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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古裝電視劇中，我們經常看到大軍攻城的鏡頭。進攻方開動云梯、投石車，浩浩蕩蕩地對高大的城墻進行攻堅，前面的士兵被巨石冷箭命中，后面的人又踩著尸體往前進。

而防守方呢，則是居高臨下、以逸待勞，依托城墻的庇護進行防御作戰，令敵人頭疼不已。

可見，一座堅不可摧的金城湯池，對于冷兵器時代的統治者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中國古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修建城墻的？所有的城市周圍都筑有高大的城墻嗎？

一、明代廣東掀起筑城運動的原因：中央集權、加固海防

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古代的傳統城市都是有城墻環繞的，那些沒有城郭的只能算是聚居地，并不能稱作為一個標準的城市。

中國的傳統城市歷史悠久，早在夏朝人們就養成了筑城的習慣。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戰亂不斷，各國之間的兼并戰爭此起彼伏，城市建設更是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

從那以后，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幾乎所有的城池四周均被城墻環繞，以保護城中的軍民百姓。

不過從地理角度來說，由于古代的帝氣龍脈旺于北方，國家都城也大都建在長江以北，所以北方城市的城墻制度相對完善。

反觀南方的很多地區，雖然也早早地設立了地方政府，但由于深居內陸、遠離戰爭，沒有防御的必要，所以除了少數重要的大型城市以外，大多數城市是沒有城墻的。

到了元末明初，這一局面發生了劇變。南方城市紛紛筑起高墻，掀起了一波中國建筑史上的高潮。

以廣東為例，有明一代，筑城率從原本的不足四成，發展到驚人的100%。到了明朝末期，廣東行省幾乎所有的城市，全部擁有了自己的城池防御體系。

從秦漢時期開始，廣東一帶就已經隸屬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也曾在當地設郡、府、州、縣。

但由于地處南疆、山遙路遠，且人口構成以少數民族居多，所以在戶籍編纂工作上困難重重，直到洪武元年底才正式納入國家版圖。洪武二年，朱元璋劃定了廣東行省，并在當地建立起衛所制度，正式確立了明代的廣東省疆域。

明朝在廣東省大興土木、廣修城墻，目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了加強對廣東地方的掌控，二則是防備東南地區的倭寇、海寇，維護海防安全。

在這個過程中，軍隊衛所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一系列防御性城池的修建，都是由軍隊衛所主導，地方政府協同配合。在經費、用料和人力這三大塊的分配上，采取“軍七民三”的合作方式。

到了明朝中后期，廣東行省已經完全融入了中原政權，社會趨于穩定，經濟日漸繁榮，衛所存在的必要性越來越低，城池修筑的主導權也慢慢移交到地方政府和鄉紳民眾手中。往日的“軍七民三”逐漸發展為“軍三民七”。

老百姓切身體會到了修建城墻對于安居樂業的重要性，故而積極反饋國家，出錢、出人、出物、出力，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明代廣東筑城運動。

截至元代末期，廣東省境內的大多數城市還是沒有城墻的，筑城率僅為38.6％。在軍民的共同努力下，這一數字在明朝初年就提高到66%。

對于余下的小部分城池，明朝政府提出“悉令筑之”，筑城率一路飆升，至明朝后期達到了驚人的100%。放眼全球古今中外，都不啻為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跡。

二、筑城運動的負擔比例：從“軍七民三”到“官三民七”

明朝初年，廣東剛剛加入國家版圖，不論是內陸的強盜竊賊，還是沿海一帶的倭夷海寇，都是中央政府亟待解決的巨大威脅。

而在廣東各地建立的軍事衛所，則很好的扮演了南天一柱的角色，在陸防、海防事業的加固上起到重要作用。

以防御為首要宗旨的城池營建，大都由衛所長官直接負責、指揮，營建過程中必需的經費、工料和勞力，也由衛所的軍士們占據主導地位。比如洪武11年底，永嘉侯朱亮祖就曾征兵3萬，將廣東城池拓寬了百余丈。

明朝后期，老百姓的日子逐漸好過了起來。許多民戶紛紛選擇用納銀替代徭役，這一趨勢甚至彌漫到了軍中。

許多士兵為了免服雜役，會掏出一部分餉銀提供給衛所購買磚料使用，這筆錢叫做“窯匠銀”。

即便如此，筑城運動對于廣大士兵造成的負擔還是太重。南海衛所大幅削減了士兵繳納“窯匠銀”的數額，規定每人每月只需繳納三錢，一年下來才不過三兩六錢。

但日子久了，這種一視同仁的做法還是暴露出它的弊端，有錢的人根本不在乎這點小錢，但是對貧困家庭來說，卻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后來惠州知府李玘為了公平起見，在州內實行均征法，各級軍士及民眾可自發選擇納銀或服役。后來，他又進行了一系列相關制度的改革，大大減輕了軍士的負擔。

由此可見，到了明代后期，修筑城池已經不再是衛所官軍一方的任務，普通老百姓也紛紛加入到筑城運動的行列中來，呈現出居民合作、府縣分修的熱鬧場面，人力、物力的負擔比例也發生了逆轉性的改變。

比如正德年間，龍川縣知縣傅鼎就曾經和“千元戶”吳德潤達成協議，以“軍三民七”的比例，分別修筑月城城墻以及四座城門。自西由南而東歸朝廷衛所負責，自北而西歸地方負責。

又如萬歷二十年，成鄉縣城的城墻修筑，由知縣王資卿捐款，派“千元戶”范思仁監督動工。在明代后期的城池修筑當中，雖然地方政府仍然占據指揮上的主導權，但實際施工時，大都由鄉紳為代表的各府州縣具體負責。

三、筑城經費的來源：官鈔、贓款、籌款

明朝地方政府大都規模小、官吏少，而且錢糧、稅收大部分都要上交中央，存留在地方的經費少得可憐，以至于像修筑城池這樣的公共工程，都時常沒有固定的預算。

顧炎武曾經在他的《日知錄》中針砭時弊，批判這一制度使“吏與民交困”，造成效率低下、百事皆廢。

《大明會典》也規定，地方官員如果要支取經費，必須先報請朝廷核查奏準。大大小小的城池修筑工程，不論是器物民夫，還是錢糧散聚，也全部都要奏聞中央，然后施行。那么，這些修筑城墻的經費都來自哪些地方呢？

（一）官鈔

明仁宗尤其注重對城池的修建和維護。即位之初他就頒布詔令，稱設立城池可以抵御暴亂、保衛人民，如果遇到城墻坍塌損壞，需要修理經費，有關部門必須支給官鈔。

如果有人徇私舞弊、坐視不管的話，一律按照當官不作為明察嚴辦。

有了這道諭旨之后，此后的地方官員和軍隊衛所，在籌措修筑經費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請朝廷撥款。

比如天順八年的開建縣城項目，磚石用料等經費耗用甚巨，廣東地方政府先撥了400兩白銀，肇慶府知府也撥了270兩，最后都尉史韓雍又撥了500兩。

又如隆慶六年，樂會縣城的城墻民舍被海寇李茂焚毀大部，上報朝廷后，獲準征發12000名壯丁，并得伙食費900兩、原材料費1500余兩。

（二）贓款、罰款、贖金

明朝筑城運動中，修筑經費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地方政府繳獲的贓罰贖金。贓款，就是從罪犯那里沒收的金錢財物；罰款來自懲戒罪犯時繳納的錢款或糧食；贖金則是為了抵償罪犯的刑罰，其家人、親屬繳納的款項。

《大明會典》規定，明朝社會的軍民各色人等，不論犯了大罪小罪，即將面臨笞刑、杖刑、坐牢、流放，甚或是殺頭的罪，都可以通過上繳錢糧或磚石等建筑用料來贖罪。

這類司法案件，除了一些情節特別嚴重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州縣地方政府內審理，由此得來的贓罰贖金也就存于地方政府內部。

修筑城墻時直接拿出來支用。可以說是就地取材了。比如崇禎六年修筑連平州城的時候，有罪在身的富豪鄉紳熊文燦捐俸2000兩，陸公捐500兩，錢公捐1000兩。

僅靠這三個人繳納的贖金，就差不多足夠支付建筑經費了。最終沒有拿公家一株錢，也沒有給老百姓增添任何負擔。

（三）公家籌款

每到災荒之年，百姓生活困頓，府上也是財力拮據、入不敷出，湊不齊修筑城墻的經費。一些地方官就會另想辦法，面向社會大眾籌集善款。

比如成化五年，邵州知府王賓主持修建西河河堤時，就大力倡導府民捐款，甚至提出一些犯了欺隱田糧罪的人，如果愿意出錢出力，就能夠得到豁免。

此令一出，許多犯罪者爭先恐后捐款捐物。不到一周的時間，官府就籌得了白銀兩千余兩。

又如嘉靖十三年，欽州地方政府另尋門道，將長春門外的30間鋪房對外出租，每年所得的租金作為修城之用。

要說最有創意的籌款辦法，還要數嘉靖年間的御史大夫蕭端蒙。當年拓建潮陽縣城城墻的時候，他曾在城墻上張貼檄文，對老百姓說，眼下海寇猖獗、盜賊頻頻，全城官民百姓都不得安生。

為了人民的安危著想，所有人都必須為城墻修筑出資，平攤到每一戶上，按家中所有地產的畝數計算。城內之人每畝地交數百金，城外居民也要交數兩白銀。

老百姓無不心服口服、毫無怨言。城墻建成之后，整個潮陽縣變成了一座金城湯池，闔城百姓重歸太平安寧的生活。

結語：

明朝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修筑城池的一個高峰期。廣東軍民齊心協力的筑城運動，在廣東行省境內建起了一道道堅不可摧的防御網絡，成為維系地方社會秩序、促進國家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

參考：

1、《日知錄》

2、《大明會典》

3、《中國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