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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回答國會質詢時，公然聲稱《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

此話一出，很多國人勃然大怒，但校尉卻忍不住笑了。

并且校尉認為，看完這篇文章，所有中國人，都應該開懷大笑才對。

因為那份簽訂于1972年中日建交之際的《中日聯合聲明》，本是新中國最為艱難之際的產物，雖然是平等的協議，但我們讓步甚多。

日本人說《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主要是對著其中界定臺灣地位的第二、三條去的。

這兩條分別是：

第二條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順便解釋一下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其原文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再交代一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是中美英三國商定后發布的，主要針對日本的戰后處置問題，其最核心的內容如下：

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這兩條組合在一起，主要界定了兩件事。

一是明確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日本人也打了埋伏，只說理解和尊重中國立場，但卻沒說承認與接受。

對普通人來說，理解、尊重與承認、接受好像沒有本質區別，但在外交上，兩者有著天壤之別。

二是隱含著琉球地位未定，因為根據開羅宣言與波次坦公告，琉球都不是日本的法定領土，日本統治琉球，只是美日之間的私相授受。

參見《琉球有事就是中國有事：該找日本聊聊琉球主權歸屬問題了》

也就是說，在這兩條中，中、日互相都留了后門。日本人預留了不承認臺灣屬于新中國的后門，我們預留了琉球不屬于日本的后門，雙方算是打成平手。

我們的讓步，主要體現在第一、五、六條。

第一條 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系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這三條，核心就三個內容。

一是兩國關系正常化。

二是我們放棄了戰爭賠款。

三是我們放棄了其他所有向日本追責的方式，包括軍事手段。

可見，這三條幾乎都是我們在讓步。日本最大的收獲，是卸下了歷史包袱，我們最大的收獲，是改善了外交環境。

在此后的中日外交中，面對日本頻繁為歷史翻案，一再在戰爭定性、慰安婦、靖國神社、釣魚島等問題上發起挑釁，但只要《中日聯合聲明》沒有廢止，除了輿論批評，我們就很難做出有力的應對。

但在過去的歲月中，這種隱忍的應對方式，以及《中日聯合聲明》，本身就是韜光養晦策略的一部分。

在那個年代，即便我們想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力量也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撐，國際環境也不允許。

現在網上有個很不好現象，遇到歷史遺留問題，總有人會膝跳反射一般地質疑：為什么當時不解決。

比如這兩天熱起來的蘇巖礁問題，就有人問，當初為什么讓韓國把海洋監測平臺搭起來。

韓國人首先在蘇巖礁搭建永久平臺，激化了中韓之間的領土爭端

拜托，提問之前，了解了解當時的情況行不行？以當時中國的海洋監測能力和海軍實力，別說阻止韓國人的小動作，連發現都很困難。

除了在歷史問題上屢屢違背《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在現實中，日本也明顯違背聯合聲明第七條，頻繁與美軍演習、頻繁威脅中國安全、頻繁干涉臺灣問題、頻繁在朝鮮半島挑事。

順便說一下第七條。

第七條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日本主動充當美國霸權擴張的幫兇，激化東北亞局勢，當然是違反了第七條。

但對于日本人的挑釁，除了外交抗議與輿論反駁，我們也拿不出有力的反制措施，依然還是只能忍耐。

說句不太好聽的話，在那個年代，《中日聯合聲明》更像一塊免戰牌。舉著這塊免戰牌，我們才能給國際、國內輿論一個交代，勉強維持住大國臉面。

對于這點，大家千萬不要有什么想不通，因為這是國際常態，也是人生常態。

韓信都受過胯下之辱，普京也等過埃蘇丹，實力不濟的時候、有求于人的時候，忍一忍沒什么。

胯下之辱與破釜沉舟、十面埋伏并不矛盾，因為沒有胯下之辱，就沒有破釜沉舟、十面埋伏。

《中日聯合聲明》與從前的抗美援朝和今天針鋒相對的中美博弈也不矛盾，因為沒有前者所代表的韜光養晦、隱忍退讓，就沒有后者所代表的置于死地而后生、從實力地位出發與美國對話。

實際上，在國際形勢趨向緊張的時候，國家之間簽訂的協議，大多都帶有免戰牌性質。這種免戰，其實是相互的，不過雙方需求的程度有所區別。

如果拉長時間線，所謂免戰牌，往往也是拖延術。比如歷史上著名的《慕尼黑協議》、《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都只能延緩卻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因為至少其中一方的目的，就是為了拖延時間而非解決矛盾。

最近的典型事例，則是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之后，在歐洲的協調下，俄、烏、德、法在白俄羅斯明斯克簽署的和平協議。

這本該是俄烏雙方的免戰牌，實際卻是西方各國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的拖延術。

就此而已，國際上的免戰牌，就好比中國古代皇帝賜予的丹書鐵卷，可以去努力爭取，但絕對不能把自身的安危寄托在這玩意兒之上。

中日建交之時，中國內部的社會形勢、經濟形勢并不好，外部更是面臨蘇聯巨大的軍事壓力。

而承接了美國產業轉移的日本，一方面需要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更重要的是，日本希望為二戰畫一個句號，徹底擺脫歷史負擔。

客觀評價，當時中國比日本更需要這塊免戰牌。因為這不僅是與日本的免戰牌，也是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免戰牌。

大國之間，要建立戰略互信很難。中國迫切需要美國來分擔蘇聯的戰略壓力，但尼克松訪華拿到籌碼之后，就跑到蘇聯去換取利益，其實就是在中蘇之間左右逢源，并沒有通過加強中美關系對付蘇聯的打算。

畢竟，在蘇聯的支持下，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真刀真槍與美國干過，要讓美國人相信中國可以成為對付蘇聯的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

為什么尼克松訪華之后，先有中日建交再有中美建交？

這就好比古代公主下嫁，一定要先安排宮女與駙馬同房，看看對方身體有沒有毛病、脾氣性格是否合適。

要讓美國下嫁，并且帶著嫁妝來對付蘇聯，我們肯定要先睡服了日本，道理就這么簡單。

而日本為了在主子面前爭寵，同時也是為了提前交好駙馬，也愿意來當這么個宮女。

因此，協議簽成這樣，雙方算是各取所需。迫于現實壓力，我們確實做出了讓步，但也埋下了琉球這張牌。

從歷史的大跨度來講，領土廣袤的中國潛力無限，我們埋的后門，今后可能變成通天大道，日本埋的后門，卻很可能被我們堵死。

并且歷史就是這樣走的。

琉球問題，隨時可能變成日本的絞索，臺灣問題，日本如果不知死活摻和進來，同樣會變成日本的絞索。

到今天，更需要這塊免戰牌的，其實已經變成了日本。甚至在校尉看來，只有日本還需要這塊免戰牌，中國完全用不著。

因此，現在日本跳出來宣稱《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效力，令校尉想起了歷史上日本的另一個騷操作，退出國聯。

在聯合國之前，西方國家還組建過一個類似的國際機構，也即簡稱國聯的國際聯盟。

作為殖民時代的后起之秀，日本成為了國聯五常之一，與英、法、德、意四個老牌殖民強國并列。當時美國受到歐洲列強的集體排擠，加上國內還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傾向，因此并沒有加入國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作為國聯成員，蔣介石政權申請國聯調查。

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

雖然國聯沒有為中國主持公道，但卻要求將東北由日本獨占改為國際共管。

這也是歐洲列強的老套路，借調停的名義為自己撈取好處，中國無數次吃過這種虧，比如沙俄借調停第二次鴉片戰爭，從中國割走烏蘇里江以東四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

一看歐洲老流氓故技重施，日本新流氓趕緊成立滿洲國，試圖通過扶持傀儡政權達到獨占東北的目的。

但在1933年的國聯投票中，以42:1否認了滿洲國的合法性。于是日本憤然退出國聯，與西方國家徹底翻臉，就此踏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

自大航海開啟全球化時代以來，不管國際社會有多險惡，作為成熟的國家，主動加入國際社會的博弈才是正確的選擇，否則就必然會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因為別人要算計你的時候，別說發聲，你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這跟人類社會是一樣的。

混得好的人，通常都是社牛。那些不善言辭、不喜歡與人打交道的人，不管天賦如何，往往很難打開局面。

國聯的五常地位，本是日本的護身符，雖然未必能夠保住日本，但總是多了一層防護。

在中美博弈日趨激烈、中日實力對比徹底改變的背景下，《中日聯合聲明》，同樣是日本的護身符，但卻變成了我們的束縛帶，既然日本主動放棄，我們當然樂見其成。

可惜的是，這只是日本在內部場合的一個表態，并未正式向中國提出，否則我們大可以順勢答應，一來解除了我們的約束，二來責任也在對方。

校尉說過，日本這個國家，向來只有小利沒有大義、只有戰術沒有戰略。

在日本已經被美國綁架的前提下，隨著中美博弈的發展，日本遲早會跳出來，給校尉等中國人一個削平心中塊壘、彌補歷史遺憾的機會。

我們要做的，一是耐心等待，二是在合適的時候，該刺激就刺激一下。

比如，琉球有事就是中國有事。

父輩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留下的后門，說不得，我們也要走一走，走出一條通天大道來。

結語：

如果說雅爾塔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國際協議，乃是戰后國際秩序的根基，那么，《中日聯合聲明》就是戰后中日關系的根基，同時也是雅爾塔體系的一部分。

當今之際，不管是俄羅斯吞并烏克蘭四州，還是美國對加拿大、格陵蘭、巴拿馬運河提出領土要求，亦或是德國成為歐洲軍的主力，都是對戰后秩序的破壞與顛覆。

二戰之后，最大的領土調整戰略機遇窗口正在逐步打開。

由于陸權帝國的故步自封，我們不僅完全錯過了從大航海到二戰的領土調整機遇，而且淪為列強瓜分的目標，損失了大量領土。

作為后二戰時代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們只希望對二戰之后的國際秩序進行針對性的改造，并不想徹底顛覆這個秩序。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

如果世界主要大國真的想要徹底顛覆戰后秩序，如果日本也想趁機火中取栗，那么，我們不介意順從這個歷史大勢。

否定《中日聯合聲明》，乃至否定戰后秩序，對現在的中國來說，是挑戰更是機遇，并且機遇遠遠大于挑戰。

如果《中日聯合聲明》沒有法律效力，那么，中日也就沒有實現關系正常化，依然處于戰后不確定的關系之中，不只是臺灣問題、琉球問題，還有日本的戰后賠償問題，還有戰勝國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問題，包括對日本的武力懲罰問題，便都可以從故紙堆里翻出來，好好說道說道。

大爭之世，以身入局，才能勝天半子。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正在打開，對經歷了殖民時代慘痛教訓的中國來說，這個機遇絕對不能錯過！