企業進行計量檢驗。為了解決計量經濟學上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將2000-2005年全國部分省份分批設置垂直管理的煤礦安監局這一政策看作準自然實驗，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方法檢驗安監管理體制變化對煤礦企業生產安全和經濟效益的影響。我們發現，當一個地區實行垂直管理體制之后，相對于實行屬地管理的煤礦企業，在安全投入方面，煤礦企業的人均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顯著提高；在安全績效方面，煤礦企業降低了大約47%的事故死亡人數；在經濟效益方面，煤礦企業的總資產收益率顯著提高。這表明，監管部門實行垂直管理后，確實能夠同時提高企業安全投入和生產效益。此外，實行垂直管理后，煤礦企業的尋租支出也顯著減少了，這從另一個角度增強了以上結論。

在回歸分析中，我們使用了多個指標度量安全投入、安全績效和經濟效益，均得到了穩健的結果。為了消除可能的內生性問題，我們還做了一個安慰劑檢驗，即讓安監機構的垂直管理改革隨機發生在任何一個企業-年份上，構建“偽”關鍵解釋變量重新估計基準回歸模型，并重復1000次。結果表明，基準回歸的結果不是隨機發生的，垂直管理改革與煤礦企業行為或績效變化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一步的機制分析表明，煤炭行業的安全生產實行垂直管理體制之后，企業效益的提高主要來自成本加成（markup）的提高，而成本加成提高反映了市場集中度的提高。這與理論模型的預期完全一致。

本文對三類文獻有貢獻。第一類文獻最密切相關，是關于礦難原因的研究。Wang（2006）認為，缺乏獨立監管是導致中國礦難頻仍的主要原因，而肖興志等（2011）認為一刀切式的監管反而提高了煤礦的死亡率。聶輝華和蔣敏杰（2013）、Jia and Nie（2017）認為，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和煤礦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是導致礦難的主要原因。此外，還有學者從產權（白重恩等，2011）、安全投入（陶長琪和劉勁松，2007）、工人素質（Tu，2007）和融資約束（Nie and Zhao，2017）等多個角度分析中國礦難爆發的原因。[7]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礦難研究屬于近幾年迅速增加的生產安全或職業安全（workplace safety）研究，這類文獻從經濟學、金融學和管理學等不同角度考察了影響生產安全的因素。在經濟學文獻中，Fisman and Wang（2015）發現有政治關聯的企業跟無政治關聯的企業相比，事故死亡率高出兩到三倍。Donado and W?lde（2013）在理論上證明，工會通過收集關于生產安全的信息，可以內部化給單個工人面臨的健康外部性和加總的勞動供給外部性，從而減少安全事故。公司金融學者高度關注財務狀況對生產安全的影響。Filer and Golbe（2003）發現對于毛利潤很低的企業來說，高負債會導致企業在生產安全方面投資更多。然而，Moussu and Ohana（2014）、Cohn and Wardlaw（2016）都發現，負債率更高的企業會削減安全投入，從而導致更高的工傷率。Cohn et al.（2021）發現，私募股權（PE）收購一家公司后會努力降低工傷率，因為更安全的公司更有利于被收購企業上市（IPO）。還有一些學者從會計和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影響生產安全的因素。例如，Caskey and Ozel（2017）發現那些剛好滿足分析師預測的企業，與那些低于或者明顯超過分析師預測的企業相比，有更高的職工受傷率。然而，Bradley et al.（2021）卻發現，更多的分析師關注會帶來更多的監督壓力，從而導致更少的工傷率。Haga et al.（2021）從管理學的角度提出，強有力的公司CEO為了塑造個人聲譽，會更加重視生產安全，從而導致更低的工傷率和疾病率，但擁有股權的CEO則會做出相反的行為。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本文不僅揭示了監管體制改革是影響生產安全的體制性原因，而且能夠緩解生產安全和經濟效益的兩難沖突。顯然，如果生產安全與經濟效益之間存在沖突，即便找到了影響礦難（或生產安全）的原因，在政策上也未必可行。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與已有的生產安全文獻是互補的，并且具有積極的政策含義。

第二類文獻是關于政府機構垂直管理與屬地管理的優劣比較。一部分文獻認為，監管部門承擔任務的類型決定了哪種管理體制更優。例如，王賽德和潘瑞姣（2010）、皮建才（2014）認為，如果地方政府承擔的經濟增長任務和社會發展任務相互沖突，那么承擔社會發展任務的機構應該實行垂直管理。另一部分文獻認為，監管績效考核的難易程度決定了垂直管理和屬地管理的效率。尹振東（2011）發現，只有當監管績效容易考核時，垂直管理的監管部門才更有可能阻止壞項目的實施。此外，尹振東和桂林（2015）發現兩種體制下的監管努力相對大小并不確定，但是垂直管理體制下確實會有更多企業依法生產。上述文獻均為理論文章，并且主要是從監管者的角度比較體制優劣，同時假設企業行為只體現在單一維度上（例如，選擇好項目還是壞項目）。而本文采用企業層面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屬地管理和垂直管理體制對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并假設企業在安全投入和生產投入兩個維度上進行決策，因此豐富了對監管體制的比較研究。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本文還與管制經濟學文獻，特別是環境管制文獻相關。著名的“波特假說”認為，政府對環境的嚴格管制會促使企業從事環境保護方面的技術創新，從而提高競爭優勢并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Porter，1991；Jaffe and Palmer，1997）。[8] 這似乎與本文關于安全管制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主要觀點類似，但實際上兩者有不同的影響機制。波特假說的機制是，環境管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而本文的機制是安全管制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即前者強調企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后者強調企業外部的市場環境。當然，這兩種機制在現實中是互補的。因此，盡管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安全，但是本文揭示的機制對環境管制也有參考意義。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中國煤礦安全監管的制度背景；第三節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為計量分析提供一個分析框架；第四節是計量回歸分析，驗證了不同監管體制對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最后是結論。

（其余部分略）

[1] 該文件的名稱為《國務院批轉國家勞動總局、衛生部關于加強廠礦企業防塵防毒工作的報告》（國發〔1979〕100號），發文日期為1979年4月9日。

[2] 來源：《濟南33家建筑施工企業被亮“紅牌” 安全生產問題多》，《濟南日報》，2017年1月18日，鏈接為http://jinan.iqilu.com/news/2017/0118/3348282.shtml。

[3] 生產安全和環境保護實際上屬于同一類活動，維基百科將它們歸為一個大類“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EHS）”，都屬于避免生產活動傷害任何人的領域（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_health_and_safety）。一些學者將它們統稱為“風險監管”（risk regulation）（Viscusi，2007）。一些中國的地方政府已經將兩類業務合并為一個機構管理。例如，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甘肅省會寧縣、山東省淄博市文昌湖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等地區都設立了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和環境保護局。本文對生產安全投入的分析同樣適用于環保投入等其它類似企業活動。

[4] 類似研究還包括Ambec et al.（2013）、He et al.（2020）等。

[5] 我們選擇煤炭行業作為分析對象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富煤貧油少氣”的發展中大國，煤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煤炭行業也是研究政企關系、經濟管制和能源供給體系調整的絕佳研究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雖然以煤炭行業為例進行分析，但是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為此，我們感謝一位審稿專家的提示。

[6] 央視網新聞報道，《發改委、能源局通報山西省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成果》，鏈接為http://news.cntv.cn/china/20100105/103435.shtml。

[7] 聶輝華等（2020）對礦難原因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綜述。

[8] 不過，大部分經驗研究發現，環境管制會提高企業在環保方面的技術創新投入（“弱波特假說”），但未必能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強波特假說”）（Ambec et al.，2013）。

下載全文、附錄以及過程文件，請訪問《世界經濟》雜志社官網，或點擊閱讀原文。本文鏈接為https://manu30.magtech.com.cn/sjjj/CN/Y2025/V48/I3/59#b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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