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雅俗共賞，這是對一種文化內容的最高評價。

在中國古代不同的朝代中，真正能夠做到雅俗共賞的朝代文化成果其實并不多。

在宋朝這樣一個社會文化快速發展的時代，雅俗文化共同進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到了元朝，統治階級由中原民族變為蒙古族，民族傳統文化也面臨著弱勢的發展場景。

到了明朝，隨著朱元璋上位，漢民族正統文化又回歸主流。

經歷了復雜的發展過程，雅文化逐漸成為人們的審美風向。

這一時期，無論哪一個社會階層，都非常流行給自己取別號，這一文化現象就能證明，雅文化已經逐漸成為民間時尚。

明朝人在給自己取別號之時，有著哪些不同的講究？明朝雅文化又在怎樣的背景之下形成？

政治穩定，文化繁榮

在探討明朝時期的雅文化之前，先來看看明朝的社會發展大環境。

它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華夏民族正統王朝，在這之后的清朝，由滿清民族把持的天下，終歸導致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部分失傳。

這是在一片廢墟之上重新建立的高樓大廈，它的來之不易，讓底層群眾倍感珍惜。

元朝末年的社會亂象，用廢墟二字來形容絲毫不為過，統治階級整天縱情聲色，不顧實際，忽視底層群眾的生活苦難，一再加大稅收力度，導致民眾苦不堪言。

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吃不上飯，他們又想過去官府面前集中抗議，想請求政府考慮實際情況，為自己減免稅收。

但是每一位主動提出對官府的反對意見的人，都會受到政府軍的嚴厲制裁。

要么餓死，要么被政府軍打死，翻來覆去，底層群眾的結局只有一個死字。

朱元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入起義軍，一步一步向上爬，最終登頂天下。

他其實并不是一位萬眾追捧的人才，但是他宣布登基之時，底層群眾全都歡呼雀躍。

因為大家知道，一個穩定的大環境即將到來，安安穩穩的生活，或許在不遠處等待著大家。

朱元璋上位之后的一系列舉措，也的確考慮到了農民的現實生活困境。

他是一位草根皇帝，他對底層生活的苦難，比誰都理解得透徹。

所以他知道群眾的痛點在何方，也知道到底該怎樣做，才能讓大家對生活充滿希望，對朝政充滿信心。

在朱元璋的治理之下，風雨如晦的場景逐漸過去，和平安定的生活漸漸到來。

過去那些吃不飽飯，穿不暖衣的農民，終于可以吃一頓香噴噴的大米飯，穿上新衣，走上大街，感受生活的精彩。

政治環境的穩定重燃了人們對生活的信心，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明朝時期，資本主義的萌芽出現在中后期階段，這個時候，商品經濟已經進行到非常成熟的階段，雇傭勞動力關系也已經形成。

雖然在明朝統治前期，類似的經濟現象并未出現，可我們不得不承認，商品經濟在宋朝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長足發展。

而且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商品種類也逐漸增加，并且從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逐漸向精神產品過渡。

把北宋的市場和明朝時期的市場相比較，我們就能明顯看到其中的差別。

以賣書賣紙的小攤小販為例，宋朝時期的商人只會選擇向民眾出售黃歷、對聯等生活中一定會用到的紙張類型。

但是明朝時，這類小攤小販會售賣各種不同的文學書籍，比如詩集，四書五經集注等等。

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會帶來人們生活水平的直接提升，而當溫飽問題解決后，人們的生活便開始發生質的轉變，從關注物質世界轉變到關注精神世界。

創作藝術和文學作品，傳播不同類型的文藝成果，尊重士大夫群體，這就是明朝人在弘揚社會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

看到士大夫這個群體，很多朋友可能會好奇，這一群體不是宋朝時期的特定文化標志嗎？為什么到明朝時它還繼續存在？

事實上，一個群體盡管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但它不一定與時代掛鉤，當時代過去后，只要人還存在，凝聚群體的內在凝聚力還存在，這個群體就會存在。

明朝時期的文人群體數量還是十分龐大，并且這個群體依然存在著強大的向心力，所以士大夫群體在社會生活中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他們帶動了整個社會對于傳統文化的尊崇，他們的一些文雅生活方式，也成為了社會生活的某種風向標。

比如文人群體喜歡給自己取雅號，這也成為明朝時相當典型的社會文化現象。

所謂雅號，這是區別于姓名和字的另一種稱呼方式，每一個人在出生時就會擁有姓名，當他及笄或者及冠后，便會擁有長輩賜予的字。

至于號，相比起姓名和字這類稱呼而言，它不是那么正式，也不必用在大雅之堂。

同齡朋友之間，大家會互相取號，有的文人也喜歡自己給自己取號，并將之作為一種樂趣。

從取別號這一流行的社會生活方式來看，雅文化在明朝時期的確得到了蓬勃發展。

在一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化豐富，民眾精神世界飽滿的社會背景中，雅文化的興盛也是必然的結果。

說完時代背景，我們再來看看人們取號時的一些講究或者細節。

細節層次，值得推敲

取號并不是明朝文人的專利，其實早在南宋時期，文人就非常喜歡給自己取出雅號。

比如著名的思想家朱熹，他在取號的時候，就會選擇與自己的字完全相反的意義。

朱熹名字里的“熹”，代表著光明和燦爛盛大的含義，是一種晨光熹微之時帶來的希望，無論在哪一種語境中，解釋這個字都有著非常正向的意義。

朱熹認為，為人應該自謙，不應該以美好的字為資本，炫耀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生活環境。

所以他給自己取號為“仲晦”，“仲”有中間之意，代表著中庸和平庸，這是一種謙虛的表達方式。“晦”又有晦暗之意，與光明完全相反。

如此取號，看似是在自我貶低，實則將之和名字對應，則能看出文人的巧思。

明朝時期，取號逐漸成為社會風尚，大家在這一方面就更加注重細節。

有人會在名號中寄托自己對未來生活的期待，反映個人理想的本質追求。

比如明朝時期的著名官員張時徹，他的號為“上農夫”。

乍一聽，這個號好像和他的名字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所以人們也看不出其中的精巧之處，但那些熟悉和了解他生平故事的人，就能知道他的用心。

此人入朝為官，完全是受到家中長輩和社會環境的裹挾而被迫作出的選擇，社會約定俗成的價值觀告訴所有年輕人，只有成為官僚，才能成為人上人。

于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只有那一條出路，只有走了上去，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不管自己到底是不是想走上這條路，既定的命運都是必然的軌跡。

可他內心其實想做一位農夫，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著滿地的農作物，望著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便能感到巨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現實生活里無法實現這一理想和追求，他便在名號中寄托了這份真情實感。

等到他告老還鄉之后，他果然作出了堅定的選擇，回到山村隱居，成為了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農夫。

有人取號，是為了表達自己對某位先人的尊敬和崇拜。

潁川陽城有一位文人，他從接觸鬼谷子的權謀思想那天開始，就對這個素未謀面的先輩有著莫可名狀的親近。

他總是試圖分析鬼谷子權謀思想背后的邏輯，每天就像走火入魔一樣，捧著鬼谷子的書籍翻看不休。

他打從心底里尊敬這個縱橫捭闔的權謀大家，因此在給自己取號時，也向先人看齊。

他自號“鬼谷先生”，這是鬼谷子本人在生前曾經使用過的別號，正好他的家鄉，也是鬼谷子曾經隱居過的地方。

這千絲萬縷的聯系，恰好印證了二人跨越時空的某種聯結和默契。明朝時期的鬼谷先生，一生都在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硅谷先生。

明朝還有一部分文人，他們崇尚佛學文化，所以在自己取號時，會有意融入禪學經典。

比如著名的內閣首輔大臣張居正，他的號為太和居士，其中居士二字，正是佛教中人的代表。

他從小便喜歡閱讀佛經，每每感受佛學文化的洗禮，他總是能從心而發的沉浸到佛學世界里。

他背負著現實的政治使命，不可能了無牽掛的斬斷紅塵。但是在他的生活過程中，佛學對他的影響揮之不去。

他為自己取號為太和居士，也是希望自己能夠秉持佛學經典中講究的平和沉靜的原則，遇事冷靜，切莫急躁，保持內心的穩定。

在三教融合的思想環境之下，還有許多文人都會以佛學經典當中的名詞為自己的名號。

文人取號，他們成為了雅文化的帶動者。而社會各個階層紛紛效仿，他們也成為了雅文化的傳播者。

群體效應，不可收拾

在文人群體的帶動之下，取別號成為了明朝時期典型的群體效應，漸漸演變為具有研究價值的社會效應。

普通的底層民眾，他們的文化素養不高，知識儲備量也不多，所以在取別號的時候，往往會選擇較為樸素的字眼。

普通的農民，別號通常與土地以及農作物有關。

手工業生產者，別號通常與生產作坊和手邊使用的各種工具有關。

而商人群體，別號則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寒門學子，他們的別號通常與高中科舉等美好的愿望相關。

由此可見，取號這件事已經徹底融入明朝百姓的生活當中，從不同個體的字號中，也能看出他們的生活痕跡。

一方帶動，多方效仿，這就是社會效應的具體表現，以取別號為例的雅文化，自然也成為了毋庸置疑的社會流行文化。

結語：

名和字是長輩賦予的稱呼，而號則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

前者用于正式場合，代表著對不同交往對象的尊重，后者用于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代表著平等和親近的含義。

透過取別號這一現象，我們也能清晰的感知明朝雅文化。

參考資料：

《明史》

《永樂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